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二清代學術變遷與政治的影響（上）

二清代學術變遷與政治的影響（上）

　　本講義目的，要將清學各部分稍為詳細解剖一番。但部分解剖以前，像應該先提挈大勢，令學者得著全部大概的印象。我現在為省事起見，將舊作《清代學術概論》頭一段抄下來做個引線。原書葉一至六。

　　「今之恒言，曰『時代思潮』。此其語最妙于形容。凡文化發展之國，其國民于一時期中，因環境之變遷與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進路，同趨於一方向，於是相與呼應洶湧如潮然。始焉其勢甚微，幾莫之覺；寖假而漲——漲——漲，而達于滿度；過時焉則落，以漸至於衰熄。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則其思必有相當之價值，而又適合於其時代之要求者也。凡『時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時代，必文化昂進之時代也。其在我國自秦以後，確能成為時代思潮者，則漢之經學，隋唐之佛學，宋及明之理學，清之考證學，四者而已。」

　　「凡時代思潮無不由『繼續的群眾運動』而成。所謂運動者，非必有意識、有計劃、有組織，不能分為誰主動、誰被動、其參加運動之人員，每各不相謀，各不相知。其從事運動時所任之職役，各各不同，所采之手段亦互異。於同一運動之下，往往分無數小支派，甚且相嫉視相排擊。雖然，其中必有一種或數種之共同觀念焉，同根據之為思想之出發點。此中觀念之勢力，初時本甚微弱，愈運動則愈擴大，久之則成為一種權威。此觀念者，在其時代中，儼然現宗教之色彩，一部分人，以宣傳捍衛為己任，常以極純潔之犧牲的精神赴之；及其權威漸立，則在社會上成為一種公共之好尚，忘其所以然，而共以此為嗜。若此者，今之譯語，謂之『流行』，古之成語，則曰『風氣』。風氣者，一時的信仰也。人鮮敢嬰之，亦不樂嬰之。其性質幾比宗教矣。一思潮播為風氣，則其成熟之時也。」

　　「佛說一切流轉相，例分四期，曰：生、住、異、滅。思潮之流轉也正然，例分四期：一、啟蒙期（生）；二、全盛期（住）；三、蛻分期（異）；四、衰落期（滅）。無論何國何時代之思潮，其發展變遷，多循斯軌。啟蒙期者，對於舊思潮初起反動之期也。舊思潮經全盛之後，如果之極熟而致爛，如血之凝固而成瘀，則反動不得不起。反動者，凡以求建設新思潮也。然建設必先之以破壞。故此期之重要人物，其精力皆用於破壞，而建設蓋有所未遑。所謂未遑者，非閣置之謂。其建設之主要精神，在此期間必已孕育，如史家所謂『開國規模』者然。雖然，其條理未確立，其研究方法正在間錯試驗中，棄取未定。故此期之著作，恒駁而不純，但在淆亂粗糙之中，自有一種元氣淋漓之象。此啟蒙期之特色也，當佛說所謂『生』相。於是進為全盛期。破壞事業已告終，舊思潮屏息慴伏，不復能抗顏行，更無須攻擊防衛以靡精力。而經前期醞釀培灌之結果，思想內容日以充實，研究方法亦日以精密，門戶堂奧次第建樹，繼長增高，『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燦然矣。一世才智之士，以此為好尚，相與淬厲精進，闒冗者猶希聲附和，以不獲廁于其林為恥。此全盛期之特色也，當佛說所謂『住』相。更進則入於蛻分期：境界國土，為前期人士開闢殆盡，然學者之聰明才力，終不能無所用也，只得取局部問題，為『窄而深』的研究，或取其研究方法，應用之於別方面，於是派中小派出焉。而其時之環境，必有以異乎前。晚出之派，進取氣較盛，易與環境順應，故往往以附庸蔚為大國，則新衍之別派與舊傳之正統派成對峙之形勢，或且駸駸乎奪其席。此蛻化期之特色也，當佛說所謂『異』相。過此以往，則衰落期至焉。凡一學派當全盛之後，社會中希附末光者日眾，陳陳相因，固已可厭。其時此派中精要之義，則先輩已濬發無餘。承其流者，不過捃摭末節以弄詭辯。且支派分裂，排軋隨之，益自暴露其缺點。環境既已變易，社會需要，別轉一方向，而猶欲以全盛期之權威臨之，則稍有志者必不樂受；而豪傑之士欲創新必先推舊，遂以彼為破壞之目標，於是入于第二思潮之啟蒙期，而此思潮遂告終焉。此衰落期無可逃避之命運，當佛說所謂『滅』相。」

