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法通議學校餘論

學校餘論

　　軍興以前，中國之學堂惟有同文館、廣方言館等，所在屈指可數，生徒不滿千計，是以梁啟超憂之。軍興以後，廟謨諄諄，野議繽繽，則咸以振興學校為第一義。上自京師，下及省會，訖於岩邑，兩歲之間，踵武數十。其以故有書院改課、增課者稱是，其倡議而未成，成而未及知者，亦稱是。雖比之泰西各國萬不逮一，然風氣之開，不可謂無其幾也。然而梁啟超愈益憂之。憂之奈何？曰：今之以學校為第一義者，豈不以育人才乎哉？雖然，彼向之同文館、水師學堂等，其設心也，曷嘗不惟育才之為務，然至今數十年，未嘗有非常之才出乎其間，以效用於天下，天下所共聞也。今之興學堂者，其意寧不曰，吾今之為此，必有以異於彼所雲也。然而吾竊量其他日之所成就，必無以遠過於彼，且猶或弗逮，何也？表正者影直，表趍者影邪，此公理之易明者也。彼同文館等之設，其原奏檔案所稱，不過以交涉日夥，鞮寄需人，思通其語言，毋受矇蔽。故其所成就，上焉者足備總署使館之翻譯，下焉者可充海關、洋行之通事，彼其所求之者，固如是而已。故雖以丁韙良、傅蘭雅等為之教習，不可謂非彼中文學之士，然而所成卒不過是，何也？所以為教者未得其道也。今教之之道，舉無以過於彼，而教習之才，又遠出丁、傅下。其聘用西人者，半屬無賴之工匠，不學之教士，其用華人者，則皆向者諸館之學生，學焉而未成，成焉而不適於用者也，其尤下者，香港、寧波之衣食於西人者也。教之之道既如彼，教之之人複如此，以故吾敢量其它日之所成，且或弗逮也。夫所謂教之未得其道者何也？自古未有不通他國之學，而能通本國之學者；亦未有不通本國之學，而能通他國之學者。西人之教也，先學本國文法，乃進求萬國文法，先受本國輿地、史志、教宗、性理，乃進求萬國輿地、史志、教宗、性理，此各國學校之所同也。今中國之為洋學者，其能識華字，聯綴書成俗語者，十而四五焉；其能通華文文法者，百而四五焉；其能言中國輿地、史志、教宗、性理者，殆幾絕也。此其故何也？彼設學之始，其意以為吾之教此輩也，不過責之以譯文傳語，為交涉之間所有事，若夫經世之義，修齊治平之道，別有所謂揣摩講章，唾掇甲第之人以講求之，而不必以望於此輩。故其學中所設，雖有華文功課一門，不過循例奉行，苟以塞責，實則視為無足重輕之事。其西文總教習等，既于中學毫髮未有所聞，而其所謂華文分教習者，又大半鄉曲學究，抱兔園冊子，謂為絕學，以此而欲造人才，烏可得也？然使于中學雖不甚厝意，而于西學實有所大成，猶可言也。

