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六清代經學之建設(2)

六清代經學之建設(2)

　　亭林欲樹人格的藩籬，簡單直捷提出一個「恥」字。他說：

　　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然而四者之中，恥為尤要。故夫子之論士曰：「行己有恥」；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又曰：「恥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原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無恥，謂之國恥。同上「廉恥」條

　　亭林以為無恥之習中于人心，非鬧到全個社會滅亡不止。他嘗借魏晉間風俗立論，極沉痛地說道：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同上「正始」條

　　他確信改良社會，是學者的天職，所以要人人打疊自己，說道：

　　匹夫之心，天下人之心也。

　　又說：

　　松柏後凋於歲寒，雞鳴不已於風雨。

　　他自己稱述生平說：

　　某雖學問淺陋，而胸中磊磊，絕無閹然媚世之習。《與人書》十一他教訓他最親愛的門生，沒有多話，但說：

　　自今以往，當思「以中材而涉末流」之戒。《文集》卷四《與潘次耕書》

　　總而言之，亭林是教人豎起極堅強的意志抵抗惡社會。其下手方法，尤在用嚴正的規律來規律自己，最低限度，要個人不至與流俗同化；進一步，還要用個人心力改造社會。我們試讀亭林著作，這種精神，幾於無處不流露。他一生行誼，又實在能把這種理想人格實現。所以他的說話，雖沒有什麼精微玄妙，但那種獨往獨來的精神，能令幾百年後後生小子如我輩者，尚且「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亭林教人做學問，專標「博學于文」一語。所謂「文」者，非辭章之謂。「文」之本訓，指木之紋理，故凡事物之條理亦皆謂之文。古書「文」字皆作此解。亭林說：

　　自身而至於家國天下，制之為度數，發之為音容，莫非文也。品節斯，斯之謂禮。《日知錄》卷七「博學于文」條

　　亭林專標「博學于文」，其目的在反對宋明學者以談心說性為學。他解釋《論語》道：「夫子之文章，無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故曰：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日知錄》卷七《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條其意以為，所謂人生哲學（性），所謂宇宙原理（天道），都散寄於事物條理（文章）之中。我們做學問，最要緊是用客觀工夫，講求事物條理，愈詳博愈好，這便是「博學于文」。若厭他瑣碎，嫌他粗淺，而專用主觀的冥想去求「性與天道」，那卻失之遠了。他說：「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同上正指此輩。

　　然則他自己博學于文的方法怎麼樣呢？他雖沒有詳細指授我們，我們可以從他的傳記和著述中約略看出些來。

　　書籍自然是學問主要的資料。亭林之好讀書，蓋其天性。潘次耕《日知錄序》說：「先生精力絕人，無他嗜好，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廢書。」據他自己說，11歲便讀《資治通鑒》《文集》卷二《鈔書自序》。他纂輯《天下郡國利病書》，從崇禎己卯起，凡閱書一千余部《文集》卷六《肇域志序》。崇禎己卯，他年才26耳，其少年之用力如此。潘次耕請刻《日知錄》，他說：「要以臨終絕筆為定。」《文集》卷四《與次耕書》其老年之用力如此。他說：「生平所見之友，以窮以老而遂至於衰頹者什而七八。赤豹……複書曰：『老則息矣，能無倦哉！』此言非也。君子之學，死而後已。」《文集》卷五《與人書》六大概亭林自少至老，真無一日不在讀書中。他旅行的時候極多，所計劃事情尤不少，卻並不因此廢學。這種劇而不亂、老而不衰的精神，實在是他學問大成的主要條件。

　　亭林讀書，並非專讀古書。他最注意當時的記錄，又不徒向書籍中討生活，而最重實地調查。潘次耕說：「先生足跡半天下，所至交其賢豪長者，考其山川風俗疾苦利病，如指諸掌。」《日知錄序》全謝山說：「先生所至呼老兵逃卒，詢其曲折，或與平日所聞不合，則即坊肆中發書而對勘之。」《亭林先生神道碑銘》可見亭林是最尊實驗的人。試細讀《日知錄》中論制度論風俗各條，便可以看出他許多資料，非專從紙片上可得。就這一點論，後來的古典考證家，只算學得「半個亭林」罷了。

　　亭林所以能在清代學術界占最要位置，第一，在他做學問的方法，給後人許多模範；第二，在他所做學問的種類，替後人開出路來。

　　其做學問的方法，第一要看他搜集資料何等精勤。亭林是絕頂聰明人，諒來誰也要承認。但他做工夫卻再笨沒有了。他從小受祖父之教，說「著書不如鈔書」。《文集》卷二《鈔書自序》他畢生學問，都從鈔書入手。換一方面看，也可說他「以鈔書為著書」。如《天下郡國利病書》《肇域志》，全屬鈔撮未經泐定者，無論矣。若《日知錄》，實他生平最得意之作。我們試留心細讀，則發表他自己見解者，其實不過十之二三，鈔錄別人的話最少居十之七八。故可以說他主要的工作，在鈔而不在著。

　　有人問：「這樣做學問法，不是很容易嗎？誰又不會鈔？」哈哈！不然不然。有人問他《日知錄》又成幾卷，他答道：

　　嘗謂今人纂輯之書，正如今人之鑄錢。古人采銅于山，今人則買舊錢名之曰廢銅以充鑄而已。所鑄之錢既已粗惡，而又將古人傳世之寶舂剉碎散，不存於後，豈不兩失之乎？承問《日知錄》又成幾卷，蓋期之以廢銅。而某自別來一載，早夜誦讀，反復尋究，僅得十餘條，然庶幾采山之銅也。《文集》卷四《與人書》十

　　你說《日知錄》這樣的書容易做嗎？他一年工夫才做得十幾條。我們根據這種事實，可以知道：不獨著書難，即鈔也不容易了。須知凡用客觀方法研究學問的人，最要緊是先徹底瞭解一事件之真相，然後下判斷。能否得真相，全視所憑藉之資料如何。資料，從量的方面看，要求豐備；從質的方面看，要求確實。所以資料之搜羅和別擇，實占全工作十分之七八。明白這個意思，便可以懂得亭林所謂采山之銅與廢銅之分別何如。他這段話對於治學方法之如何重要，也可以領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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