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波(16)_李劼人

一六

　　對於清朝政府的做法，外國人是滿意的。國內呢，只有洋務派最贊成了。所以在宣統二年末，各省諮議局各舉代表若干人齊集北京，向攝政王請願把預備立憲的年限縮短到三年或者五年，沒有結果；又在宣統三年，即歷史上可資紀念的辛亥年陰曆三月二十九日，震撼全國的、比任何一次還慘烈的、由革命党領袖之一黃克強所指揮的廣州革命，圍攻總督衙門不克而失敗後，清朝政府急遽實施的新官制，藉口說不守常規，破格用人，在新增舊有的十三個部府的大臣中，竟安置了八個滿族，而八個滿族中，屬皇室系統的又是五個；其中很多是什麼也不大懂的青年貴族，只有慶親王奕一個，年歲極高，七十以上了，但又是出名的昏庸老朽，見錢眼開的傢伙。情況如此，改良派、立憲派也都感到喪氣。

　　儘管全國人心日益不安，儘管革命黨的勢力像野火樣，四面八方都在冒著濃煙或竟現出了火星，儘管改良派、立憲派的調子越打越低，已有從加富爾轉向瑪志尼的趨勢，但是一班親貴們和洋務派仍然興高采烈，因才發生了葛寰中在北京所聽見的那些秘聞。

　　第三章事情是怎麼搞出來的(三)

　　「……據說，這次川漢、粵漢鐵路收歸國有，才是這樣搞起來的……」

　　要簡單說呢，也真簡單，只一句話：不過由於載澤和奕的爭權罷了。設若要比郝達三所複述的稍加詳細，那麼，應該這樣說了：載澤和奕所爭的，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大權，而僅只是說起來尚覺新鮮的名與位。因為名義上提得很響亮的責任內閣總理，其實不過軍機處領隊大臣的化身。如何叫責任？這責任如何負法？兩個人豈有不知道是騙人的一句話？但由於是新官制，而內閣總理又是第一任，說起來好聽些。奕現當著軍機處領隊大臣，不說行輩高、年齡大、資格老、事務熟、閱歷深，光是那種對外也恭順，對上也恭順，就使得隆裕太后喜歡他，攝政王喜歡他，各國派駐北京的公使也都喜歡他。要是他蟬聯下去，當了責任內閣總理，誰也可以放心，包管不會由於名稱改變而發生什麼新的麻煩。即使奕果真要照他平日所說，待新官制頒下，即日告老引退，以讓賢路，已是勢有不可。何況他那言語還是照例官腔。事實上，奕是出了名的不倒翁！

　　其他親貴只要當上大臣，都還安分，依然聽的聽小叫天，玩的玩楊翠喜，各有各的嗜好，互不相妨。其中只有載澤一人，自以為不同凡響。他出過洋，見過世面，懂得洋務。他不甘於只當一個比以前戶部範圍還為狹小的度支部大臣，即使沒有實際責任可負，而這第一任內閣總理總要當的。聽說內裡頭倒無所謂，認為反正是自家人，還有什麼不可以的？倒是奕卻回奏一句：「只怕年輕一點，各國公使要是不贊成呢？」

　　話傳到載澤耳裡，雖然滿懷不自在，仔細一想，確有至理。知道要戰勝奕，唯一的辦法就是要得到外力支持。如其外國公使能向上頭示個意說：「澤公爺到底比慶親王能幹。」那麼，還怕內裡不答應嗎？對！想法確不錯！可是自己沒有站在外交部門，從何能同外國人聯絡？並且能夠一聯絡就聯絡上？並且能夠一聯絡就博得外國人的好感？

　　當然，澤公爺是有謀臣密友的，澤公爺是洋務派，他的謀臣密友也是洋務派。其中頭一個，就是專門和洋人打交道而起家，而出身，而為清朝政府所倚重的郵傳部大臣盛宣懷；第二個，就是被撤職永不敘用的端方；第三個，是以書法和宋派詩著名，曾經做到四品京堂，在廣西龍州辦過新政練過新兵，和安南的法國人辦過交涉，抱負不凡，官運卻不見佳的鄭孝胥。

　　盛宣懷首先說：「要取得外國朋友的歡心和幫助，最好就是向他們借錢，在抵押上多給他們一點好處。從此，他們就信任你，把你當成好朋友看待，將來若有別樣交涉，也好辦了。」

　　端方接著說：「杏蓀的話是經驗之談。我從前在兩湖任上，曾問過張文襄公，外國人那麼狡黠，何獨於公而誠信有餘？香濤掀髯笑說，『我豈有他術哉，要能投其所好而已！』杏蓀就是用的這個術。」

　　鄭孝胥說：「說到張文襄公，我想起了一條線索，是光緒三十四年底，他調任大學士之前，曾向英、法、德、美四國銀行商借英國金鎊六百萬鎊。到他內調大學士以後，聽說還簽訂了一張草約。好像有人反對，便放下了。我想，現在設若要借款，這倒是一條好線索，就不必另辟門徑了。」