　　「吾觀中外古今之所謂『思潮』者，皆循此歷程以遞相流轉。而有清二百餘年，則其最切著之例證也。」

　　我說的「環境之變遷與心理之感召」，這兩項要當為「一括搭」的研究。內中環境一項，包含範圍很廣，而政治現象，關係最大。所以我先要把這一朝政治上幾個重要關目稍為提挈，而說明其影響於學術界者何如。

　　1644年3月19日以前，是明崇禎十七年；五月初十日之後，便變成清順治元年了。本來一姓興亡，在歷史上算不得什麼一回大事，但這回卻和從前有點不同。新朝是「非我族類」的滿洲，而且來得太過突兀，太過僥倖。北京、南京一年之中，唾手而得，抵抗力幾等於零。這種激刺，喚起國民極痛切的自覺，而自覺的率先表現實在是學者社會。魯王、唐王在浙、閩，永曆帝在兩廣、雲南，實際上不過幾十位白面書生——如黃石齋道周、錢忠介肅樂、張蒼水煌言、王完勳翌、瞿文忠式耜、陳文忠子壯、張文烈家玉……諸賢在那裡發動主持。他們多半是無官守無言責之人，盡可以不管閒事，不過想替本族保持一分人格，內則隱忍遷就於悍將暴卒之間，外則與「泰山壓卵」的新朝為敵。雖終歸失敗，究竟已把殘局支撐十幾年，成績也算可觀了。就這一點論，那時候的學者，雖厭惡陽明學派，我們卻應該從這裡頭認取陽明學派的價值。因為這些學者留下許多可歌可泣的事業，令我們永遠景仰。他們自身，卻都是——也許他們自己不認——從陽明學派這位母親的懷裡哺養出來。

　　這些學者雖生長在陽明學派空氣之下，因為時勢突變，他們的思想也像蠶蛾一般，經蛻化而得一新生命。他們對於明朝之亡，認為是學者社會的大恥辱大罪責，於是拋棄明心見性的空談，專講經世致用的實務。他們不是為學問而做學問，是為政治而做學問。他們許多人都是把半生涯送在悲慘困苦的政治活動中，所做學問，原想用來做新政治建設的準備，到政治完全絕望，不得已才做學者生活。他們裡頭，因政治活動而死去的人很多，剩下生存的也斷斷不肯和滿洲人合作，寧可把夢想的「經世致用之學」依舊托諸空言，但求改變學風以收將來的效果。黃梨洲、顧亭林、王船山、朱舜水，便是這時候代表人物。他們的學風，都在這種環境中間發生出來。

　　滿洲人的征服事業，初時像很容易，越下去越感困難。順治朝十八個年頭，除閩、粵、桂、滇之大部分始終奉明正朔外，其餘各地擾亂，未嘗停息。就文化中心之江浙等省，從清師渡江後，不斷的反抗。鄭延平成功、張蒼水煌言會師北伐時順治十六年，大江南北，一個月間，幾乎全部恢復。到永曆帝從緬甸人手上賣給吳三桂的時候，順治帝已死去7個月了其年正月。康熙帝即位那年即順治十八年，雲南蕩平，鄭氏也遁入臺灣，征服事業，總算告一個結束。但不久又有三藩之亂，擾攘十年，方才戡定康熙十二年至二十一年。所以滿洲人雖僅用40日工夫便奠定北京，卻須用40年工夫才得有全中國。他們在這40年裡頭，對於統治中國人方針，積了好些經驗。他們覺得用武力制伏那降將悍卒沒有多大困難，最難纏的是一班「念書人」——尤其是少數有學問的學者。因為他們是民眾的指導人，統治前途暗礁，都在他們身上。滿洲政府用全副精神對付這問題，政策也因時因人而變。略舉大概，可分三期：

