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八清初史學之建設

八清初史學之建設(1)

　　——萬季野　全謝山　附：初期史學家及地理學家

　　我最愛晚明學者虎虎有生氣。他們裡頭很有些人，用極勇銳的努力，想做大規模的創造。即以對於明史一事而論，我覺得他們的氣魄，比現代所謂學者們高得多了。

　　史事總是時代越近越重要。考證古史，雖不失為學問之一種，但以史學自任的人，對於和自己時代最接近的史事，資料較多，詢訪質證亦較便，不以其時做成幾部宏博翔實的書以貽後人，致使後人對於這個時代的史跡永遠在迷離徜中，又不知要費多少無謂之考證才能得其真相，那麼，真算史學家對不起人了。我常想：將來一部「清史」——尤其關於晚清部分，真不知作如何交代？直到現在，我所知道的，像還沒有人認這問題為重要，把這件事引為己任。比起晚明史學家，我們真是慚愧無地了。

　　明清之交各大師，大率都重視史學——或廣義的史學，即文獻學。試一閱亭林、梨洲、船山諸家著述目錄，便可以看出這種潮流了。內中專以史學名家，極可佩服而極可痛惜的兩個人，先要敘他們一敘。

　　吳炎，字赤溟；潘檉章，字力田，俱江蘇吳江人。兩位都是青年史學家——顧亭林忘年之友，不幸被無情的文字獄犧牲了。兩位所要做的事業，都未成功，又蒙奇禍而死，死後沒有人敢稱道他。我們幸而從顧亭林、潘次耕著述裡頭得著一點資料。《亭林詩集·汾州祭吳潘二節士詩》，有「一代文章亡左馬，千秋仁義在吳潘」之句，可謂推挹到極地了。《亭林文集》有《書吳潘二子事》一篇。據所記，則赤溟、力田二人，皆明諸生，國變時，年僅二十以上，發願以私人之力著成一部《明史》。亭林很敬慕他們，把自己所藏關於史料之書千餘卷都借給他們。康熙二年，湖洲莊廷鑨史獄起，牽累七十多人，陸麗京圻即其一也，而吳、潘皆與其難。亭林說他們「懷紙吮筆，早夜矻矻，其所手書盈床滿篋，而其才足以發之」。又說：「二子少余十餘歲，而余視為畏友。」他們的學問人格可想見了。力田實次耕之兄，遇難後家屬都被波累，次耕改從母姓為吳，其後次耕從亭林及徐昭法學，克成德業，從兄志也。兩人合著的《明史》，遭難時抄沒焚燒了。亭林藏書也燒在裡頭。赤溟別無著書。我僅在《歸元恭文續鈔》裡面看見他作的一篇序。力田著書存者有《國史考異》《松陵文獻》兩種。但《國史考異》已成者三十卷，燒剩下的僅有六卷。次耕的《遂初堂集》，對於這兩部書各有一篇序。我們從這兩篇序裡頭，可以看出力田的著述體例及其用力方法，大約大部分工夫，費在鑒別史料上頭。用科學精神治史，要首推兩君了。因本校圖書館無《遂初堂集》，未能徵引原文，改天再補入。兩君《明史稿》之遭劫，我認為是我們史學界不能回復之大損失，嗚呼！

　　我在第五講裡頭曾經說過，黃梨洲是清代史學開山之祖。梨洲門下傳受他的史學者，是萬充宗的兄弟萬季野。

　　季野，名斯同，卒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65。他的籍貫家世，在第五講已經敘過了。他的父兄都是有學問的人。兄弟八人，他最幼。據全謝山做的傳，說他小孩子時候異常淘氣，他父親履安先生泰每說要把他送和尚廟裡當徒弟，他頑性依然不改；於是把他鎖在空房裡頭。他看見架上有明史料數十冊，翻一翻覺得有趣，幾日間，讀完了，自是便刻志向學。逾年，遂隨諸兄後，學於梨洲。在梨洲門下年最少，梨洲最賞愛他。梨洲學問方面很多，所著《明史案》，今僅存其目，曾否成書蓋未可知。季野學固極博，然尤嗜文獻，最熟明代掌故，自幼年即以著明史為己任。康熙十七年詔徵鴻博，有人薦他，他力拒乃免。明年，開明史館，亭林的外甥徐元文當總裁，極力要羅致他。他因為官局搜羅資料較容易，乃應聘入京。給他官，他不要，請以布衣參史事，不署銜，不受俸。住在元文家裡，所有纂修官的稿都由他核定。他極反對唐以後史書設局分修的制度，說道：