　　盛宣懷是知道這件事的。張之洞要借這筆款，原本為了要把川漢、粵漢兩條鐵路在湖北、湖南兩省境內的工程加速修成。這兩條路，雖曾由三個總督奏准商辦，而幾年之內兩湖集資太少，遠不能比廣東、四川，他著了急，才不再和兩廣總督、四川總督商量，竟自單獨出奏，改由官辦，並且派人向四國銀行商借這筆大款。他盛宣懷現在身任郵傳部大臣，鐵路歸他管，款子正好歸他借。不過他並不太熱心這項借款。原因是，這項草約自宣統元年六月簽訂那天起，兩湖紳士和前後任的湖南巡撫便堅決反對。一面兩湖京官在張之洞未死之前，還聯名參過他賣國。使得清朝政府不能不再下詔旨，取消官辦，仍歸商辦了。

　　載澤因而搖著頭說：「有人反對，就不必辦啦！」

　　端方也說：「何況有湖南人！」

　　獨有鄭孝胥大不謂然說：「湖南人，亦猶人也，有何可畏！只要略施權術，其實還可以為我之用哩。目前最堪注目的，並不在湖南，而倒還在北京。北京為政令所出，也為輿論所出的地方。尤其現在，資政院開辦了，各省橫議之士都薈萃於此；加以去年請願之後，各省諮議局議員代表，尚都麇集未散。這班人雖然不像革命黨人暴亂，可是眼光短淺，毫無主意，卻並無不同。這班人談到改良、維新，都無異言，但一聽見借款，那就惶惶然了。設若公爺和杏公真有以借款來作聯絡之意的話，我倒要敬獻一策……」

　　據說，不久之後，鄭孝胥便親自出頭，在西直門外三貝子花園召集了一個旅京名流愛國大會，公開演說他那有名的借款救國論。演說之後，還在資政院憲政派議員所辦的憲政報上，作了幾篇文章，反復說明他的卓見，並且盛氣淩人地罵那班訾議他的人：「非愚即妄！」

　　郝達三深深噓了一袋福建煙絲，又眯起兩眼一笑道：「所以才把我那位乘龍嬌客惹毛了，和他在憲政報上打起筆墨官司來！」

　　從他那發自衷情的微笑和稱自己女婿為乘龍嬌客的開玩笑的口吻看來，他是贊成蘇星煌的反駁文章的。因此，他敘說到鄭孝胥由於鼓吹借款救國有功，等到以考定幣制，振興實業，推廣鐵路為理由，向英、法、德、美四國銀行借得英國金鎊一千萬鎊，又向日本橫濱銀行借得日元一千萬元，便外放湖南藩台一件事情時候，不禁對著葛寰中歎了一聲道：「老弟的見解不錯，像這樣尊賢用能，實在是亡國之道！」

　　他的兒子郝又三皺起一雙濃黑的眉頭說：「也是怪事！像鄭孝胥，像端方這些人，平素都是有名望的文人學士，聽說學問都很好，為何一涉及做官，便如此無恥！」

　　田老兄呵呵大笑道：「真是書呆子話！做官還做官，這和學問有啥相干？……我們莫忙論這些。我請教一句話，既然澤公爺和老盛尚都顧慮著官民反對，為啥還是要走這條路？聽郝老伯談來，他們原先不過翻著張文襄的舊案。那麼，所要借的款，也只英、法、德、美的六百萬鎊而已，為啥現在又借了日本的一千萬元？」

　　葛寰中把手上扇著的名家書畫的摺扇猛一下折疊起來，在圓桌邊上一拍，道：「幸而問到我！是別的人嘛，未必便知底蘊！原來是這麼樣的……但我得講一句公道話，鄭方伯的借款救國論，雖然有可訾議之處，卻也有一些道理；我們就事論事，倒不可一概抹殺。譬如日本橫濱銀行的一千萬元，委實是日本自己找上門來，並非澤盛二公先開的口。聽說，澤盛二公本不打算借的，認為四國的借款實在夠了，多借來沒用處，利息又那麼高。但日本公使不答應，說，這不行！你們得照條約行事，斷不能只向西洋各國借了款，而不借我國的！至於有用沒有，我不管，反正要借哩，東西洋應該平均待遇，不借哩，都不要借！……」

　　「從沒聽說過的事情！」黃瀾生不由插嘴說道，「現在竟有估著拿錢借給我們的！」

　　他太太好像聽起勁了，拿眼把他一道：「聽葛二哥說嘛！」

　　「其實也就是這些了。瀾翁用不著詫異，別人肯借錢給我們，從好的方面說，因為我們信用昭著，別人才不怕我們倒賬……現在，再來答覆伯行老兄所提的頭一個疑問。就是澤盛二公既都有所顧慮，為何還是舊案重翻，不但把在兩湖境內的川漢、粵漢兩段收歸官辦，並且還定出政策，把這兩條路都作為幹線，收歸國有？這很容易解答，一句話：利令智昏罷了。」

　　「九五回扣，還有許多人分，這利也不算大。」郝又三這麼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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