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盧梭學案

盧梭學案(1)

　　（JEANJACQUES ROUSSEAU）

　　清光緒二十七年

　　嗚呼！自古達識先覺，出其萬斛血淚，為世界眾生開無前之利益。千百年後讀其書，想其丰采，一世之人，為膜拜讚歎，香花祝而神明視。而當其生也，舉國欲殺，顛連困苦，乃至謀一饘一粥而不可得，僇辱橫死，以終其身者，何可勝道？誠一遊瑞士之日內瓦府與法國巴黎之武良街，見有巍然高聳雲表，神氣颯爽，衣飾襤褸之石像，非JEAN JACQUES ROUSSEAU先生乎哉？其所著《民約論》（SOCIAL CONTRACT）迄於十九世紀之上半紀，重印殆數十次，他國之翻譯印行者，亦二十餘種。噫嘻盛哉！以只手為政治學界開一新天地，何其偉也！吾輩讀盧氏之書，請先述盧氏之傳。

　　盧梭者，法國人，匠人某之子也，以1712年生於瑞士之日內瓦府。家貧窶，幼失母。天資穎敏，不屑家人生產作業，而好讀稗官野乘。久之，自悟句讀，遂涉獵發朱惠、募理英爾諸大家著作。及執弟子禮于鄉校師良邊西之門，得讀普魯達爾之書，慨然自奮曰：「英雄豪傑，非異人任矣。」自是刻苦砥礪，日夜孜孜，惟恐不足，嶄然有睥睨千古之概。成童時，其父以故去日內瓦府，屬盧梭於傭書某，而盧梭意不自適，因從雕刻師某業焉。無何，又去某氏，漫遊四方。1728年，入法國安西府，寄食瓦列寡婦某氏。氏憫其年少氣銳，常為饑驅，又欲變化其狷介之氣質，恩遇周摯，若家人父子然。遂勸其奉耶穌舊教，又命入意大利株林府教育院。既又出教育院為音律師，出入侯門，僅免凍餒。後益困，常執僕隸之役，卑賤屈辱，不可終日，乃複投瓦列寡婦，婦善視之如初。及婦沒，赴裡昂府，主大判事某家，教授其子弟。1741年，著音律書於巴黎，為伶人所沮，書不得行。1749年，窮乏益酷，恒終日不得一炊。遂矯正其所著書，務求合俗，出而售之，僅獲旦夕之餉焉。1752年，著一書，顏曰「DICTIONARY OF MUSIC」，痛斥法國音律之弊，於是掊擊紛起，幾無容身之地。自後益肆力於政治之學，往往有所著述，而皆與老師宿儒不合，排之者眾，群將媒孽之，以起冤獄，大懼，避至日內瓦府。又奉耶穌新教，欲為瑞士共和國人民，瑞人阻之，不得意而還巴黎。又著《教育論》及道德小說等書，言天道之真理，造化之妙用，以排斥耶穌教之豫言奇跡者，得謗益甚。巴黎議會命毀其書，且將拘而置諸重典。又奔瑞士，與其國人爭論不合，複還巴黎。會法政府命吏物色盧梭，搜捕甚亟，乃閉戶不敢外出，時或微服而行雲。1766年，應友人非迷氏之聘，赴英倫敦。與僚友議不合，又還法國，自變姓名，潛居諸州郡，而屢與人齟齬，不能久居於一處。1770年5月，卒歸巴黎，自謂天下之人皆仇視我也，怏怏不樂，遂發狂疾。仁刺達伯惜其有志不遂，為與田宅數畝，隱居自養。1771年，著《波蘭政體考》，1778年業成。此書鴻富奧博，而於民約之旨，尤三致意焉。是年三月，暴卒。或雲病斃，或雲遭仇人之毒，官吏驗視，則自殺也。盧梭性銳達，少有大志，然好為過激詭異之論，雖屢為世人所挫折，而其志益堅。晚年憤世人不己容，遂至發狂自戕。於戲，不其悲夫？1794年，法人念盧梭發明新學之功，改葬遺骸於巴黎招魂社，又刻石肖像於日內瓦府。後數年，巴黎人選大理石刻半身像于武良街，至今人稱為盧梭街，縉紳大夫，過者必式禮焉。

　　民約之義，起於1577年。姚伯蘭基氏曾著一書，名曰《征討暴君論》。以為邦國者，本由天與民、與君主相共結契約而起者也，而君主往往背此契約，為民災患，是政俗之亟宜匡正者也云云。此等議論，在當時實為奇創。其後霍布士、陸克皆祖述此旨，漸次光大。及盧梭，其說益精密，遂至牢籠一世，別開天地。今欲詳解盧氏民約之旨，使無遺憾，必當明立國之事實與立國之理義，兩者分別之點，然後不至誤解盧氏之說以誤後人也。

