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梁啟超 > 清代學術概論 | 上頁 下頁 |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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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此反動期而從事于「黎明運動」者,則昆山顧炎武其第一人也。炎武對於晚明學風,首施猛烈之攻擊,而歸罪於王守仁。其言曰: 今之君子,聚賓客門人數十百人,與之言心言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困窮」不言而講「危微精」一,我弗敢知也。(《亭林文集·答友人論學書》) 又曰: 今之學者,偶有所窺,則欲盡廢先儒之說而駕其上;不學則借「一貫」之言以文其陋,無行則逃之「性命」之鄉以使人不可詰。(《日知錄》十八) 又曰: 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風至於百有餘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談,王介甫之新說;其在於今,則王伯安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撥亂世反諸正,豈不在後賢乎!(同上) 凡一新學派初立,對於舊學派,非持絕對嚴正的攻擊態度,不足以摧故鋒而張新軍,炎武之排斥晚明學風,其鋒芒峻露,大率類是。自茲以後,王學遂衰熄,清代猶有襲理學以為名高者,則皆自托于程朱之徒也。雖曰王學末流極敝,使人心厭倦,本有不摧自破之勢,然大聲疾呼以促思潮之轉捩,則炎武最有力焉。 炎武未嘗直攻程朱,根本不承認理學之能獨立。其言曰: 古今安得別有所謂理學者?經學即理學也。自有舍經學以言理學者,而邪說以起。(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引) 「經學即理學」一語,則炎武所創學派之新旗幟也。其正當與否,且勿深論。——以吾儕今日眼光觀之,此語有兩病。其一,以經學代理學,是推翻一偶像而別供一偶像。其二,理學即哲學也,實應離經學而為一獨立學科。——雖然,有清一代學術,確在此旗幟之下而獲一新生命。昔有非笑六朝經師者,謂「甯說周、孔誤,不言鄭、服非」。宋、元、明以來談理學者亦然,甯得罪孔、孟,不敢議周、程、張、邵、朱、陸、王。有議之者,幾如在專制君主治下犯「大不敬」律也。而所謂理學家者,蓋儼然成一最尊貴之學閥而奴視群學。自炎武此說出,而此學閥之神聖,忽為革命軍所粉碎,此實四五百年來思想界之一大解放也。 凡啟蒙時代之大學者,其造詣不必極精深,但常規定研究之範圍,創革研究之方法,而以新銳之精神貫注之。顧炎武之在「清學派」,即其人也。炎武著述,其有統系的組織而手定成書者,惟《音學五書》耳。其《天下郡國利病書》、《肇域志》,造端宏大,僅有長編,未為定稿。《日知錄》為生平精力所集注,則又筆記備忘之類耳。自余遺書尚十數種,皆明單義,並非巨裁。然則炎武所以能當一代開派宗師之名者何在?則在其能建設研究之方法而已。約舉有三。 一曰貴創。炎武之言曰:「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書,無非竊盜而已。」(《日知錄》十八)其論著書之難,曰:「必古人所未及就,後世之所不可無,而後為之。」(《日知錄》十九)其《日知錄》自序云:「愚自少讀書,有所得輒記之。其有不合,時複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則遂削之。」故凡炎武所著書,可決其無一語蹈襲古人。其論文也亦然,曰:「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仿,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極詣。」(《日知錄》十九)又曰:「君詩之病在於有杜,君文之病在於有韓歐。有此蹊徑於胸中,便終身不脫『依傍』二字。」(《亭林文集·與人書十七》)觀此知摹仿依傍,炎武所最惡也。 二曰博證。《四庫全書》「日知錄提要」云:「炎武學有本原,博贍而能貫通。每一事必詳其始末,參以證佐,而後筆之於書,故引據浩繁,而牴牾者少。」此語最能傳炎武治學法門。全祖望云:「凡先生之游,載書自隨。所至阨塞,即呼老兵退卒詢其曲折,或與平日所聞不合,即發書而對勘之。」(《鮚埼亭集·亭林先生神道表》)蓋炎武研學之要訣在是。論一事必舉證,尤不以孤證自足,必取之甚博,證備然後自表其所信。其自述治音韻之學也,曰:「……列本證,旁證二條。本證者,詩自相證也。旁證者采之他書也。二者俱無,則宛轉以審其音,參伍以諧其韻。……」(《音論》)此所用者,皆近世科學的研究法。乾嘉以還,學者固所共習,在當時則固炎武所自創也。 三曰致用。炎武之言曰:「孔子刪述六經,即伊尹、太公救民水火之心,故曰:『載諸空言,不如見諸行事。』……愚不揣,有見於此,凡文之不關於六經之指、當時之務者,一切不為。」(《亭林文集·與人書三》)彼誠能踐其言。其終身所撰著,蓋不越此範圍。其所謂「用」者,果真為有用與否,此屬別問題。要之,其標「實用主義」以為鵠,務使學問與社會之關係增加密度,此實對於晚明之帖括派、清談派施一大針砭。清代儒者以樸學自命以示別于文人,實炎武啟之。最近數十年以經術而影響於政體,亦遠紹炎武之精神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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