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學術概論十

十

　　啟蒙期之考證學，不過居一部分勢力。全盛期則佔領全學界。故治全盛期學史者，考證學以外，殆不必置論。啟蒙期之考證學，不過粗引端緒，其研究之漏略者，不一而足。——例如閻若璩之《尚書古文疏證》中多闌入日記信劄之類，體例極蕪雜。胡渭之《禹貢錐指》，多經濟談，且漢宋雜糅，家法不嚴。——苟無全盛期諸賢，則考證學能否成一宗派，蓋未可知。夫無考證學則是無清學也，故言清學必以此時期為中堅。

　　在此期中，此學派已成為「群眾化」，派中有力人物甚多，皆互相師友。其學業亦極「單調」的，無甚派別之可特紀。故吾欲專敘一二人，以代表其餘。當時鉅子，共推惠棟、戴震，而戴學之精深，實過於惠。今略述二人之著述言論及其傳授之緒，資比較焉。

　　元和惠棟，世傳經學。祖父周惕，父士奇，鹹有著述，稱儒宗焉。棟受家學，益弘其業。所著有《九經古義》、《易漢學》、《周易述》、《明堂大道錄》、《古文尚書考》、《後漢書補注》諸書。其弟子則沈彤、江聲、余蕭客最著。蕭客弟子江藩著《漢學師承記》，推棟為斯學正統。實則棟未能完全代表一代之學術，不過門戶壁壘，由彼而立耳。惠氏之學，以博聞強記為入門，以尊古守家法為究竟。士奇於九經、四史、《國語》、《國策》、《楚辭》之文，皆能暗誦，嘗對座客誦《史記·封禪書》終篇，不失一字。（錢大昕《潛研堂集·惠天牧先生傳》）棟受其教，記誦益賅洽。士奇之言曰：

　　康成三《禮》，何休《公羊》，多引漢法，以其去古未遠。……賈公彥于鄭注……之類皆不能疏。……夫漢遠于周，而唐又遠於漢，宜其說之不能盡通也，況宋以後乎！（《禮說》）

　　此可見惠氏家學，專以「古今」為「是非」之標準。棟之學，其根本精神即在是。其言曰：

　　漢人通經有家法，故有五經師。訓詁之學，皆師所口授，其後乃著竹帛。所以漢經師之說，立於學官，與經並行。……古字古言，非經師不能辨。……是故古訓不可改也，經師不可廢也。……余家四世傳經，咸通古義。……因述家學作《九經古義》一書。（《九經古義·首述》）

　　惠派治學方法，吾得以八字蔽之，曰：「凡古必真，凡漢皆好。」「」其言漢經師說與經並行，意蓋欲尊之使儕於經矣。王引之嘗曰：「惠定宇先生考古雖勤，而識不高，心不細，見異於今者則從之，大都不論是非。」（《焦氏叢書》卷首王伯申手劄）可謂知言。棟以善《易》名，其治《易》也，于鄭玄之所謂「爻辰」，虞翻之所謂「納甲」，荀諝之所謂「升降」，京房之所謂「世應」「、飛伏」，與夫「六日七分」、「世軌」諸說一一，為之疏通證明。汪中所謂「千餘年不傳之絕學」者也。以吾觀之，此其矯誣，與陳摶之「河圖洛書」有何差別？然彼則因其宋人所誦習也而排之，此則因其為漢人所倡道也而信之，可謂大惑不解。然而當時之人蔽焉，輒以此相尚。江藩者，惠派嫡傳之法嗣也，其所著《國朝漢學師承記》，末附有《國朝經師經義目錄》一篇，其言曰：

　　黃宗羲之《易學象數論》，雖辟陳摶、康節之學，而以納甲動爻為偽象，又稱王輔嗣注簡當無浮義。黃宗炎之《圖書辨惑》，力辟宋人，然不專宗漢學，非篤信之士。……胡朏明（渭）《洪範正論》，雖力攻圖書之謬，而辟漢學五行災異之說，是不知夏侯始昌之《洪範五行傳》亦出伏生也。是以黜之。

　　此種論調，最足以代表惠派宗旨。蓋謂凡學說出於漢儒者，皆當遵守，其有敢指斥者，則目為信道不篤也。其後阮元輯《學海堂經解》，即以此為標準，故顧、黃、閻、胡諸名著，多見擯焉，謂其不醇也。平心論之，此派在清代學術界，功罪參半。篤守家法，令所謂「漢學」者壁壘森固，旗幟鮮明，此其功也；膠固、盲從、褊狹、好排斥異己，以致啟蒙時代之懷疑的精神、批評的態度，幾夭閼焉，此其罪也。清代學術，論者多稱為「漢學」。其實前此顧、黃、王、顏諸家所治，並非「漢學」；後此戴、段、二王諸家所治，亦並非「漢學」。其「純粹的漢學」，則惠氏一派，洵足當之矣。夫不問「真不真」，惟問「漢不漢」，以此治學，安能通方？況漢儒經說，派別正繁，其兩說絕對不相容者甚多，欲盲從其一，則不得不駁斥其他。棟固以尊漢為標幟者也。其釋「箕子明夷」之義，因欲揚孟喜說而抑施讎、梁丘賀說，乃雲「謬種流傳，肇於西漢」（《周易述》卷五）。致方東樹摭之以反唇相稽（《漢學商兌》卷下）。然則所謂「凡漢皆好」之旗幟，亦終見其不貫徹而已。故苟無戴震，則清學能否卓然自樹立，蓋未可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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