　　就立國之實際而考之，有兩原因焉。一則因不得已而立者也，一則因人之自由而立者也。所謂不得已者何？夫人不能孤立而營生也，因種種之需求，不得不通功易事，相聚以各得所欲。此理自亞裡士多德以來，學士輩多能論之，皆以為人之性，本相聚而為生者也。是故就事實實際言之，苟謂人類之始，皆一一孤立，後乃相約而成邦國云云，其論固不完善，蓋當其未立契約以前，已有其不得已而相處者存也。是故盧梭民約之說，非指建邦之實際而言，特以為其理不可不如是雲爾。而後世學者排擠之論，往往不察作者本旨所在，輒謂遍考歷史，曾無一國以契約而成者，因以攻《民約論》之失當。抑何輕率之甚耶？

　　盧梭民約之真意，德國大儒康德（IMMANUEL KANT）解之最明。康氏曰：「民約之義，非立國之實事，而立國之理論也。」此可謂一言居要者矣。雖然，征之史籍，凡各國立國之始，亦往往有多少之自由主義行乎其間者。夫人智未開之時，因天時人事之患害，為強有力者所脅迫，驅民眾而成部落，此所謂勢之不可避者，固無待言。然于其間自有自由之義存焉，人人於不識不知之間而自守之，此亦天理所必至也。故盧梭曰：「凡人類聚合之最古而最自然者，莫如家族然，一夫一妻之相配，實由契於情好互相承認而成，是即契約之類也。既曰契約，則彼此之間，各有自由之義存矣。不獨此也，即父母之于子亦然。子之幼也，不能自存，父母不得已而撫育之，固也。及其長也，猶相結而為尊卑之交，是實由自由之真性使之然，而非有所不得已者也。世人往往稱家族為邦國之濫觴，夫以家族之親，其賴以久相結而不解，尚必借此契約，而況于邦國乎？」

　　夫如是，眾家族既各各因契約而立矣。浸假而眾家族共相約為一團體，而部落生焉。浸假而眾部落又共相約為一團體，而邦國成焉。但此所謂相約者，不過彼此心中默許，不識不知而行之，非明相告語著之竹帛雲爾。

　　不寧惟是，或有一邦之民，奮其暴威，戰勝他邦，降其民而有之，若欲此二邦之民永合為一，輯睦不爭，則必不可無所約。不然，則名為二邦相合，實則陰相仇視而已。故知人類苟相聚而居，其間必自有契約之存，無可疑者。

　　又凡人生長於一政府之下，及既達丁年，猶居是邦，而遵奉其法律，是即默認其國之民約而守之也。又自古文明之國，常有舉國投票，改革憲法，亦不外合眾民以改其民約而已。

　　以上所論，是邦國因人之自由而立之一證也。雖然，盧梭所最致意者，不在於實事之跡，而在事理之所當然。今先揭其主義之最簡明而為人人所誦佩者如下。

　　盧梭曰：「眾人相聚而謀曰：吾儕願成一團聚，以眾力而擁護各人之性命財產，勿使蒙他族之侵害。相聚以後，人人皆屬從於他之眾人，而實毫不損其固有之自由權，與未相聚之前無以異。若此者，即邦國所由立之本旨也，而民約者，即所以達行此本旨之具也。」

　　盧氏此言，可謂深切著明矣。凡兩人或數人欲共為一事，而彼此皆有平等之自由權，則非共立一約不能也。審如是，則一國中人人相交之際，無論欲為何事，皆當由契約之手段亦明矣。人人交際既不可不由契約，則邦國之設立，其必由契約，又豈待知者而決乎？

　　夫一人或數人之交際，一事或數事之契約。此契約之小焉者也。若邦國之民約，則契約之最大者，而國內人人小契約之所托命也。譬之民約如一大圓線，人人之私約如無數小圓線，大圓線先定其位置，於是小圓線在其內，或占左位，或占右位，以成種種結構。大圓之體，遂完足而無憾。

　　民約所以生之原因既明，又當論民約所生之結果。盧梭以為民約之目的，決非使各人盡入于奴隸之境。故民約既成之後，苟有一人敢統禦眾人而役使之，則其民約非複真契約，不過獨夫之暴行耳。且即使人人甘心崇奉一人，而自供其役使，其所謂民約者，亦已不正，而前後互相矛盾，不可為訓矣。要而論之，則民約雲者，必人人自由，人人平等，苟使有君主臣庶之別，則無論由於君主之威力，由於臣民之好意，皆悖於事理者也。故前此霍布士及格魯西亞，皆以為民約既成，眾人皆當捐棄己之權利，而托諸一人或數人之手。盧梭則言凡棄己之自由權者，即棄其所以為人之具也。旨哉言乎！

　　盧梭曰「保持己之自由權，是人生一大責任也。凡號稱為人，則不可不盡此責任。蓋自由權之為物，非僅如鎧胄之屬，藉以蔽身，可以任意自披之而自脫之也。若脫自由權而棄之，則是我棄我而不自有」雲爾，何也？自由者，凡百權理之本也，凡百責任之原也。責任固不可棄，權理亦不可捐，而況其本原之自由權哉？

