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法通議論金銀漲落

論金銀漲落

　　梁啟超讀楊通政《請仿造金銀錢折》，以問於求在我者曰：其何如？求在我者曰：其所憂者是也，其所以憂之者，則猶未也。原議以生銀鑄成先令樣式，此議之可行與否，應以鑄成以後，外國能否一律通用為斷。查歐美各國，皆有自定圜法通行本國。同治五年，法、比、意、瑞四國，以本國圜法，其成色式樣，輕重大小，無不一一相等，因聯公會，議定四國鑄成金銀錢，彼此國庫，皆准抵用，而收付銀錢，則以一百佛郎為限。是則四國所鑄金銀，其分兩成色式樣，原無出入，而非預聯公會，彼此仍難抵用者明矣。今中國而按照外洋分兩成色式樣，仿造金銀錢，若不先與會議，其難以抵用者亦明矣。即使先興會議，彼此抵用，則通用銀錢亦有限制，而金貴銀賤之弊亦難補救。何則？議者以為英國先令只重一錢五分，而足抵四錢四分生銀之用。我亦可以一錢五分之生銀，鑄成與英先同式等重之華先，購船械，還借款，以抵四錢四分之價。不知英先以見錢收付，只限十九枚，其二十枚以外則用金磅。是則我以生銀鑄成華先，即能抵用，而於購械還債，亦只可以權鉅款之尾數，限以十數枚而止，而應付鉅款，仍宜以時價極賤之生銀，購回極貴之金磅以償之。然則自鑄先令也，于銀賤金貴之極弊何補？至如總署複片，謂由官定價，每一華先合銀四錢四分，著為令，務使通行國中，則外國即不肯抵用，而以我金銀錢易得之生銀與之，其數亦適相准。又云：或疑以錢五分之華先，收閭閻四錢有奇之生銀，損下益上，勢必不行。要知國幣者，非論分兩也，乃憑據也，信票也。民間行店，以銀易京蚨數千至百兩千兩之紙票，何以流通？國家以銀錢為票，出入相准以示信，尚何損益之有云云。其說似甚辨，不知彼之以英先重一錢五分，而可抵四錢四分之用。佛郎重一錢有零，而可抵四錢之用者，非其國之威令，能迫其民必遵行也。蓋彼國以金為正幣，若夫非金之品，若銀若銅若鎳，因以子母其金錢者，亦必以金抵之。故於鑄金錢流通外，凡鑄銀錢若干枚，流用民間，即提若干重金，適當銀錢所值之數，另存以待取。故民雖手持不足價之銀錢，而信其可以換等價之金也，故用之而不疑（泰西諸國有純用金者，英美諸國是也。有金銀並用者，法、比、瑞諸國是也。日本號之為單本位、兩本位。純用金者，先令等銀幣只可兌金兩磅，過此只照銀價論。金銀並用者，自五佛郎銀幣起，至數千萬皆可向庫兌金錢。純用金則金之磨耗必巨，並用銀則提存之金亦不菲。而要之無論純用、並用之國，凡每鑄銀錢若干，必提等價之金若干存於庫中，此是定例。《時務報》第二十冊載《日本改定圜法章程》第十款云：「日本銀行應設法將庫中所存之銀盡行換金。」第十一款云：「新定圜法施行之前，須先貯新鑄金圓合一萬萬圓。」即其例也。日本現章蓋猶金銀並用之國也）。然則中國而欲鑄華先，以與抵用，以通行於民間也，亦應於生銀鑄錢外，更提存相當銀價之金以備焉，非是，而彼必不信用也。譬之鈔幣之制，必有銀一萬圓而行一萬圓之鈔，則相與安之。若欲以銀五千圓而行一萬圓之鈔，則必大亂。外國之銀行，中國之票號、錢莊，莫不皆然。彼之用銀，其例亦猶是也。用鈔者，非用鈔也，用其所代之銀也；用銀者，非用銀也，用其所權之金也。今若鑄銀先令而不提存金也，吾見其不數月而弊滋起也，是宋元交子、鈔引之虐政也；若提存金也，則議者欲少還金而多鑄銀，今轉以用銀而多備金，失算甚矣。

　　曰：若是乎，銀幣之不可鑄也。曰：惡，是何言也？凡天下之幣，必經鑄造有成色分兩者，乃可謂之幣。譬如千錢之重為六斤四兩，而凡言錢幣者，必舉其若干枚之數，而必不能舉其若干斤之數，此至淺之理也。今中國之銀錢以每兩計，是何異於銅錢之以每斤計也？有以銅六斤四兩為言者，則笑之；有以銀六兩四錢為言者，則習之。嘻，是直無圜法而已。無圜法，非國也。是以洋銀入口，已得藉以持我生銀價值之漲落，不待金矣。故鑄銀，今之急務也，而特不能持一先令抵四錢四分之說以病我民。所謂離則雙美，合則兩傷者也。