　　昔遷、固才既傑出，又承父學，故事信而言文。其後專家之書，才雖不逮，猶未至如官修者之雜亂也。譬如入人之室，始而周其堂寢匽湢，繼而知其蓄產禮俗，久之其男女、少長、性質、剛柔、輕重、賢愚無不習察，然後可制其家之事。若官修之史，倉猝而成於眾人，不暇擇其才之宜與事之習，是猶招市人而與謀室中之事也。吾所以辭史局而假館總裁所者，惟恐眾人分操割裂，使一代治亂之跡，暗昧而不明耳。錢大昕《潛研堂集·萬季野先生傳》

　　季野自少時已委身于明史，至是旅京十餘年，繼續他的工作，著成《明史稿》五百卷。他略述著書旨趣道：

　　史之難言久矣。……而在今則事之信尤難。好惡因心，而毀譽隨之；一家之事，言者三人，而其傳各異矣；況數百年之久乎！言語可曲附而成，事蹟可鑿空而構，其傳而播之者，未必皆直道之行也；其聞而書之者，未必有裁別之識也。非論其世、知其人，而具見其表裡，則吾以為信，而枉者多矣。……實錄者，直載其事與言而無所增飾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核其言，而平心察之，則其本末十得八九矣。然言之發或有所由，事之端或由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則非他書不能具也。凡《實錄》之難詳者，吾以他書證之；他書之誣且濫者，吾以所得於《實錄》者裁之；雖不敢具謂可信，而枉者或鮮矣。昔人于《宋史》已病其繁蕪，而吾所述將倍焉。非不知簡之為貴也。吾恐後之人務博而不知所裁，故先為之極，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損，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與言之真而不可益也。方苞《望溪文集·萬季野先生墓表》

　　自唐以後，設官局修史，大抵湊雜成篇，漫無別擇，故所成之書，蕪穢特甚。內中如歐陽永叔之《五代史記》，朱晦庵之《通鑒綱目》等，號稱為有主義的著作，又專講什麼「春秋筆法」，從一兩個字眼上頭搬演花樣。又如蘇老泉、東坡父子、呂東萊、張天如等輩，專作油腔滑調的批評，供射策剿說之用，宋明以來大部分人，除司馬溫公、劉原父、鄭漁仲諸人外，所謂史學大率如此。到潘力田、萬季野他們所做的工作便與前不同。他們覺得，歷史其物，非建設在正確事實的基礎之上，便連生命都沒有了，什麼「書法」和批評，豈非都成廢話？然而欲求事實的正確，決非靠空洞的推論和尖巧的臆測所能得。必須用極耐煩工夫，在事實自身上旁推反勘，才可以得著真相。換一句話說，他們的工作，什有七八費在史料之搜集和鑒別。他們所特別致力者雖在明史，但這種研究精神，影響於前清一代史學界不少。將來健實的新史學，恐怕也要在這種研究基礎之上，才能發生哩。

　　現行《明史》，在二十四史中——除馬、班、范、陳四書外，最為精善，殆成學界公論了。《明史》雖亦屬官局分修，然實際上全靠萬季野。錢竹汀說：「乾隆初，大學士張公廷玉等奉詔刊定《明史》，以王公鴻緒《史稿》為本而增損之。王氏稿大半出先生手。」《潛研堂集·萬季野傳》蓋實錄也。乾隆四年張廷玉《進明史表》云：「惟舊臣王鴻緒之《史稿》，經名人三十載之用心。……」名人即指季野，不便質言耳。關於這件事，我們不能不替萬季野不平，而且還替學界痛惜。蓋明史館總裁，自徐元文後，繼任者為張玉書，為陳廷敬，為王鴻緒，都敬禮季野。季野費十幾年工夫，才把五百卷的《明史稿》著成。季野卒于京師，旁無親屬，所藏書籍數十萬卷，都被錢名世其人者全數乾沒去，《明史稿》原本，便落在王鴻緒手。鴻緒本屬僉壬巧宦，康熙末年，依附皇八子構煽奪嫡，卒坐放廢。這類人有什麼學問什麼人格呢？他得著這部書，便攘為己有，叫人謄鈔一份，每卷都題「王鴻緒著」，而且板心都印有「橫雲山人集」字樣，拿去進呈，自此萬稿便變成王稿了。這還不要緊，因為這位「白晝行劫的偷書賊」，贓證具在，人人共知，徒加增自己劣跡，並無損于季野。最可恨者，他偷了季野的書，卻把他改頭換面，顛倒是非，叫我們摸不清楚哪部分是真的，哪部分是假的。關於這件公案，後來學者零碎舉發頗多，恕我未能把他彙集起來做一篇詳細考證。記得魏默深《古微堂外集》有《書明史稿》兩篇，可參看。季野所謂「非其事與言之真而不可益」者，他卻「益」了許多。季野根本精神，一部分被偷書賊喪掉，真冤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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