　　且自由權又道德之本也，人若無此權，則善惡皆非己出，是人而非人也。如霍氏等之說，殆反于道德之原矣。盧梭言曰：譬如甲乙同立一約，甲則有無限之權，乙則受無限之屈，如此者可謂之真約乎？如霍氏等說，則君主向于臣庶，無一不可命令，是君主無一責任也。凡契約雲者，彼此各有應盡之責任雲也。今為一契約，而一有責任，一無責任，尚何約之可言？

　　【按】盧氏此論，可謂鐵案不移。夫使我與人立一約，而因此盡捐棄我之權利，是我並守約之權而亦喪之也。果爾，則此約旋成隨毀，當初一切所定條件皆成泡幻。若是者謂之真約得乎？

　　盧梭既論棄權之約之悖謬，又以為吾若為此等約，不徒自害，且害他人。何以故？邦國者，非獨以今代之人成，而後來之人，陸續生長者，皆加入之也。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如是乃至無窮。則我之契約，並後代之人而坑陷之，其罪為何如耶？

　　盧梭又言曰：縱令人有捐棄本身自由權之權，斷無為兒子豫約代捐彼自由權之權。何也？彼兒子亦人也，生而有自由權，而此權當躬自左右之，非為人父者所能強奪也。是故兒子當嬰孩不能自存之時，為父者雖可以代彼約束各事，以助其生長，增其福利。若夫代子立約，舉其身命而與諸人，使不得複有所變更，此背天地之公道，越為父之權限，文明之世所不容也。

　　【按】吾中國舊俗，父母得鬻其子女為人婢僕。又父母殺子，其罪減等。是皆不明公理，不尊重人權之所致也。

　　由此觀之，則霍氏之說之謬誤，不辨自明。夫人既不能濫用己之自由權，以代後人捐棄其權，然則奉世襲之一君主若貴族以為國者，其悖理更無待言。

　　問者曰：民約者，不能捐棄其自由權以奉於一人若數人，既聞命矣，然則捐棄之以奉於眾人可乎？更申言之，則民約者，非甲與乙所立之約，乃甲乙同對於眾人（即邦國）所立之約，然則各人舉其權而奉諸邦國，不亦可乎？是說也，即純類乎近世所謂「共有政體」，欲舉眾人而盡納諸公會之中者也。盧氏關於此答案，其言論頗不明了，且有瑕疵，請細論之。

　　盧梭曰：「民約中有第一緊要之條款，曰各人盡舉其所有之諸權，而納諸邦國是也。」由此觀之，則其所謂民約者，宛然「共有政體」。蓋盧梭浸淫于古者柏拉圖之說，以邦國為全體，以各人為肢節，而因祖述其義者也。夫邦國之與人民，其關係誠有如全體之於肢節者，蓋人在邦國相待而為用，又有諸種之職各分任之，猶人之一身，手、足、頭、目、肺、腸各司其職以為榮養。是說也，古昔民主國往往實行之，而斯巴達（希臘之一國）、羅馬二國其尤著者也。彼其重邦國而輕各人，惟實行此主義之故。

　　盧梭及十八世紀諸碩學，皆得力於古籍者也，故舊主義（即以國為重者）與新主義（即以民為重者）常攙雜於其間。盧氏嘗定國中各種之職務而設一喻，其言曰「主權者，元首也；法律及習俗，腦髓也；諸職官，意欲及感觸之器也；農工商賈，口及腸胃所以榮養全身者也；財政，血液也；出納之職，心臟也；國，人身也，全體之肢節也。是故苟傷害國家之一部，則其病苦之感，直及於頭腦，而忽遍於全身」云云。此等之論，僅自財利上言之，可謂毫髮無遺憾。若夫自各人自由權言之，則稍有未安者。果如此說，則邦國獨有一身之全體，而各人不過其肢節臟腑，是人民為國家之附庸也。是惟邦國為能有自由權，而各人之自由不過如冥頑無覺之血液，僅隨生理循環之轉動也。夫盧氏之倡民約也，其初以人人意識之自由為主，及其論民約之條項，反注重邦國而不復顧各人，殆非盧氏之真意。

　　盧梭亦知其說之前後不相容也，於是乃為一種之遁詞。其言曰「各人雖皆自舉其身以與眾人，實則一無所與。何也？我舉吾身以與他人，他人亦舉其身以與我，如是而成一邦國，吾於此有所失，而於彼有所得，而又得賴眾力以自擁衛，何得失之可言」云云。是言也，不過英雄欺人耳。夫既已舉各人而納于邦國中，則吞吐之而消融之矣，何緣複得其所已失耶？《民約論》全書中，此段最為瑕疵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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