　　第一期：順治元年至十年，約十年間，利用政策。

　　第二期：順治十一二年至康熙十年，約十七八年間，高壓政策。

　　第三期：康熙十一二年以後，懷柔政策。

　　第一期為睿親王多爾袞攝政時代。滿兵倉猝入關，一切要靠漢人為虎作倀。所以一面極力招納降臣，一面運用明代傳來的愚民工具——八股科舉，年年鬧什麼「開科取士」，把那些熱衷富貴的人先行絆住。第二期，自多爾袞死去，順治帝親政順治七年，政策漸變。那時除了福建、兩廣、雲南尚有問題外，其餘全國大部分，都已在實力統治之下。那群被「誘姦」過的下等「念書人」，不大用得著了。於是板起面孔，抓著機會便給他們點苦頭吃吃。其對於個人的操縱，如陳名夏、陳之遴、錢謙益、龔鼎孳那班「貳臣」，糟蹋得淋漓盡致。其對於全體的打擊，如順治十四年以後連年所起的科場案，把成千成萬的八股先生嚇得人人打噤。那時滿廷最痛恨的是江浙人。因為這地方是人文淵藪，輿論的發縱指示所在，反滿洲的精神到處橫溢。所以自「窺江之役」即順治十六年鄭、張北伐之役以後，借「江南奏銷案」名目，大大示威。被牽累者一萬三千餘人，縉紳之家無一獲免。這是順治十八年的事。其時康熙帝已即位，鼇拜一派執政，襲用順治末年政策，變本加厲。他們除糟蹋那等下等念書人外，對於真正知識階級，還興許多文字獄，加以特別摧殘。最著名的，如康熙二年湖州莊氏史案，一時名士如潘力田檉章、吳赤瀉炎等七十多人同時遭難。此外，如孫夏峰于康熙三年被告對簿，顧亭林於康熙七年在濟南下獄，黃梨洲被懸購緝捕，前後四面，這類史料，若仔細搜集起來，還不知多少。這種政策，徒助長漢人反抗的氣焰，毫無效果。到第三期，值康熙帝親政後數年，「三藩之亂」繼起。康熙本人的性格，本來是闊達大度一路，當著這變亂時代，更不能不有戒心，於是一變高壓手段為懷柔手段。他的懷柔政策，分三著實施。第一著，為康熙十二年之薦舉山林隱逸。第二著，為康熙十七年之薦舉博學鴻儒。但這兩著總算失敗了，被買收的都是二三等人物，稍微好點的也不過新進後輩。那些負重望的大師，一位也網羅不著，倒惹起許多惡感。第三著為康熙十八年之開《明史》館。這一著卻有相當的成功。因為許多學者，對於故國文獻，十分愛戀。他們別的事不肯和滿洲人合作，這件事到底不是私眾之力所能辦到，只得勉強將就了。以上所講，是滿洲入關後三四十年對漢政策變遷之大概。除第一期沒有多大關係外，第二期的高壓和第三期的懷柔，都對於當時學風很有影響。

　　還有應該附帶論及者一事，即康熙帝自身對於學問之態度。他是一位極聰明而精力強滿的人，熱心向慕文化，有多方面的興味。他極相信科學，對於天文曆算有很深的研究，能批評梅定九的算書。他把許多耶穌會的西洋人——南懷仁、安多、白進、徐日升、張誠等，放在南書房，叫他們輪日進講——講測量、數學、全體學、物理學等等。他得他們的幫助，制定康熙永年曆，並著有《數理精蘊》《曆象考成》等書，又造成極有名的觀象臺。他費30年實測工夫，專用西洋人繪成一部《皇輿全覽圖》。這些都是在我們文化史上值得特筆大書的事實。他極喜歡美術，西洋畫家焦秉貞是他很得意的內廷供奉。三王的畫，也是他的嗜好品。他好講理學，崇拜程朱。他對於中國歷史也有相當的常識，《資治通鑒》終身不離手。他對中國文學也有相當的鑒賞能力。在專制政體之下，君主的好劣，影響全國甚大，所以他當然成為學術史上有關係的人。

　　把以上各種事實，綜合起來，我們可以瞭解清代初期學術變遷的形勢及其來由了。從順治元年到康熙二十年約三四十年間，完全是前明遺老支配學界。他們所努力者，對於王學實行革命（內中也有對於王學加以修正者）。他們所要建設的新學派方面頗多，而目的總在「經世致用」。他們元氣極旺盛，像用大刀闊斧打開局面，但條理不免疏闊。康熙二十年以後，形勢漸漸變了。遺老大師，凋謝略盡。後起之秀，多半在新朝生長，對於新朝的仇恨，自然減輕。先輩所講經世致用之學，本來預備推倒滿洲後實見施行。到這時候，眼看滿洲不是一時推得倒的，在當時政府之下實現他們理想的政治，也是無望。那麼，這些經世學都成為空談了。況且談到經世，不能不論到時政，開口便觸忌諱。經過屢次文字獄之後，人人都有戒心。一面社會日趨安寧，人人都有安心求學的餘裕，又有康熙帝這種「右文之主」極力提倡。所以這個時候的學術界，雖沒有前次之波瀾壯闊，然而日趨於健實有條理。其時學術重要潮流，約有四支：一、閻百詩、胡東樵一派之經學，承顧、黃之緒，直接開後來乾嘉學派；二、梅定九、王寅旭一派之曆算書，承晚明利、徐之緒，作科學先鋒；三、陸桴亭、陸稼書一派之程朱學，在王學與漢學之間，折衷過渡；四、顏習齋、李剛主一派之實踐學，完成前期對王學革命事業而進一步。此則康熙一朝六十年間全學界之大概情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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