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六清代經學之建設

六清代經學之建設(1)

　　——顧亭林　閻百詩　附：胡朏明　萬充宗

　　清儒的學問，若在學術史上還有相當價值，那麼，經學就是他們唯一的生命。清儒的經學，和漢儒宋儒都根本不同，是否算得一種好學問，另為一問題。他們這一學派學問，也離不了進化原則，經一百多年才漸漸完成。但講到「篳路藍縷」之功，不能不推顧亭林為第一。顧亭林說：「古今安得別有所謂理學者！經學即理學也。自有舍經學以言理學者，而邪說以起。」又說：「今日只當著書，不當講學。」他這兩段話，對於晚明學風，表出堂堂正正的革命態度，影響於此後二百年思想界者極大。所以論清學開山之祖，舍亭林沒有第二個人。

　　亭林初名絳，國變後改名炎武，字曰甯人，學者稱為亭林先生。江蘇昆山人。生明萬曆四十一年，卒清康熙二十一年，年70（1613-1682）。他是一位世家子弟——江南有名的富戶。他承祖父命出繼堂叔為子。他的母親王氏，16歲未婚守節，撫育他成人。他相貌醜怪，瞳子中白而邊黑；性情耿介，不諧於俗，唯與同裡歸元恭莊為友，時有歸奇顧怪之目。他少年便留心經世之學，最喜歡鈔書。遍覽二十一史，明代十三朝實錄，天下圖經，前輩文編說部，以至公移邸鈔之類，有關於民生利害者，分類錄出，旁推互證。著《天下郡國利病書》，未成而國難作。清師下江南，亭林糾合同志起義兵守吳江。失敗後，他的朋友死了好幾位，他幸而逃脫。他母親自從昆山城破之日起絕粒二十七日而死，遺命不許他事滿洲。他本來是一位血性男子，受了母親這場最後熱烈激刺的教訓，越發把全生涯的方向決定了。他初時只把母親淺殯，立意要等北京恢復，崇禎帝奉安後，才舉行葬禮。過了兩年，覺得這種希望很杳茫，勉強把母先葬。然而這一段隱痛，永久藏在他心坎中，終身不能忘卻。他後來棄家遠遊，到老不肯過一天安逸日子，就是為此。他葬母之後，隆武帝（唐王）在福建，遙授他職方司主事。他本要奔赴行在，但因為道路阻隔，去不成。他看定了東南的悍將惰卒，不足集事，且民氣柔脆，地利亦不宜於進取，於是決計北游，想通觀形勢，陰結豪傑，以圖光復。曾五謁孝陵明太祖陵，在南京，六謁思陵明懷宗陵，在直隸昌平。其時他的家早已破了，但他善於理財，故一生羈旅，曾無困乏。每到一地，他認為有注意價值者，便在那裡墾田。墾好了，交給朋友或門生經理，他又往別處去。江北之淮安，山東之章丘，山西雁門之北、五台之東，都有他墾田遺跡。可見他絕對的不是一位書呆子，他所提倡窮經致用之學，並非紙上空談。若論他生平志事，本來不是求田問舍的人。原有的家產尚且棄而不顧，他到處經營這些事業，弄些錢做什麼用處？我們試想一想。他下半世的生涯，大半消磨在旅行中。他旅行，照例用兩匹馬換著騎，兩匹騾馱帶應用書籍。到一險要地方，便找些老兵退卒，問長問短，倘或和平日所聞不合，便就近到茶房裡打開書對勘。到晚年，乃定居陝西之華陰，他說：「秦人慕經學，重處士，持清議，實他邦所少。而華陰綰轂關河之口，雖足不出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險，不過十裡之遙。若志在四方，則一出關門，亦有建瓴之勢。」可見他即住居一地，亦非漫無意義。他雖南人，下半世卻全送在北方，到死也不肯回家。他本是性情極厚、守禮極嚴的君子。他父母墳墓，忍著幾十年不祭掃。夫人死了，也只臨風一哭。為何舉動反常到如此田地？這個啞謎，只好讓天下萬世有心人胡猜罷了。他北游以前，曾有家中世僕，受裡豪嗾使，告他「通海」。當時與魯王、唐王通者，謂之通海。他親自把那僕人抓住投下海去，因此鬧一場大官司，幾乎送命。康熙三年，他在京，山東忽然鬧什麼文字獄，牽連到他。他立刻親到濟南對簿，入獄半年。這是他一生經過的險難。比起黃梨洲，也算平穩多了。康熙十七年開博學鴻儒科，都中闊人，相爭要羅致他。他令他的門生宣言：「刀繩具在，無速我死。」次年開明史館，總裁葉方藹又要特薦他。他給葉信說道：「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則以身殉之矣。」清廷諸人，因此再不敢惹他。他的外甥徐乾學、徐元文，少時由他撫養提拔，後來他們做了闊官，要迎養他南歸，他無論如何都不肯。他生平制行極嚴，有一次徐乾學兄弟請他吃飯，入座不久，便起還寓。乾學等請終席張燈送歸，他作色道：「世間唯有淫奔、納賄二者皆於夜行之，豈有正人君子而夜行者乎？」其方正類如此。

