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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


  一年四季,無論天晴下雨,天井兩邊老有四五隻大木盆,老有四五具用高板凳和門扇搭的臨時刷洗工場,也老有七八個年輕的、半老的婦女蹲坐在大木盆邊,用氣力的搓,俯在門扇上,用棕刷子刷。照常理講起來,兩邊各長五間的廂房,就作興每間住兩家,每家平均三人,也不過男女大小三十人而已,而天井裡何以會成年成月的洗晾上那多的衣裳?這解答,戶籍警察可以告訴你:有好多戶的婦女都是靠洗衣裳吃飯的,她們洗的十分之九都是別人的衣裳啊!

  對於這些雜院,一如許多小鋪戶、小工場一樣,是治安警察、戶籍警察力所能及,也是隨時注意的地方。他們不但徹底明瞭那些女的靠洗衣吃飯,男的靠拉車或什麼出賣勞力的事吃飯,並且也清清楚楚的知道上房當中,還住有一個姓白的教書先生。他只占了一間狹而長的耳房,前後兩垛牛肋巴窗子,都用好幾塊厚薄長短木質顏色全不同的木板釘死了,不能開。其實開了也等於零,外面只兩道不通風不透氣的黑巷子,而前窗外還有其他用處。

  只屋山花上有兩扇玻璃格子窗,高高的位置在鄰家的屋溝上,不疊上兩張方凳是沒法去開闔它,但通氣靠它,通光更靠它。光線倒很夠,尤其是大晴天,偏西的太陽會慢慢從床邊,從書桌,從衣櫥,從布有蛛網和塵垢的泥壁,一直爬到天花板緣上的。在暑期中,房間裡在下午兩點後,好像烘了一盆火。白知時倒頗為滿意,他說:「一切黴菌在高溫九十五度以上,是絕難存在的了!」而不滿意的,只在隆冬時候,許多裂了縫的泥壁和那兩扇玻璃窗,雖用報紙糊了,但天花板稍高,地板不但木枕松,而且被老鼠、被潮濕弄出了許多大大小小的破洞,冷氣一跑進來,就停佇在那平時倒不覺得有如此其大的空間中,而無法用熱氣將它驅出去。唯一救濟方法,就只把那大得出奇的一道雙扇房門緊緊關上,還得閂上哩,不然,門扇仍會自己打開的。

  白知時在這裡已住了九年,資格相當的老。自老婆死後,國戰打得更激烈;法幣發得更多,物價也上爬得更快,教書收入,雖然也被一般在文武大員眼中看來好像無恥的教書匠們吵著鬧著要加薪,要津貼這樣,津貼那樣之後,不免也自百分之十二,百分之十五,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五十的在增長,畢竟算是與物價競走的烏龜。而首先使白知時痛感不快的,便是那個死硬派的房主,非一口氣把租金加到百分之三百不租。

  白知時初聽之下,並不是著急,而是生氣;生那老寡婦房主的氣,罵她損人利己,妨礙抗戰!原想仍用老方法,聯合一眾佃戶,先給那老寡婦一個警告,次來一個抗議,仍不行,便以一齊搬空相恐嚇。卻萬萬料不到剛一著手,便得到一個回答,還幾乎全出於那般賣氣力的朋友,他們說:「算了罷!別個拿房子出租的,也要吃飯呀!我們只要掙得出,何苦要挖苦人哩!」其餘十分之一的住戶,自然資力都不及白先生的人,於是便實行第二個政策。但是老寡婦和警察局的人和街正都有親戚關係。到抗議第三月上,便被判決了:要住下去,得照房主所定,補足租金,不哩,有政府和農民銀行在四郊修建的疏散房子可住,那嗎遷去好了,並且政府正在做強迫疏散的工作,只管搬去住,暫時是不要錢的。

  幸而白先生耳目相當長,人事也相當寬,在社會上混了這些時,也略有經驗,便取了個巧,讓那一夥受了他鼓吹,而果然不肯妥協,必要堅持到底的幾家人先搬了去,自己還在徘徊之時,便已得到消息了,疏散房子簡直不可住:草頂蓋得太稀,漏雨;地基潮濕;頂不好的是交通不便,和左右人家窎得太遠;小偷太多,連不值錢的破竹椅都要;做小生意做小手藝的人家全沒有活路做了。大家受不了政府的「恩惠」,要搬回來,但是何嘗可能呢?第一,城門口的憲軍警已在執行命令,除了闊人家的沙發鋼絲床等等上等家具外,一概只准搬出,不准搬進;第二,老寡婦已喊出了:搬回來的,仍然當作新佃戶,除原加的百分之三百外,再加總數的百分之百。

