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學術概論九

九

　　綜上所述，可知啟蒙期之思想界，極複雜而極絢爛。其所以致此之原因有四：

　　第一，承明學極空疏之後，人心厭倦，相率返于沈實。

　　第二，經大亂後，社會比較安寧，故人得有餘裕以自厲於學。

　　第三，異族入主中夏，有志節者恥立乎其朝，故刊落聲華，專集精力以治樸學。

　　第四，舊學派權威既墜，新學派系統未成，無「定於一尊」之弊，故自由之研究精神特盛。

　　其研究精神，因環境之衝動，所趨之方向亦有四：

　　第一，因矯晚明不學之弊，乃讀古書，愈讀而愈覺求真解之不易，則先求諸訓詁名物典章制度等等，於是考證一派出。

　　第二，當時諸大師，皆遺老也。其于宗社之變，類含隱痛，志圖匡複，故好研究古今史跡成敗，地理阨塞，以及其他經世之務。

　　第三，自明之末葉，利瑪竇等輸入當時所謂西學者於中國，而學問研究方法上，生一種外來的變化。其初惟治天算者宗之，後則漸應用於他學。

　　第四，學風既由空返實，於是有從書上求實者，有從事上求實者。南人明敏多條理，故向著作方面發展。北人朴愨堅卓，故向力行方面發展。

　　此啟蒙期思想發展途徑之大概也。

　　然則第二期之全盛時代，獨所謂正統派者（考證學）充量發達，餘派則不盛，或全然中絕。其故何耶？以吾所思，原因亦有四：

　　一、顏、李之力行派，陳義甚高，然未免如莊子評墨子所雲「其道大觳」，恐「天下不堪」。（《天下篇》）此等苦行，惟有宗教的信仰者能踐之，然已不能責望之於人。顏元之教，既絕無「來生的」、「他界的」觀念，在此現實界而惟恃極單純極嚴冷的道德義務觀念，教人犧牲一切享樂，本不能成為天下之達道。元之學所以一時尚能光大者，因其弟子直接受彼之人格的感化。一再傳後，感化力遞減，其漸歸衰滅，乃自然之理。況其所謂實用之「藝」，因社會變遷，非皆能周於用，而彼所最重者在「禮」。所謂「禮」者，二千年前一種形式，萬非今日所能一一實踐。既不能，則實者乃反為虛矣。此與當時求實之思潮，亦不相吻合，其不能成為風氣也固宜。

　　二、吾嘗言當時「經世學派」之昌，由於諸大師之志存匡複。諸大師始終不為清廷所用，固已大受猜忌。其後文字獄頻興，學者漸惴惴不自保，凡學術之觸時諱者，不敢相講習。然英拔之士，其聰明才力，終不能無所用也。詮釋故訓，究索名物，真所謂「於世無患、與人無爭」，學者可以自藏焉。又所謂經世之務者，固當與時消息，過時焉則不適用。治此學者既未能立見推行，則藏諸名山，終不免成為一種空論。等是空論，則浮薄之士，何嘗不可剿說以自附？附者眾則亂真而見厭矣。故乾嘉以降，此派衰熄，即治史學地理學者，亦全趨於考證方面，無複以議論行之矣。

　　三、凡欲一種學術之發達，其第一要件，在先有精良之研究法。清代考證學，顧、閻、胡、惠、戴諸師，實辟出一新途徑，俾人人共循。賢者識大，不賢識小，皆可勉焉。中國積數千年文明，其古籍實有研究之大價值，如金之蘊於礦者至豐也。而又非研究之後，加以整理，則不能享其用，如在礦之金，非開採磨治焉不得也。故研究法一開，學者既感其有味，又感其必要，遂靡然向風焉。愈析而愈密，愈浚而愈深。蓋此學派在當時饒有開拓之餘地，凡加入派中者，苟能忠實從事，不拘大小，而總可以有所成，所以能拔異于諸派而獨光大也。

　　四、清學之研究法，既近於「科學的」，則其趨向似宜向科學方面發展。今專用之於考古，除算學天文外，一切自然科學皆不發達，何也？凡一學術之興，一面須有相當之歷史，一面又乘特殊之機運。我國數千年學術，皆集中社會方面，於自然界方面素不措意，此無庸為諱也。而當時又無特別動機，使學者精力轉一方向。且當考證新學派初興，可開拓之殖民地太多，才智之士正趨焉，自不能分力於他途。天算者，經史中所固有也，故能以附庸之資格連帶發達，而他無聞焉。其實歐洲之科學，亦直至近代而始昌明，在彼之「文藝復興」時，其學風亦偏於考古。蓋學術進化必經之級，應如是矣。

　　右述啟蒙期竟，次及全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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