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商會議

商會議

　　清光緒二十五年

　　商會者何？欲采泰西地方自治之政體，以行於海外各埠也。西人論國之政體有二端，一曰中央集權，二曰地方自治。中央集權者，一國之有政府，綜攬國之大事，整齊而畫一之是也。地方自治者，每府、每州、每縣、每鄉、每埠，各合其力以辦其本府、本州、本縣、本鄉、本埠所應辦之事是也，西人亦目之為國內小國。集權與自治二者，相依相輔，相維相系，然後一國之體乃完，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缺一不可。就天下萬國比較之，大抵其地方自治之力愈厚者，則其國基愈鞏固，而國民愈文明。何以故？蓋國也者積民而成者也，積府、州、縣、鄉、埠而成者也。如人身合五官百骸而成，官骸各盡其職、效其力，則膚革充盈，人道乃備。有一痹廢，若失職者，則體必不立，惟國亦然。欲國之強，必自全國之民各合其力以辦其所當辦之事始。地方自治者，民生自然之理也。不獨西國有之，即中國亦固有之。今且勿論他省，即以廣東言之，每一鄉必有鄉社，有事集紳耆而議之，一地方之議會也。議定則交裡長而行之，一地方自置之行政官也。鄉間有訟獄，非大事則不入公堂，惟控訴於紳耆而決之，一地方之裁判也。鄉中應辦之事需財力者，則集鄉人而共科課之，一地方之租稅也。有警則各鄉自辦團練，一地方之兵制也。其市集之地，每一街有一街之坊約焉，即一街之自治也。每一行有一行之會館焉，即一行之自治也。然則吾中國于地方自治之制，實已與西國暗合，具體而微，行之不知，習矣不察。故吾所謂設商會以行自治者，非創舉也，不過因所固有而更圖擴充雲爾。雖然，所以不可不擴充者其原因有三端焉。

　　一曰世界之文明日進，則民生所應辦之事日增，不可不擴充其條理也。

　　二曰各地雖能自治，而散處遼遠，不相聞問，不相友助，不可不擴充其聯絡之法也。

　　三曰中國之積弱日益甚，而外國之逼迫日益急，非合群力不能自保，不可不擴充其力量也。

　　此三者無論內地與海外之民皆不可不致意焉，今且先就海外之事一一論之。所謂擴充其力量者何也？今中國之弱，外患之亟，夫人而知之矣。苟及今不能自強，則瓜分之事無可倖免。夫吾民之所以能立於海外各埠者何？以其為有國之民也。國家之職務在保護國民權利。往者我國政府於保民之事，既失其職，故我國民在海外者，其所得權利已遠遜於他國之人矣，然尚賴有國之虛名以維持之也。一旦瓜分，則進之既無所立，退之複無所歸，斥之逐之，圉之僕之，刀之俎之，魚之肉之，將一任人之所為。冤慘誰訴，呼號誰向？切身之禍已來，噬臍之悔何及！不見猶太之人乎？其富商之多甲于諸國，然無國可歸，其人在歐洲中原者，中原諸國逐之，在俄羅斯者，俄人逐之，流蕩奔波，幾不能自存於天壤。我海外之民一念及此，當如何痛心疾首、日夜奮發，以求一自保之策乎！夫所謂自保之策者何？曰合群而已。牛馬駝象雖龐大，人能役之，以其不能群也；蜂蟻雖眇小，人有時畏之，以其能群也。一絲易斷也，合千萬縷以成巨綆，無有能斷之者。一矢易折，束百十矢，幹將之鋒為頓焉。今我海外之民以數百萬計，苟能聯為一氣，合力以辦其所應辦之事，雖一小國，不是過也。西人以通商為主義，其事之有藉于我中國人者，亦不一而足，彼見我可侮則侮之耳，若見其不可侮，寧不稍降心以相從哉？至於可侮、不可侮之分，則全視乎能群與不能群，苟能聯為商會，有應爭之權利，則合全會之力以爭之；有受侮之事，則合全會之力以禦之，未有不能爭、不能禦者也。誠能如是，則他日朝廷苟能自強，進之可以助國家之外政，不幸而竟被分割，退之亦可保身家之安全，此擴充力量之說也。