　　梁啟超曰：金銀價值漲落，為今日地球第一大事。五洲之商賈，群焉屏營、憂慹驚駭汗喘以趨避之。五洲之士夫，群焉比較測驗營目抵掌以論議之。五洲之政府，群焉變革遷就左右輕重以維持之。然而金幣國病于金，銀幣國苦於銀，金銀兩幣國厭兩幣，使全球十四萬萬人莫不心如懸旌，傫然有不可終日之勢。此其故何歟？非用金用銀與合用金銀之為害，而天下各國或用金，或用銀，或合用金銀各不相通之為害，以致此盈則彼絀，甲喜則乙憂，一發牽而全身動，銅山崩而洛鐘應，天下商務之不均，其原皆起於此。今地球文治日進，交通之勢日盛，舟通，車通，郵通，電通，士通，工通，商通，物產通，語言通，文字通，其率極速，其力極大，其不能不趨於一，昭昭然矣。而所謂幣制者，猶界以國，猶域以地，以不通之事行於大通之世，是以萬變而萬不當也。《孟子》曰：「天下惡乎定？定於一。」故非一幣制不能平天下。然今日有幣之國，為金也，為銀也，為金銀並也，各有得失，各有利害。其將一於誰氏乎？曰：天下公理，由質而進于文，由賤而進於貴。故最初有幣也，用粟帛，以其所有，易其所無。秷秸而獻焉，尺寸而剪裁焉，久之苦其重贅也，而用鐵，而用銅；猶苦其重贅也，而用銀；猶苦其重贅也，而用金。今夫幣也者，饑不可食，寒不可衣，要之持之可以得衣食，實為衣食之代數而已，人人共用之代數，斯為真數焉。夫代數者，必務極其簡易輕便，則於人之性也愈益順（鈔幣者，又代數之代數也），故地球幣制不一則已，苟其一之，必一于金，此事理之無可如何者也。今者，歐美各國雖未畫一，然大率皆以金為正位（即金銀並用之國，亦仍是以金為正位）。其美國合眾主銀黨，必欲持平酌劑，定為金一銀十六之比例者，雖爭論甚切，然其勢必不行。蓋地球自然之變率，非人之所能遏也。然則一於金幣之時局，實已將及，凡用兩本位之國，尚有不能自持之勢，而況我中國之以銀為正位者乎？而況我中國之號稱以銀為正位而實以銅為正位者乎（中國銅錢有圜法，銀錢尚未有圜法，僅以幾兩幾錢計，然則中國直以銅為正位耳，與銀幣之國尚隔一層，痛哉！以《春秋》三世言之，銅為據亂世之幣，銀為升平世之幣，金為太平世之幣。又，凡必有圜法者，乃可謂之幣制。故中國秦漢之間雖用金而必不能指為金幣之國）？故即靡論他事，即以國體論之，亦必宜由銅而進於銀，由銀而進于金，乃足以列于文明諸大國之數，至易明矣。故今日鑄金之當急，有不待辨而決者。雖然，既已鑄金，則必以金為正幣，而成一金銀共用之國。考日本此次新例第十一款：「新定圜法施行之前，須先貯存新鑄金圓合一萬萬圓。」蓋既為正位之幣，流通于國，則一切銀鈔皆視之為主率，故必所貯之金，足以為流通一國之用，然後可無窒也。故俄國將改行金幣，而貯藏國庫之金至一億一千萬磅；日本將改行金幣，而自本年一月至五月由正金銀行購金於倫敦者，六千余萬圓；奧國近年所購之金亦極不鮮。故必得多金而後可用金，此定理也。中國雖以多銀聞於天下，而一切礦苗開採未能如法，今即嚴申金礦出口之禁，而計每年所出口，不過合金磅二百余萬磅之數，即盡收婦女簪珥之飾，充其量亦不過數萬磅。以日本區區小國，行用金幣猶且先貯一萬萬圓；中國人數十倍日本，為流通行用計，當貯日圓十萬萬圓（約一萬萬磅之間）。即以工藝未興，人尚簡省，通用之幣額可節減，以折半計之，亦當先貯存金磅五千萬磅乃可。以今日中國所出之金計之，尚未敷是額也。若如俄、日、奧諸國之例，更購金於泰西，是益增金價之飛漲，而我國受銀賤之大累者，將又添一途，此則必不可也。故不開金礦，不能言行金幣。此吾所謂一變一切變。將欲變甲，必先變乙，及其變乙，又當先丙，惟萬弩齊發，斯百廢具張。願我政府勿更以彌縫補苴之術行之，學邯鄲未就而先失其故步也。

