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霍布士學案

霍布士學案

　　（HOBBES）

　　清光緒二十七年

　　霍布士，英人，生於1588年，卒於1679年。嘗事英王查理士第二為師傅，與當時名士倍根相友善，以哲學相應和，有名于時。英國哲學學風，皆趨重實質主義、功利主義，而兩人實為之先導。霍布士之哲學，以為凡物無所謂靈魂，其物體中所發一切現象，不過一種之運動。即吾人之苦樂，亦皆腦髓之一運動耳。腦筋之動，適當于諸體則生樂，抵觸于諸體則生苦。由樂而生願欲，由苦而生厭惡。願欲者，運動之暢發也；厭惡者，運動之收縮也。然則所謂自由者，不外形體之自由，即我實行我之所願欲而已，而心魂之自由，實未嘗有也。霍氏以此主義為根本，故其論道德也，敢為驚世駭俗之言，而無所顧忌。其言曰：「善者何？快樂而已，惡者何？痛苦而已。故凡可以得快樂者，皆善也。凡可以得痛苦者，皆惡也。然則利益者萬善之長，而人人當以為務者也。」霍氏於是臚舉凡人之情狀，皆由利己一念變化而來。敬天神之心，畏懼之情所發也；嗜文藝之心，將以炫己之長也；見人之粗鄙失儀，則笑之以為樂，蓋所以自誇，而以為我迥出此人之上也；恤人之患難，不過示我之意氣也。故利己一念，實萬念之源也。霍氏因論人生之職分，以為當因勢利導，各求其利益之最大者，以就樂而避苦。此天理自然之法律，亦道德之極致也。霍氏本此旨以論政術，謂人類所以設國家立法律者，皆由契約而起。而所謂契約，一以利益為主，而所以保護此契約，使無敢或背者，則在以強大之威權監行之。此其大概也。霍氏之哲學，理論極密，前後呼應，幾有盛水不漏之觀。其功利主義，開辨端、斯賓塞等之先河，其民約新說，為洛克、盧梭之嚆矢。雖其持論有偏激，其方法有流弊，然不得不謂有功於政治學也。

　　霍布士曰：吾人之性，常為就樂避苦之情所驅使。如機關之運轉，不能稍自懲窒者也。然則以此等人相聚而為邦國，果能遽自變其性，不復為利己之念所役乎？是必不能，其必仍就利避害，循所謂自然之常法，而不改初服，有斷然也。故昔者亞裡士多德以為人性本相愛，故其相聚而為邦國，實天理之自然。霍布士反之，謂人人皆惟務利己，不知其他，故其相惡，實為天性。其相聚而為邦國也，亦不過為圖利益而出於不得已，非以相愛而生者也。

　　霍布士曰：人人本相仇視者也，各人皆求充己之願欲，而他人之患，曾無所攖於其心，人人如是，欲其毋相鬥焉，不可得也。故邦國未建制度未設之前，人相吞噬如虎狼，然吞噬不已，勝捷必歸於強者。強者之勝，乃自然之勢，合于義理，而無容異議者也。由此論之，則謂強權為天下諸種權之基本可也。

　　邦國未建之前，強者固侵淩弱者而為其害矣。雖然，此害不得謂之不正也。何以故？當彼弱者之蒙害也，果據何法律以相訴辯乎？惟有屈伏而已，不然，彼強者將曰：我之侵害汝，我自從我之所欲也，汝何故不從汝之所欲乎？恐彼弱者必無詞以對也。然則眾互相爭，以強淩弱，是自然之勢，即天定之法律也。

　　雖然，人人相鬥，日日相鬥，其事有足令人寒心者。蓋相鬥之本意為利益也，而有大害出焉，故一轉念間，必能知輯睦不爭，其為眾人之利益有更大者，是不待特別智識而後能知也。然則人人求利己，固屬天性，人人求輯睦不爭，亦天理之自然也。故輯睦不爭，是建國以後之第一要務也。但此所謂要務者，非謂道德之所必當然，不過為求利益之一方便法門而已矣。

