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紀年公理

紀年公理

　　清光緒二十五年

　　紀年者何義也？時也者，過而不留者也。立乎今日以指往日，謂之去年，謂之前年，謂之前三年前十年，再推而上之，則詞窮矣。言者既淩亂而難為之名，聽者亦瞀惑而莫知所指矣。然人生在世，則已閱數十寒暑，其此年與彼年交涉比較之事，不一而足，而人之愈文明者，其腦筋所容之事物愈多，恒喜取數百年、數千年以前之事而記誦之討論之。然而「年」也者，過而不留者也，至無定而無可指者也，無定而無可指，則其所願記之事，皆無所附麗，故不得不為之立一代數之記號，化無定為有定，然後得以從而指名之。凡天地間事物之名號，其根源莫不由此，而紀年其一端也。《春秋》曰「諸侯不得改元」「惟王者然後改元」，此其義何？凡設記號者，皆將使人腦筋省力也。故記號恒欲其簡，不欲其繁。

　　當各國之未相通也，各自紀年，蓋記號必不能暗同，無可如何也。及諸國既已相通，交涉之事日多，而所指之年，其代數記號各參差不相符，則於人之腦筋甚勞，而於事甚不便。故孔子作《春秋》，首立此義，所以齊萬而為一，去繁而就簡，蓋有精義存焉。問者曰：孔子以前紀年一乎？曰：以《左氏春秋》《國語》《戰國策》《史記》各世家、各年表推之，知當時諸國各自紀年也，西漢諸侯王亦各自改元，觀《泮池刻石》雲五鳳二年，魯三十四年。知其仍沿舊制也。東漢以後，孔制漸昌矣。歐洲希臘諸國各自改元，千餘年前猶沿此制，後乃定於一，以耶穌降生為紀，與孔子精意暗合。蓋由繁而簡，乃自然之理，人心所必至者也。

　　一地之中，而並時有數種紀年，固為不便。百年之內，而紀年之號屢易，則其不便亦相等。一者橫繁，一者豎繁也。是以去繁就簡者，必務合橫豎而一之。故最初為無立號紀元之世，漢以前是也。次為紀元極繁之世，如西漢一帝，改元動以十數，如此則幾與無紀元等矣。又次為紀元稍簡之世，如明至本朝，皆一帝一改元是也。更進則為一紀元之世矣。紀元不一，則于論古者仍大不便。如中國人欲治史學，必耗其腦氣筋無量之力以記歷朝之年號，否則不能讀史。如啟超者於年號不熟，則掛礙極多矣，是其證也。□□□曰：「王莽以『始建國』為紀年，與秦之始皇、二世同一氣象。」（□□能持論為王莽伸冤，其證據極多）是亦不可以人廢者也。問者曰：然則今日欲取中國數千年之紀元而一之，以求為眾人之腦筋省力，其道何由？曰：太史公於《老子列傳》，大書「孔子卒後二百七十五年」，為萬世之紀元之定法矣。南海先生倡強學會，即用史公之例，大書「孔子卒後二千四百七十三年」。會中一二俗士聞之，則舌撟汗下色變，懼禍將及己，汲汲請除名，曰：是不奉今王之正朔也，是學耶穌也。嗚呼！吾之所謂公理，所謂記號，繁簡之例，苟持以語此輩，猶隔數十重雲霧，其曷從語之？要之，中國之種，使從此滅絕為奴，不自立則已耳，苟猶自立，則紀元必歸於一。一者何？必一于教主也。彼俗士聞孔子紀年而駭怒者，然則其將一於耶穌乎？井蛙夏蟲，亦無足責焉耳。

　　□□□曰：法其生不法其死，以孔子卒紀，不如以孔子生紀也。□□□曰：孔子治天下之道，具於《春秋》，莫如以《春秋》紀便。斯二義也，皆無大同異者也。然孔子卒後，則太史公用之，吾信而有征也。□□□曰：《尚書》獨載堯以來，以堯舜紀其可也。此說也，吾甚取之。孔子托古，以堯舜為極則，紀堯舜無異紀孔子，一善也。堯舜為公天下之祖，紀以為法，二善也。孔子以前之事尚多，如西國例，稱耶穌前幾年，則不大順，不如自堯舜以來紀之，三善也。有此三善，然則以堯舜紀其亦可也。後有作者，必于數者焉擇而用之矣。抑地球之中，萬國既已交通矣，而五大洲猶各自為紀年，以孔子之例治之，此亦宜歸於一者也。各尊其國，各尊其教，然則當一於誰氏乎，則非吾所能言也。吾度他日必有地球萬國立一大會會議紀年之事，其會議也，苟相持而不能下，則莫如以會議之年定為元年。

　　□□□曰：以甲子乙丑紀年，每六十年乃一周，而不稱為第幾甲子，僅足供百年內之人之用，而不足為千年數千年後之人用。以堯舜紀年，可直算為四千餘年，而堯起甲辰，亦有干支可據，亦可不廢舊日之干支紀年，亦一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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