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反動與先驅(2)

一反動與先驅(2)

　　費燕峰說：

　　清談害實，始于魏晉，而固陋變中，盛于宋南北。案：費氏提倡「實」與「中」兩義，故斥當時學派為害實變中。自漢至唐，異說亦時有，然士安學同，中實尚屬。至宋而後，齊逞意見，專事口舌，……又不降心將人情物理平居處事點勘離合，說者自說，事者自事，終為兩斷。一段好議論，美聽而已。……後儒所論，唯深山獨處，乃可行之；城居郭聚，有室有家，必不能也。蓋自性命之說出，而先王之三物六行亡矣。……學者所當痛心，而喜高好僻之儒，反持之而不下。無論其未嘗得而空言也，果「靜極」矣，「活潑潑地會」矣，「坐忘」矣，「心常在腔子裡」矣，「即物之理無不窮，本心之大無不立，而良心無不致」矣，亦止與達摩面壁、天臺止觀同一門庭。……何補于國？何益於家？何關於政事？何救于民生？……學術蠱壞，世道偏頗，而夷狄寇盜之禍亦相挺而起……《費氏遺書·弘道書》卷中平心而論，陽明學派，在二千年學術史上，確有相當之價值，不能一筆抹殺，上文所引諸家批評，不免都有些過火之處。但末流積弊，既已如此，舉國人心對於他既已由厭倦而變成憎惡，那麼這種學術，如何能久存？反動之起，當然是新時代一種迫切的要求了。

　　大反動的成功，自然在明亡清興以後。但晚明最末之二三十年，機兆已經大露，試把各方面的趨勢一一指陳。

　　第一，王學自身的反動。最顯著的是劉蕺山宗周一派，蕺山以崇禎十七年（1644）殉難特標「證人」主義，以「慎獨」為入手，對於龍溪王畿、近溪羅汝芳、心齋王艮諸人所述的王學，痛加針砭，總算是舍空談而趨實踐，把王學中談玄的成分減了好些。但這種反動，當然只能認為舊時代的結局，不能認為新時代的開山。

　　第二，自然界探索的反動。晚明有兩位怪人，留下兩部怪書。其一為徐霞客名宏祖，生萬曆十三年（1585），卒崇禎十三年（1640），年56，是一位探險家，單身步行，把中國全部都遊歷遍了。他所著的書，名曰《霞客遊記》，內中一半雖屬描寫風景，一半卻是專研究山川脈絡，於西南——雲、桂、蜀、貴地理，考證極為詳確。中國實際調查的地理書，當以此為第一部。其二為宋長庚名應星，奉新人，卒年無考，丁文江推定為卒于順治、康熙間，是一位工業科學家。他所著有兩部書，一部是《畫音歸正》，據書名當是研究方音，可惜已佚；一部是《天工開物》商務印書館正在重印，用科學方法研究食物、被服、用器，以及冶金、制械、丹青，珠玉之原料工作，繪圖貼說，詳確明備。這兩部書不獨一洗明人不讀書的空談，而且比清人「專讀書的實談」還勝幾籌，真算得反動初期最有價值的作品。本條所舉，雖然不過一兩個人一兩部書，不能認為代表時代，然而學者厭蹈空喜踏實的精神，確已漸漸表現了。