　　其始也，人各有欲取眾物而盡為己有之權，及既求輯睦不爭，則不可不舉此權而拋棄之。此自然之順序，不可避之理也。雖然，既拋棄己之專有權，必當有以償之。不然，則是反于自然之順序也。故我一旦拋棄我之專有權，眾人亦不可不拋棄其專有權以相當。於是，于立國之前，各人相與約曰：我所獲者，爾勿奪之於我；爾所獲者，我亦勿奪之於爾。人人以權相易，而民約以成。

　　民約既成之後，則以人人堅守契約而莫敢違為第一要務矣。譬有人於此，欲輯睦相安，而首違眾人之契約，則所謂求體而棄用，而我之自矛盾也。此等事就尋常論之，謂之為不正不義，而霍布士則謂為反於事之順序，自失其目的而已。何也？當夫契約未定，或我未入此契約之前，無所謂不正不義。猶之未與人約事之前，決無踐約之責任也。或問曰：我既約一事之後，忽然回思，覺不踐吾言，乃為我之利益，則我仍當踐之乎？霍布士則答曰：踐不踐惟君，君如不以輯睦為利也。請君複鬥，而吾儕亦起而與君相鬥，但利輯睦之人多，君恐不勝。然則尋常所謂正不正、義不義者，在霍布士之意，不過利不利而已，不過自為謀之臧否而已，而非有所謂道德者存。

　　雖然，若人人忽欲忽惡，念起念落，易破其約，則將使邦國複成爭鬥之故態。與未建國等，而於公眾之利益大不便，故不可不立一策以防之，此實至難之業也，而霍布士以為直大易易，其策雲何？則用威力以護持此約，使莫敢壞之，人畏罪戮，而約以永存。是故霍布士之政術，以體軀之力為基，而即借此力以擁衛法律者也。

　　【按】霍布士之議論，可謂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蓋彼本以人類為一種無生氣之偶像，常為情欲所驅而不能自製。世之所謂道德者，皆空幻而非實相，然則相爭鬥者，必為自然之順序無疑。既無德義，則去利就害，亦自然之順序；其相約而求和平，亦自然之順序。如是則契約既成，必以威力護持之，亦自然之順序也。使人之本性，而果如霍布士之所言，則其說自固盛水不漏，無有矛盾者。

　　霍氏所謂人各相競，專謀利己，而不顧他人之害。此即後來達爾文所謂生存競爭、優勝劣敗，是動物之公共性，而人類亦所不免也。苟使人類而僅有此性，而絕無所謂道德之念、自由之性，則霍氏之政論，誠可謂完美無憾。惜夫霍氏知其一，不知其二也，然其敘人類中所有實體之理，其功固自不淺。

　　且霍布士雖不謂人心有自由之性，然以契約為政治之本，是已知因眾人所欲以立邦國之理，其見可謂極卓。自霍布士倡此說，後之學者襲而衍之，其識想愈高尚，其理論愈精密，以謂人人各以自主之權而行其自由德義，實為立國之本，以視霍布士所謂出於私欲者，誠夐乎尚矣！雖然，民約之義，實祖述霍氏，霍氏亦政學界之功臣哉！

　　以上所述霍布士學說，前後整齊之處也，今更舉其旨趣之前後矛盾者論之。

　　霍布士既謂邦國成立之後，所以護持此自然之法律者，當用威力。但此所謂威力者誰用之乎？將由官吏之專制乎？抑由人民之合議乎？霍布士當時為英王查理第二之師，大見尊寵，於是乎獻媚一人而主張君主專制政體，是實可謂一言之失，千古遺恨也。

　　霍布士之意，以為若欲建設威力，使能統攝國人而無爭，則必使眾意上同於一意然後可。如是則眾人各拋其意欲，而委任於一人之意欲，亦政約所不得已也。其相約之意若曰：吾等各拋棄己權以托君主某，故亦要使吾等相安而享利益雲爾。

　　此約一成，眾庶皆相牽聯而無分離固也。雖然，霍布士既使臣庶盡行束縛于君主，而君主則毫無所束縛，是君主于臣庶無一事不可要求，而臣庶之于君主，則無一事可要求，天下果有如是之條約乎？君主之權限，如此其廣大，則行義可也，行不義亦可也。浸假而君主使人子弑其父，亦不可謂之非理；浸假而君主將國人之生命財產盡奪而歸於己手，亦為所欲為。故如霍布士之說，則君主實在世之造物主也。