　　所謂擴充聯絡之法者何也？地方自治之制，吾中國本所固有，前既言之矣。然其所異于西國者，西人各鄉各埠之自治，其規制皆畫一有定，常能與他鄉他埠聯為一氣，脈絡貫注，散之則為百體，合之則為全身。中國則不然，規制各不相謀，利害各不相共，故其勢分，其情渙，其力薄，以此而謀自保，則其費力甚多，而其收效甚少。譬之尋常人家，欲警衛己宅，不得不傭一擊柝者，其所傭之費，每月最少亦需六七金以上。有百家於此，使其不相聯絡，而每家各傭一人，則一月之總費共需六七百金，而每家僅有擊柝者一人耳，使其聯絡，則提其總費十分之一，足以傭十人，每家各有擊柝者十人矣，而更可移其所餘十分之九以辦他事。此雖最淺之理，而政體之所以成立者，不外是矣。夫擊柝者之警衛一宅，與軍隊兵船之警衛一國，大小雖懸殊，而其為自保則一耳。無擊柝者，一旦宅被盜，將失其財產生命；無軍隊兵船，一旦國被滅，亦將失其財產生命，其利害之切近於吾身等也。以此言之，則每一人當各自置軍隊若干、兵船若干，然後僅僅足以自保。試問一人之力能辦此乎？既萬不能辦，則自保之法，豈不萬無完足之時乎？而民之受治于國政下者，每歲不過納租稅數銖，而即有若干之軍隊兵船以為保我生命財產之用，知聯絡之為力大也。以海外商務論之，假如有一商店於香港，見侮于港之官吏，使據商律以訴之于英廷，必可得直，於是此商主者，航倫敦聘律師，必往返數月，費金數千矣。若有商會，則吾店所納於會者，不過區區數金，而遇此等事，會中必為吾經理之，其所享之利益，不啻以數銖之租稅而獲若干之軍隊兵艦也。夫所以自保之法，千端萬緒，其事既繁，則其費亦巨，而所需任事之人亦多。以一人一店之力，固不足以舉之，即以一埠數埠之力，仍不足以舉之，其勢固非盡聯絡各埠之人，不能盡辦應辦之事，所聯之人愈多，則其所辦之事愈多，而所以自保者愈完備。此擴充聯絡之說也。

　　所謂擴充其條理者何也？凡人之生於世間也，所需之事不一而足，貧也而富之，愚也而教之，散也而聚之，塞也而通之，利益也而保之，患難也而救之，皆盡人所當有事焉。雖然，此等諸事，非合眾人之力不足以見大效。古者專制之世，惟獨夫民賊有合眾之權力，故此等之事必待命於國家。今歐洲諸國民權大伸，故此等之事，民間自合眾而自舉之。西國治化之進，蓋以此也。今我政府于民政失職既久矣，內地且然，況海外各埠鞭長莫及，為朝廷教養之所不逮，不及今自合眾而自舉之，將待之何時，待之何人哉？故苟能聯合商會，則其條理之可以擴充者，蓋有數端焉。

　　一曰廣興教學。中國之大患在於乏才，夫人而知之矣。去年皇上變法之際，曾詔海外普興學校，顧政變以來，內地之學堂悉就廢棄，奚論海外。然今日我國不欲自立則已，苟欲自立，其勢非令國民增長智慧不可。內地教學之事既廢，則此事殆為海外之專任，而責無旁貸矣。且教學者又非但為救天下、扶大局計所必需而已，即以商務論之，我華人經商于外者，勤儉明察，為萬國所推，然商務不能與人爭勝者，學不足也。西人之教商也，先授之以普通諸學，而後進之以商業之專門，故有商業理學、商業史學、商業地學、商業法學，其大者網羅貫通，盈虛消息，以察商界之轉變，其小者纖悉周密，委曲詳盡，以求商情之入微。故西人以商務控制五洲，誠有由也。今且勿論大局，即為一身一家之計，亦當以教育子弟為最急之務，以我華民之聰明才力，而加之學，則海外之商權，未必讓白種之獨步也。或曰：海外各埠多有外國人所設之學校，苟子弟之有志者，皆可就近從學，何必汲汲于自立。是不然，凡教育之事，必以本國人教本國子弟，然後能發其愛國之心，而生其聯合之力（專指倡立學校之宗旨，非指教師也）。彼西人之設學校以教我者，其宗旨不過欲便己之用耳，故其所教之功課，僅求足供彼用而止，不能成特達之才也。故為今日計，宜海外各埠各因人之多少，設普通學校若干所，而總會別設高等學校，擇東西適中文明之都會而建之。子弟之秀者，以次而升，期於大成。更廣譯諸書，廣興諸報，諸埠一氣，脈絡貫注，非商會其孰能與於斯？

　　二曰革除惡俗。我華民所至各國，動見驅逐，不以平等之人類相待，雖各國私意苛政，深可憤恨，然亦我民有以自取焉。彼其言曰：支那人貪鄙齷齪，風俗敗壞，倘來者日多，則其惡俗將如傳染之病遍于國中，悉成穢土。彼之厄我，蓋有詞矣。故我民欲自立於各國，必革除陋習，人人自愛，使彼無所藉口而後可。故戒鴉片之會不可不設，賭博之業不可不禁，械鬥之風不可不息，娼妓出洋之路不可不杜絕。然欲行此等之事，必須每埠有中央集權之所，有任事提倡之人，有檢查杜絕之法，有安插遊民之方，然後可以有效。非商會其孰能與於斯？