  白先生氣炸了,很想到警察局去告她,說她借房居奇,激刺物價。但是又自行取消了,知道警察局斷不會單為他一個人出氣的。然則真個另找廉價房子搬家罷?也不行,只要能蔽風雨的房子,都貴了。倒有許多主人疏散下鄉,而空著的高房大屋,但多不肯出租,甚至連借也不肯,說是他的房子好,家具好,租借給人,不免被人糟蹋,而自家還要常常回城居住,寧可花錢費米用些人來看守。可能出租的,又早被一般從淪陷地方逃到大後方的人士搶租了去,只有再向這夥人手上分租,一間房子的租金,又每每比他承租全院的總額還高,而且外來的人們都有幫口,說四川土話的窮朋友是不容易擠進去的。

  空下來的學校也被新興的機關,或竟是新興的學校住滿。倒是疏散出去的本校,可以騰挪個一間半間,然而白知時起初為了友誼,為了教書的歷史,不能不在甲校就一個專聘,在乙校就半個專聘,而在丙校、丁校還得應酬幾個鐘頭,後來則是為了實際的生活起見,更不能依照官方的無情規定,只接一個學校的聘書,而所教的幾個學校,又分處在南門外、西門外,還有一個在東門外的,兩校相距每每二十幾裡,算來,現住之處,還像是中心,起碼也可省去一多半的時間和腳力。

  末了,還有一法,也是在民國二十九年秋,老婆死了不久,法幣才打了四折時,一個頗有眼光的朋友勸過他的那辦法,即是趁房子尚便宜時,在少城買一院,或在西南門之間的菜園土買兩畝,不求考究的自己修一院。可是那時又未思慮及此,十幾年口講手畫辛苦積來的三千多塊硬大洋,在早存在一家有信用的私家銀行,按月支息四十元,貼補家繳之餘,還可以時時寄一筆整數回江油去贈送那個守寡的胞妹,也即是黃敬旃的母親。

  到二十九年,法幣的折扣快打到五折,他已憂慮起來,不知道這實值一千六七百元的存款,將如何處理;恰好老婆因流產出血不止而亡,便借了伉儷情深為題,棺殮等略為奢侈了一下,於是存款實值,便只有八百多元。要買房,要修屋,除非找關係向政府借一筆疏建款子;本來是可能的,那位朋友也這樣勸過他,但我們的白先生卻翻著韻本湊悼亡詩去了,而藉口說疏建款子是限定修建疏散住宅,「我騙來在城內買,城內修,不但良心說不過去,倘政府真個派人調查出來,豈不還犯了法?還有一層,便是轟炸業已開始,知道未來局面怎樣,有遠慮的人還正在拼命賣房子。別人打的是撿兩文算兩文的踏實主意,而我乃反而朝牛角裡鑽,豈非不智已極!」

  他也不完全是書呆子啦!及至法幣折扣再大時,他已把那只值到五百多塊大洋的存款,從銀行內取出,搭在一個同鄉做藥材生意的股子上。到房子生問題時,雖然已打了好幾個滾,可是再想買房子,已差了好些,新造哩,更差得遠。何況每月還要從中抽一些出來貼補生活,光是打了住的主意,還有吃哩喝哩,穿哩戴哩,還有同鄉方面,同事方面,交遊方面,少不了的應酬和饋贈哩,還有黃敬旃讀書的這大筆有責任的幫助哩。

  無法可想,他只好仍舊設法和老寡婦恢復了好感。商量著把原住的一間正房退了,只占了那間耳房,後面一半間灶披也不要;而檢漏修理,在早本歸房主的,也轉由佃客擔任,房租暫時不加。並准其在耳房窗根外,即是封閉的前面一垛牛肋巴窗子外,安了一隻嬌小不過的行灶,一隻小水缸,一張窄窄的條桌,也居然好用,而且不和別家共用一個灶披,倒省了許多油鹽柴米的走漏,以及清理起來,就免不了和那個見小婆娘的口角和閒氣。到了後來,老寡婦一個一十歲才進高小的外孫兒要在白先生跟前補習一點算術和國文,白先生答應之後,老寡婦對他也更好了,住的問題似乎從此解決。但我們的白先生真未料到,才平靜了一年又十個月,最近又發生了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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