　　或問曰：國民既拋棄其權而委之于君主之手，一旦欲恢復之，果能達其志乎？霍布士則曰：不能也。使眾人一日得複其權，則君主之權終不專，而條約不能確定，利益不能永保也。故民約一立，雖曆千萬年而不容變更者，是霍布士之意也。乃至我祖若父拋棄其權以奉于君主，及我生長之後，欲變壞祖父之約，而亦有所不可。嗟乎！我父雖好自為之，而我則未嘗預其事也。然而強我必從我父之約，而罔敢或違。天下有是理乎？霍布士之說，於是乎窮。

　　要之，霍布士政術之原，與其性惡之論相表裡。雖然，吾以為即如霍氏之所說，人人惟利是圖，絕無道德，而所以整齊之之政術，亦不必以君主專制為務也，蓋苟人人各知自謀其利益，因以知謀全體之利益，則必以自由制度為長。且自由制度，又不惟人民全體之利而已，又政府主權者之大利也。何也？政府之權限，惟在保護國民之自由權，擁衛其所立之民約，而此外無所干預，則輿情自安，而禍亂亦可以不萌。此近世政學之士，所以取霍氏民約之義、功利之說，而屏棄其專制政體之論也。

　　更綜論之，霍布士之政論，可分為二大段，而兩段截然不相聯屬。其第一段謂眾人皆欲出爭鬥之地，入和平之域，故相約而建設邦國也。其第二段謂眾人皆委棄其權，而一歸君主之掌握也。審如此言，眾人既舉一身以奉君主，君主以無限之權肆意使令之。所謂契約者果安在乎？所謂公眾之利益者果安在乎？第一段所持論，第二段躬自破壞之。以霍布士之才識，而致有此紕繆之言者，無他，媚其主而已。雖然，民約之義一出，而後之學士往往祖述其意，去瑕存瑾，發揮而光大之，以致開十九世紀之新世界新學理，霍布士之功，又可沒耶？

　　【任按】霍布士之學，頗與荀子相類。其所言哲學，即荀子性惡之旨也。其所言政術，即荀子尊君之義也。《荀子·禮論篇》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此其論由爭鬥之人群，進為和平之邦國，其形態級序，與霍氏之說如出一轍。惟霍氏之意，謂所以成國者，由人民之相約；而荀子謂所以成國者，由君主之竭力，此其相異之點也。就理論上觀之，則霍氏之說較高尚；就事實上驗之，則荀子之說較確真。而荀子言立國由君意，故雖言君權，而尚能自完其說。霍氏言立國由民意，而其歸宿乃在君權，此所謂操矛而自伐者也。

　　【又按】霍布士之言政術，與《墨子》尤為相類。《墨子·尚同篇》云：「古者民始生，未有正長、未有刑政之時，天下之人異義，是以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其人數茲眾，其所謂義者亦茲眾。是以人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內之父子兄弟作怨仇，皆有離散之心，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至如禽獸然。明夫民之無正長以一同天下之義而天下亂也，是故選擇天下賢良聖知辯慧之人，立以為天子，使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故里長率此裡民以上同于鄉長，鄉長率此鄉民以上同于國君，國君率此國民以上同于天子，天子率天下之民以上同於天。」此其全論之條理次序，皆與霍氏若出一吻。其言未建國以前之情形也同，其言民相約而立君也同，其言立君之後，民各去其各人之意欲，以從一人之意欲也同。地之相去數萬里，世之相後數千年，而其思想若合符，豈不奇哉？雖然，霍氏有不逮墨氏者一焉。墨氏知以天統君之義，故《尚同篇》又云：「夫既尚同于天子，而未尚同乎天者，則天災猶未去也。」然則墨子之意，固知君主之不可以無限制，而特未得其所以限制之之良法，故托天以治之。雖其術涉於空漠，若至君權有限之公理，則既得之矣。而霍氏乃主張民賊之僻論，謂君主盡吸收各人之權利，而無所制裁，是恐虎之不噬人而傅之翼也。惜哉！

　　【又按】霍布士者，泰西哲學界、政學界極有名之人也，生於十七世紀，而其持論乃僅與吾戰國諸子相等，且其精密更有遜焉。亦可見吾中國思想發達之早矣。但近二百年來，泰西思想進步，如此其驟，而吾國雖在今日，依然二千年以上之唾餘也，則後起者之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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