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學術概論十九

十九

　　以上諸師所論，皆為全盛期之正統派。此派遠發源于順、康之交，直至光、宣，而流風餘韻，雖替未沫，直可謂與前清朝運相終始。而中間乾、嘉、道百餘年間，其氣象更掩襲一世，實更無他派足與抗顏行。若強求其一焉，則固有在此統一的權威之下而常懷反側者，即所謂「古文家」者是已。

　　宋明理學極敝，然後清學興。清學既興，治理學者漸不復能成軍。其在啟蒙期，猶為程、朱、陸、王守殘壘者，有孫奇逢、李中孚、刁包、張履祥、張爾岐、陸隴其、陸世儀諸人，皆尚名節，厲實行，粹然純儒，然皆硜硜自守，所學遂不克光大。同時有湯斌、李光地、魏象樞、魏裔介輩，亦治宋學，頗媕婀投時主好以躋通顯。時清學壁壘未立，諸大師著述談說，往往出入漢宋，則亦相忘於道術而已。

　　乾隆之初，惠、戴崛起，漢幟大張，疇昔以宋學鳴者，頗無顏色。時則有方苞者，名位略似斌、光地等，尊宋學，篤謹能躬行，而又好為文。苞，桐城人也，與同裡姚范、劉大櫆共學文，誦法曾鞏、歸有光，造立所謂古文義法，號曰「桐城派」。又好述歐陽修「因文見道」之言，以孔、孟、韓、歐、程、朱以來之道統自任，而與當時所謂漢學者互相輕。範從子鼐，欲從學戴震。震固不好為人師，謝之。震之規古文家也曰：「諸君子之為之也，曰：是道也，非藝也。夫道固有存焉者矣，如諸君子之文，亦惡睹其非藝歟？」（《東原集·與方希原書》）錢大昕亦曰：方氏「所謂古文義法者，特世俗選本之古文，……法且不知，義更何有？……若方氏乃真不讀書之甚者，吾兄特以其波瀾意度近于古而喜之。……」（《潛研堂集》三十三《與友人書》）由是諸方諸姚頗不平。鼐屢為文詆漢學破碎，而方東樹著《漢學商兌》，遍詆閻、胡、惠、戴所學，不遺餘力。自是兩派始交惡。其後陽湖惲敬、陸繼輅自「桐城」受義法而稍變其體；張惠言、李兆洛皆治考證學，而亦好為文，與惲、陸同氣，號「陽湖派」。戴、段派之考證學，雖披靡一世，然規律太嚴整，且亦聲希味淡，不能悉投眾嗜，故誦習兩派古文家者卒不衰，然才力薄，罕能張其軍者。

　　咸同間，曾國藩善為文而極尊「桐城」，嘗為《聖哲畫像贊》，至躋姚鼐與周公、孔子並列。國藩功業既焜燿一世，「桐城」亦緣以增重，至今猶有挾之以媚權貴欺流俗者。

　　平心論之，「桐城」開派諸人，本狷潔自好、當「漢學」全盛時而奮然與抗，亦可謂有勇。不能以其末流之墮落歸罪於作始。然此派者，以文而論，因襲矯揉，無所取材；以學而論，則獎空疏，閼創獲，無益於社會。且其在清代學界，始終未嘗占重要位置，今後亦斷不復能自存，置之不論焉可耳。

　　方東樹之《漢學商兌》，卻為清代一極有價值之書。其書成于嘉慶間，正值正統派炙手可熱之時，奮然與抗，亦一種革命事業也。其書為宋學辯護處，固多迂舊，其針砭漢學家處，卻多切中其病，就中指斥言「漢易」者之矯誣，及言典章制度之莫衷一是，尤為知言。後此治漢學者頗欲調和漢宋，如阮元著《性命古訓》。陳澧著《漢儒通義》，謂漢儒亦言理學，其《東塾讀書記》中有《朱子》一卷，謂朱子亦言考證，蓋頗受此書之反響雲。

　　在全盛期與蛻分期之間，有一重要人物，曰會稽章學誠。學誠不屑於考證之學，與正統派異。其言「六經皆史」，且極尊劉歆《七略》，與今文家異。然其所著《文史通義》，實為乾嘉後思想解放之源泉。其言「賢智學于聖人，聖人學于百姓」，「集大成者乃周公而非孔子」（《原道篇》）；言「六經皆史，而諸子又皆出於六經」（《易教》、《詩教》、《經解》諸篇）；言「戰國以前無著述」（《詩教篇》）；言「古人之言，所以為公，未嘗私據為己有」（《言公篇》）；言「古之糟粕，可以為今之精華」（《說林篇》）；言「後人之學勝於前人，乃後起之智慮所應爾」（《朱陸篇》）；言「學術與一時風尚不必求適合」（《感遇篇》）；言「文不能彼此相易，不可舍己之所求以摩古人之形似」（《文理篇》）；言「學貴自成一家，人所能者，我不必以不能為愧」（《博約篇》）。書中創見類此者不可悉數，實為晚清學者開拓心胸，非直史家之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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