　　三曰恤救患難。冒危險，淩苦辛，別鄉井，適異域，其志固可敬，其情時亦可憐。或疾病死喪，或失業窮餓，天涯慘戚，有甚於尋常數倍者。然此猶屬少數之患難，非多數之患難也。若夫鬻身炎域，傭奴荒陬，入豚苙以長辭，哀鳥鳴其誰訴，山芋幾片，苦荈一盎，恒饑之色淒涼，戴星刈草，帶月墾萊，血肉之軀能幾，猶複鞭箠交加，販賣展轉，寄身世於地獄，永無出期，等生命於草菅，未知死所。嗚呼！人生慘酷之境，豈有過此者乎？其經商之家，雖免此慘，然以愛力不堅，國力不及，往往受他人淩侮，而致歇閉虧累，牽動多人之事。又如各國或有兵事，而我之公使領事，不能自護其民，有若前年去年古巴、檀香山之役，則吾人受累，不知凡幾。故為令之計，當有檢查豬仔之局，設法杜絕新販，收贖舊傭；又當互相聯絡，互相扶掖，以防倒閉；又當自養國兵，遇他國有戰事，則前往彼埠，保護吾民。凡此諸端，皆為恤救患難之要著。雖然，非商會其孰能與於斯？

　　四曰利便交通。吾民旅海外者，以數百萬計，每年舟車往返，貨物運載，銀兩匯兌，所費無慮萬萬，若能自通之而自運之，則皆我之利權也。然此之為利，人人能知之，而莫或行之者何也？蓋此等之事，與西人爭利，西人挾其大力以壓我，我非有相等之大力，則不能以抵拒之。誠能聯各埠為一氣，合萬眾為一心，則可以自興輪船公司，自立銀行。我海外數百萬人，人人皆股東，人人皆貨客，交易既增便易，利益複不外流，則不待數年，而西人所得之利權，奪回八九矣。夫彼之得以制我者，以我之散而無力耳。潮州幫者，商人之最能團結者也，西人畏之特甚，故潮幫之商務亦最大。一潮幫猶且畏之，況吾聯合各埠，悉如潮幫，而更加團結乎？以此相競而不能自存，未之聞也。非商會其孰能與於斯？

　　要而論之，一埠有一埠之會館，商會者，即合各埠之大會館也。一行有一行之行規，商會者，既合各行之大行規也。一幫有一幫之公所，商會者，即合各幫之大公所也。苟能行之，則其利益之可見者，蓋有三大端焉。一曰每埠人人自得之利益也，二曰各埠公同均沾之利益也，三曰協助內地保全宗國之利益也。我數百萬同胞之國民不可不深察也。

　　或者曰：商會之舉，善則善矣，然得無侵國家之權，非我輩分內事乎？答之曰：是不然。凡人生於天壤，皆各有所應得之權利，與所應盡之職分。權利者何？人人自保其安全是也。職分者何？人人自謀其安全是也。夫推原國家之所以立，亦不外為人民保安全、謀安全耳。其意蓋謂一人之力不能自保者，則國家為保之；一人之智不能自謀者，則國家為謀之，此國家之義務也。國家不為民保，不為民謀，是之謂失國家之義務。國民不自保不自謀，而必待命於國家，是之謂失國民之義務。譬諸人然，當其孩提也，起居飲食衣服皆仰賴于父母，及其長也則當自立。若一切惟父母是仰以終其身，非惟不孝，抑亦不人矣。且使一旦遠離父母，將若之何？更使一旦父母大故，又將若之何？今我海外之民離宗國數千萬裡，朝廷雖或愛之，而政令有所不能及，此所謂遠離膝下之時也。而外患之迫，然眉之禍，有目共見，父母之邦，殆如風燭，一旦大故，寧可為諱。及今猶瞻徇顧忌，以不侵國權為辭，此何異天涯遊子，待顧複而始行，強仕壯年，仰乳哺而後食哉？且慈親之愛子也，未有不望其自成自立者。子能自成自立，則父母賴以養；民能自謀自保，則國家賴以強。反是，則家必落，國必亡矣，為人子為國民者，當何擇焉！

　　昔英人之得志於印度也，以七萬鎊金之商會，十數年間規撫全印，指揮若定，籌餉練兵，設官開港，皆商會任之，國家一切不過問。凡數十年治定功成，乃舉而還諸其國，至今英王帝五印焉。廣州之役，一切兵事皆十三行商會主持之，卒乃割香港，開五口，使英人之權擴張於東方，香港所鑄銅像目眈眈視廣州者，即商會首領義律其人也。今英旗所翻，遍大地之海岸，威權炎炎，炙手可熱，游於海外者莫不豔之。豈知其所以致今日者，商會之功，十居八九哉。夫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此人子之職也。盡瘁于海外以張國權，此國民之職也。我數百萬之同胞，何多讓焉？何多讓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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