　　凡學西文者，大率五六年後，乃始能盡通其文規，可以讀其書，知其義，無所於閡。而今之治此學者，往往學四五年，輒以譯人之才囂然自大，出而謀衣食，自此以往，即與學絕。而究其前數年所學者，不過語句、拼字、文法之類，去西學尚遠甚。今夫能作華語，粗解華文之人，不能命為中學之人才，此五尺之童之所共明也。然則能作西語，粗解西文之人，不能命為西學之人才，昭昭然矣。故恒有彝其語，彝其服，日以西學自鳴於口岸，而叩以彼中政治、學術形勢情實，其所見聞，視我輩之待命舌人者，尚或有間，何則？學與不學之異也。夫此四五年之間，於中國之學，既已循例若贅，閣束一切，則其所誦經書，只能謂之認字，其所課策論，只能謂之習文法，而絕不能謂之中學，其西學亦然，極其能事，乃亦不過在認字與習文法之二事，是直謂之未學焉可已。今以國家之所旁求，天下之所側望，翹首企踵，以謂他日撥亂反正之才，將取於是，而其究竟，乃卒歸於未學，此餘所以悁悁而悲也。然則奈何？曰：無徒重西文教習而必聘通儒為華文教習，以立其本；無僅學西文而必各持一專門之西學，以致其用。斯二義者立，夫乃謂之學。今日之學，當以政學為主義，以藝學為附庸。政學之成較易，藝學之成較難；政學之用較廣，藝學之用較狹。使其國有政才而無藝才也，則行政之人振興藝事，直易易耳，即不爾而借才異地，用客卿而操縱之，無所不可也。使其國有藝才而無政才也，則絕技雖多，執政者不知所以用之，其終也必為他人所用。今之中國，其習專門之業，稍有成就，散而處於歐墨各國者固不乏人，獨其講求古今中外治天下之道，深知其意者，殆不多見，此所以雖有一二藝才而卒無用也。抑欲為藝學者，奉一專門名家之西人以為師，雖於中國之學不識一字可也；欲為政學者，必于中國前古之積弊，知其所以然，近今之情勢，知其所終極，故非深于中學者不能治此業。彼夫西人之著書為我借著者，與今世所謂洋務中人，介於達官、市儈之間，而日日攘臂言新法者，其於西政非不少有所知也。而於吾中國之情勢政俗，未嘗通習，則其言也，必窒礙不可行。非不可行也，行之而不知其本，不以其道也。於是有志經世者，或取其言而試行之，一行而不效，則反以為新法之罪。近今之大局，未始不壞於此也。

　　故今日欲儲人才，必以通習六經經世之義，歷代掌故之跡，知其所以然之故，而參合之於西政，以求致用者為第一等。求之古人，則有若漢之長沙子政武侯，秦之景略，後周之王朴，宋之荊公夾漈永嘉，元之貴與，明之姚江，國朝之船山、梨洲、亭林、默深，庶幾近之。求之西域，則彼中政治學院之制，略以公理、公法之書為經，以希臘、羅馬古史為緯，以近政、近事為用，其學焉而成者，則於治天下之道，及古人治天下之法，與夫治今日之天下所當有事，若集兩造而辨曲直，陳緇羔而指白黑。故入官以後，敷政優優，所謂學其所用，用其所學，以故逢掖之間無棄才，而國家收養士之效。日本之當路知此義，變法則獨先學校，學校則首重政治，采歐洲之法，而行之以日本之道，是以不三十年而崛起於東瀛也。今中國而不思自強則已，苟猶思之，其必自興政學始，宜以六經諸子為經（經學必以子學相輔，然後知經學之用，諸子亦皆欲以所學易天下者也），而以西人公理公法之書輔之，以求治天下之道；以歷朝掌故為緯，而以希臘、羅馬古史輔之，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以按切當今時勢為用，而以各國近政近事輔之，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當有事。苟由此道，得師而教之，使學者知今日之制度，何者合于古，何者戾於今，何者當復古，何者當變古；古人之制度，何者視今日為善，何者視今日為不善，何者可行於今日，何者不可行於今日；西人之制度，何者可行于中國，何者不可行于中國，何者宜緩，何者宜急。條理萬端，燭照數計，成竹在胸，遇事不撓。此學若成，則真今日救時之良才也。

　　《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繆以千里。」不此之務，則雖糜巨萬之資，竭數十年之力，僅為洋人廣蓄買辦之才，靡救于國，靡造於民，吾恐它日必有達識之士，以學堂為詬病者。彼海軍一政，日本講之而得強，中國講之而得削，其名不殊，其實大異。烏乎！其無使今日之學堂等於昔日之海軍也。問者曰：子偏重政學，子薄藝學乎？藝學者，西人所以致富強之原也。釋之曰：予烏敢薄藝學，顧欲治藝學者，必廣備諸器以藉試驗，曆履諸地以資測勘，教習必分請專門，學生必儲之綺歲，吾度今者諸學生經費之所入，尚未足以語於此也。若治政學者，則坐一室可以知四海，陳群籍可以得折衷，雖十室之邑，中人之產，猶能舉之。故吾謂政學之成較易，藝學之成較難也。若夫有大力者，能創博物之院，開比較之廠，聚其才俊，以前民用，此又國之命脈也，夫烏得而薄之！吾直異夫今之言學堂者，上焉於政無所達，下焉於藝無所成，而徒考績於口舌之間，自畫于同文、方言之一義，而欲以天下才望之於其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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