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讀《春秋》界說

讀《春秋》界說

　　清光緒二十四年

　　【界說一】《春秋》為孔子改定制度，以教萬世之書。

　　《史記·太史公自序》曰：「周道衰廢，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錶，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夫《春秋》，一儒者之筆耳，何以謂為天子之事？蓋以《春秋》者損益百王，斟酌三代，垂制立法，以教萬世。此其事皆天子所當有事者也。獨惜周道衰廢，王者不能自舉其職，而天地之公理，終不可無人以發明之也，故孔子發憤而作《春秋》，以行天子之事。故《說苑》曰：「周德不亡，《春秋》不作。」《孟子》曰：「王者之跡熄，然後《春秋》作。」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夫作《春秋》何以見罪孔子？蓋逆知後世必有執布衣不當改制之說，而疑孔子之僭妄者，故先自言之也。後之儒者不明此義，而甘為罪孔子之人，則何益矣！

　　孔子改制之說本無可疑，其見於周秦諸子、兩漢傳記者極多，不必遍舉。即如《論語》「麻冕禮也」一章，「顏淵問為邦」一章，改制之精義猶可考見。使孔子而僅從周雲爾，則何不雲行周之時，乘周之輅，樂則《武》舞，而必兼采三代耶？可見當時孔子苟獲為邦，其制度必有所因革損益明矣。既已不見用，則垂空文以待來者，亦本其平日之所懷者而著之，又何足異乎？黃梨洲有《明夷待訪錄》，黃氏之改制也；王船山有《黃書》，有《噩夢》，王氏之政制也；馮林一有《校邠廬抗議》，馮氏之改制也。凡士大夫之讀書有心得者，每覺當時之制度有未善處，而思有以變通之，此最尋常事。孔子之作《春秋》，亦猶是耳。夫以梨洲、船山、林一之所能為者，而必不許我孔子為之，此何理也？西人果魯士西亞、虎哥，皆以布衣而著《萬國公法》，天下遵之。今孔子之作《春秋》乃萬世公法也，今必謂孔子之智，曾果氏、虎氏之不若，此又何理也？

　　【界說二】《春秋》為明義之書，非記事之書。

　　《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蓋以明《春秋》之所重者在義，而不在事與文也。其意若曰：若僅論其事，則不過桓、文之陳跡而已，若僅論其文，則不過一史官之職而已。是二者乃晉《乘》、楚《檮杌》之所同也。孔子未修之《春秋》，亦猶是也。及孔子修之，則其中皆有義焉。太史公所謂「萬物散聚，皆在《春秋》，其指數千」者，即今之《春秋》是也。《春秋》所以為萬世之書者，曰惟義之故。孔子所以為聖者，曰惟義之故。《孟子》所以言道統述及孔子即舉《春秋》者，曰惟義之故。若夫事也者，則不過假之以明義（說詳第三條）。義之既明，兼記其事可也。義之既明，而其事皆作筌蹄之棄，亦無不可也。若徇其事而忘其義，則大不可也。痛哉，《左傳》家之說也！乃謂《春秋》書不書之例，不過據列國赴告之策以為文，然則孔子直一識字之史官而已。《乘》與《檮杌》皆優為之，而何必惟孔子之《春秋》是尊也！自《公》《穀》之大義不明，後儒之以史目《春秋》久矣。夫使孔子而果為史官也，則亦當搜羅明備，記載詳博，然後為史之良。我朝二百餘年，而《東華》之錄已汗牛充棟矣，而《春秋》二百四十年，乃僅得一萬九千字，猶複漏略蕪雜，毫無體例，何其陋歟？故使《春秋》而果為記事之史也，則吾謂左丘明賢於孔子遠矣。嗚呼！此義也，孔子自言之，孟子又言之，董子、太史公又言之，而竟數千年沉霾晦昒，無一發明，則無怪王荊公謂《春秋》為「斷爛朝報」，而雖以朱子之賢，亦自言於《春秋》無所解也。故苟不辨明義與事之界，則《春秋》不可得而讀也。

　　【界說三】《春秋》本以義為主，然必托事以明義，則其義愈切著。

　　問者曰：孔子之《春秋》，既已如《明夷待訪錄》《校邠廬抗議》之例矣，則何不條舉直書，言某事當如何興作，某政當如何改革，一如黃、王氏之例，而何必比附當時之事，以眩惑後人乎？答之曰：孔子自言之矣。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博深切明也」，「故因其行事而加吾王心焉」，「假其位號以正人倫，因其成敗以明順逆」（見《春秋繁露·俞序篇》，又見《史記·太史公自序篇》）。此蓋聖人警時憂世之苦心也。如《春秋》有大居正之義，但言大居正本已足矣，而必借宋宣之事言之，所以使人知不居正之害，可以召爭亂也。《春秋》有譏世卿之義，但言譏世卿本已足矣，而必借尹氏之事言之，所以使人知世卿之害，可以篡逆也。蓋《春秋》所重者在大居正、譏世卿，而不在葬宋繆與尹氏卒也。不然，一巡撫之出殯，一京官之死，何足以勞聖人之筆哉？故曰：「因其行事，假其位號」，故讀《春秋》當如讀《楚辭》，其辭則美人芳草，其心則靈修也；其辭則齊桓、晉文，其文則素王制也，知此則於《春秋》無所閡焉矣。善哉！句容陳氏立之言也，曰：《春秋》，記號之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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