　　第三，明末有一場大公案，為中國學術史上應該大筆特書者，曰：歐洲曆算學之輸入。先是馬丁·路得既創新教，羅馬舊教在歐洲大受打擊，於是有所謂「耶穌會」者起，想從舊教內部改革振作。他的計劃是要傳教海外，中國及美洲實為其最主要之目的地。於是利馬竇、龐迪我、熊三拔、龍華民、鄧玉函、陽瑪諾、羅雅谷、艾儒略、湯若望等，自萬曆末年至天啟、崇禎間先後入中國。中國學者如徐文定名光啟，號元扈，上海人，崇禎六年（1633）卒，今上海徐家匯即其故宅、李涼庵名之藻，仁和人等都和他們來往，對於各種學問有精深的研究。先是所行「大統曆」，循元郭守敬「授時曆」之舊，錯謬很多。萬曆末年，朱世堉、邢雲路先後上疏指出他的錯處，請重為厘正。天啟、崇禎兩朝十幾年間，很拿這件事當一件大事辦。經屢次辯爭的結果，卒以徐文定、李涼庵領其事，而請利、龐、熊諸客卿共同參預，卒完成曆法改革之業。此外中外學者合譯或分撰的書籍，不下百數十種。最著名者，如利、徐合譯之《幾何原本》，字字精金美玉，為千古不朽之作，無庸我再為讚歎了。其餘《天學初函》《崇禎曆書》中幾十部書，都是我國曆算學界很豐厚的遺產。又《辨學》一編，為西洋論理學輸入之鼻祖。又徐文定之《農政全書》六十卷，熊三拔之《泰西水法》六卷，實農學界空前之著作。我們只要肯把當時那班人的著譯書目一翻，便可以想見他們對於新知識之傳播如何的努力。只要肯把那個時代的代表作品——如《幾何原本》之類擇一兩部細讀一過，便可以知道他們對於學問如何的忠實。要而言之，中國智識線和外國智識線相接觸，晉唐間的佛學為第一次，明末的曆算學便是第二次。中國元代時和阿拉伯文化有接觸，但影響不大。在這種新環境之下，學界空氣，當然變換，後此清朝一代學者，對於曆算學都有興味，而且最喜歡談經世致用之學，大概受利、徐諸人影響不小。

　　第四，藏書及刻書的風氣漸盛。明朝人不喜讀書，已成習慣，據費燕峰密所說：《十三經注疏》除福建版外，沒有第二部。見《弘道書》卷上固陋到這程度，實令人吃驚。但是，到萬曆末年以後，風氣漸變了。焦弱侯名竑，江甯人，萬曆四十八年（1620）卒的《國史經籍志》，在目錄學上就很有相當的價值。範堯卿名欽，鄞縣人創立天一閣，實為現在全國——或者還是全世界——最古最大的私人圖書館。可惜這個圖書館到民國以來已成了空殼子了。毛子晉名晉，常熟人和他的兒子斧季扆，他們家的汲古閣專收藏宋元刻善本，所刻《津逮秘書》和許多單行本古籍，直到今日，還在中國讀書界有很大價值。這幾位都是明朝最後二三十年間人。毛斧季是清朝人。他們這些事業，都可以說是當時講學的反動。焦弱侯也是王學家健將，但他卻好讀書。這點反動，實在是給後來學者很有益的工具。例如黃梨洲、萬九沙、全謝山都讀天一閣藏書。汲古閣刻本書，流布古籍最有功，且大有益於校勘家。

　　第五，還有一件很可注意的現象，這種反動，不獨儒學方面為然，即佛教徒方面也甚明顯。宋、元、明三朝，簡直可以說除了禪宗，別無佛教。到晚明忽然出了三位大師：一蓮池名宏，萬曆四十三年（1615）卒；二憨山名德清，天啟三年（1623）卒；三蒲益名智旭，順治九年（1655）卒。我們試把《雲棲法匯》蓮池著、《夢遊集》憨山著、《靈峰宗論》蒲益著一讀。他們反禪宗的精神，到處都可以看得出來。他們提倡的是淨土宗。清朝一代的佛教——直到楊仁山為止，走的都是這條路。禪淨優劣，本來很難說——我也不願意說，但禪宗末流，參話頭，背公案，陳陳相因，自欺欺人，其實可厭。蓮池所倡淨宗，從極平實的地方立定，做極嚴肅的踐履工夫，比之耶教各宗，很有點「清教徒」的性質，這是修持方面的反動。不唯如此，他們既感覺掉弄機鋒之靠不住，自然回過頭來研究學理。於是憨山注《楞伽》《楞嚴》；蒲益注《楞嚴》《起信》《唯識》，乃至把全藏通讀，著成《閱藏知津》一書。他們的著述價值如何，且不必論，總之一返禪宗束書不觀之習，回到隋唐人做佛學的途徑，是顯而易見了。同時錢牧齋（謙益）著了一大部《楞嚴蒙鈔》，也是受這個潮流的影響。

　　以上所舉五點，都是明朝煞尾二三十年間學術界所發生的新現象。雖然讀黃梨洲《明儒學案》，一點看不出這些消息，然而我們認為關係極重大。後來清朝各方面的學術，都從此中孕育出來。我這部講義，所以必把這二三十年做個「楔子」，其理由在此。

　　「楔子」完了，下回便入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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