　　我生平最敬慕亭林先生為人，想用一篇短傳撰寫他的面影，自愧才力薄弱，寫不出來。但我深信他不但是經師，而且是人師。我以為現代青年，很應該用點工夫，多參閱些資料，以看出他的全人格。有志於是者，請讀全謝山《鮚埼亭集·亭林先生神道碑銘》；《亭林文集》中卷三《與葉切庵書》、《答原一、公肅兩甥書》，卷四《與人書》十餘篇，又《與潘次耕書》《亭林余集》《王碩人行狀》《答潘次耕書》等篇。若更要詳細一點，請讀張石洲的《亭林先生年譜》。

　　亭林學術大綱，略見於他所作《與友人論學書》，《文集》卷三其文曰：

　　……竊歎夫百餘年以來之學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命與仁，孔子之所罕言也；性與天道，子貢之所未得聞也；性命之理，著之《易傳》，未嘗數以語人。其答問士也，則曰「行己有恥」。其為學，則曰「好古敏求」。其與門弟子言，舉堯舜相傳所謂危微精一之說一切不道，而但曰「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嗚呼！聖人之所以為學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今之君子則不然，聚賓客門人之學者數十百人，「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而一皆與之言心言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是必其道之高於孔子，而其門弟子之賢于子貢也，我弗敢知也。《孟子》一書，言心言性，亦諄諄矣。乃至萬章、公孫醜、陳代、陳臻、周霄、彭更之所問，與孟子之所答者，常在乎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間。以伊尹之元聖，堯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而其本乃在乎千駟一介之不視不取。伯夷、伊尹之不同於孔子也，而其同者則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是故性也命也，孔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恒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我弗敢知也。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于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於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恥之於人大矣！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嗚呼！士而不先言恥，則為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為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于聖人而去之彌遠也。……

　　亭林學術之最大特色，在反對向內的——主觀的學問，而提倡向外的——客觀的學問。他說：

　　自宋以後，一二賢智之徒，病漢人訓詁之學得其粗跡，務矯之以歸於內；而「達道」「達德」「九經」「三重」之事置之不論，此真所謂「告子未嘗知義」者也。《日知錄》卷七《行吾敬故謂之內也》條

　　又說：

　　孟子言：「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然則但求放心，遂可不必學問乎？與孔子言「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者，何其不同耶？……孟子之意，蓋欲能求放心，然後可以學問。「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此放心而不知求也。然但知求放心，而未嘗窮中罫之方，悉雁行之勢，亦必不能從事于奕。同上「求放其心」條

　　亭林著作中，像這類的話很不少，以上所引，不過略舉為例。要之清初大師，如夏峰、梨洲、二曲輩，純為明學餘波。如船山、舜水輩雖有反明學的傾向，而未有所新建設，或所建設未能影響社會。亭林一面指斥純主觀的王學不足為學問，一面指點出客觀方面許多學問途徑來。於是學界空氣一變，二三百年間跟著他所帶的路走去。亭林在清代學術史所以有特殊地位者在此。

　　亭林所標「行己有恥，博學于文」兩語，一是做人的方法，一是做學問的方法。做人為什麼專標「行己有恥」呢？因為宋明以來學者，動輒教人以明心見性、超凡入聖。及其末流，許多人濫唱高調，自欺欺人，而行檢之間，反蕩然無忌憚。晚明政治混濁，滿人入關，從風而靡，皆由於此。亭林深痛之，所以說：

　　古之疑眾者行偽而堅，今之疑眾者行偽而脆。《文集》卷四《與人書》

　　亭林以為人格不立，便講一切學問都成廢話。怎樣才能保持人格？他以為，最忌的是圓滑，最要的是方嚴。他說：

　　讀屈子《離騷》之篇原文云：「彼堯舜之耿介兮，固中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披兮，夫惟捷徑以窘步。」乃知堯舜所以行出乎人者，以其耿介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則不可以入堯舜之道矣。《日知錄》卷十三「耿介」條

　　老氏之學所以異乎孔子者，「和其光、同其塵」，此所謂似是而非也，《卜居》《漁父》二篇盡之矣。非不知其言之可從也，而義有所不當為也。揚子雲而知此義也，《反離騷》其可不作矣。尋其大指，「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此其所以為莽大夫與？同上「鄉願」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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