　　曰：金貴銀賤之為大害于中國，夫人而知之矣。敢問亦有為利於中國者乎？曰：有。以銀賤之故，中國出口貨可以暢銷，何以言之？如十年前絲價每石值銀四百兩，其時金價每磅值銀四兩，故四百兩之絲價，在洋商值一百磅。今日絲價仍值四百兩，而每磅已值八兩，則洋商只出五十磅，可得絲一石。在華商之絲價未減，而洋商計之已減至半價矣，於是法絲、意絲、倭絲以金價之貴而價昂，價昂則難與華絲爭，故華絲出口加多矣。絲已然，其他出口貨亦莫不然。使吾稍講農學，繁榮其物產，雖物質稍次，而西人製造家必以其廉而爭購之，是不啻環立用金之國，為我作淵魚叢爵也。又以銀賤之故，外國進口貨轉使之滯銷，何以言之？如十年前洋布一匹，在英值金半磅，其時金磅值銀四兩，半磅價之洋布售於中國，只值二兩，今則洋布猶是也。布價如故也，然每磅已值八兩，則半價之布在華應售四兩，華民昔以二兩購之者，今忽貴至一倍，必少購，少購則進口之布少銷，而兌出之金少，則金價亦可漸賤矣。洋布然，其他進口貨亦莫不皆然。使吾及是時也，取凡向所仰給於西貨者，皆由中國立廠自行仿造，則工料皆償以銀，而所出之貨，較之外洋以金償其工料者，其價必倍賤，於是外洋進口貨來路可以盡絕。如此則銀賤匪惟不能困我，反足以利我，昔日本是已。日本至今用金之事已定，而猶有持異議者，以謂三十年來，坐它國用金，本國用銀，得以增漲輸出之額，而阻閼輸入之額，而商務受非常之益。計光緒四年，銀價每圓值英金四先令，是年商務僅五十八兆五十萬圓。至光緒二十二年，銀價降低其半，而商務增至二百八十九兆五千萬圓。十八年間驟增五倍，蓋半受銀賤之賜也。今若驟變，恐失此利，今日人之持此論者，尚呶呶也。上海《字林西報》譯日本某報云：我國若依舊用銀，則用金各國購貨於我者，必紛至遝來，倘用金幣則反是。何也？金貴銀必賤，以金購貨於我，其利倍蓗。利之所在，人人趨之，一旦易用銀而用金，彼無利可圖，勢不能不舍是他求。向之購貨於我國者，悉改而就中國及他用銀之國，而我之銷路豈不大滯？不寧惟是，同是用金，無所虧耗。而我國民轉因其無所虧耗，爭購貨於彼，日益見眾，輸幣外國，胡所底止。又《京津西報》云：日本改用金後，進口貨多，出口貨少，若不設法整頓，恐大有損於日本，而無益於銀。由日本之言，以反比例求之，則吾乘此舉天下用金之時，巋然以用銀之一國獨立其間，加以日本新變，逼處相形，其於加增出口貨而阻絕進口貨之道，可以事半功倍。白圭之言理財也，曰：趨時若鷙鳥猛獸之發。吾以為中國而不欲富強斯已耳，中國而猶欲富強也，此亦千載一時矣。自古未有不講商務而能立國者，亦未有不講物產工藝而能通商者，公例有然。而今日之中國，又時之不可失者也。若猶是苟且敷衍，推諉塗飾，輒以茲事體大，望洋而歎，是則以一事不辦為宗旨，以坐視不救為要策，斯亦已矣。又何必更鑄金銀錢之僕僕為哉？

　　要之，今日之中國能開金礦，則用金，莫大之利也；能興工藝，則用銀，亦莫大之利也。苟不興工藝，則用銀可以貧中國；苟不開金礦，則用金亦可以貧中國。西人惟百廢具舉、商務極盛，各不相讓，故于金銀權衡，一轉移間，而非常之利害見焉。中國則此事非不為利害也，然有存乎此事之先者，必彼之既變，然後此之可圖。《孟子》曰：「善推其所為而已。」今我政府既采通政之議，鑒於金貴銀賤之弊，而思所以救之，則亦何不念金貴銀賤之利，而思所以用之也。雖然，今之談洋務者，方且日言購船購槍炮之不暇，必欲自煎其膏，自枯其髓，以與敵人，然後為快。而于國之工商，匪惟不教之，且又朘之、削之、壓之、虐之，則無惑乎只受其害，而終不一受其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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