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柏文蔚、王法勤、徐謙、顧孟餘|李大釗

致柏文蔚、王法勤、徐謙、顧孟餘

　　（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四日）

　　烈武、勵齋

　　季龍、孟余先生均鑒

　　茲隨吳淵同志赴漢之便，特將所有重要材料匯上報告，閱後即刻送交中央政治會議作為參考。此間經費困難[2]，陽曆年關即由弟及石曾借貸勉強過去，迄今月餘，屢電中央而並一字之答覆亦不可得，真令人不解。現在舊債已負約未還，而陰曆年關又複迫人，為吾黨所補助之機關將交迫而來索款，究不知從何應付？此外，《心聲晚報》將謀重刊，前《國民新報》已由達爾遜與美國人Fox商妥在京編輯、在津刊行，亦因經費茫然不可靠致生遲滯而不能進行。中央以為北方工作均當停止，即望代請中央明白告知，長此消極對北京分會不合作，不是一個好辦法。又，中央向來不與我們以任何政治消息，亦足令人起奇異之感！例如，此次移都南昌問題，何能［等］重大，聽在武昌和南昌的中執同志爭持甚烈，而京分會同人並消息亦不得知，以此可知中央如何看待我們了。夫國民政府定都何所，中外觀瞻所系，豈能朝令夕更，視若兒戲？以今日論，廣州為革命根據，武漢為全國中心，不留于廣州，必遷於武漢，百思而不可得可以遷移南昌之理由？如為集中起見，如果不為一時軍事上的必需，即介石同志及總司令部亦宜坐鎮武漢，今忽輕易的提起移都南昌，致令外交團對我內部頻生懷疑，以為我之內部中有危機，不然何以遽棄武漢耶？至於敵黨報紙如《晨報》則諷嘲迭出，畫一旅行的箱子，上書黨政府，貼上些廣東旅館、漢口旅館、九江旅館的條子。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這真是我們自取之侮了！自移都南昌的消息傳入北京，吾党同志駭然莫釋。尚望公等力持大計，毅然決計設都武漢[3]，以定人心，而安國本，則党國之幸也！敵軍內部較受吾黨之影響，至如詳細情形，此時應守嚴重秘密，故暫不報告，只好事後再請中央追認罷了。胡政之君不久當赴漢口，他的《國聞社》和《大公報》對於吾黨表示相當的好意，望兄等與為比較的親切之接洽。康心之同志為人明快幹練，將來高培五旅如須派政治委員時，望兄等薦之于鄧演達同志。又，吳淵同志亦至老成穩妥，亦望予以相當工作。又，北京市黨部選舉均已商洽就緒，似無偏倚不平之處，故可望無糾紛發生。南中軍政消息有須我等知道的，幸兄等時電好音，吾儕企領以盼，所不能得於中央者，只有望于兄等矣！童冠賢同志來京助益我等之處實多，數月以來，所還至感〈後〉於中央者，惟此而已！匆匆不盡。望於武漢擇一最妥當的通信處，便中示知。

　　弟　李大釗

　　一月二十四日

　　國民黨中央黨部檔案（九）4669

　　1927年1月25日

　　載《中國現代政治史資料彙編》第1輯第18冊

　　[1]題解　此函見《國民黨中央黨部檔案》（九）4669，題目為編者所加，時間應為1927年1月24日。

　　柏文蔚（1876—1947），字烈武；王法勤（1876—1941），字勵齋；徐謙（1871—1940），字季龍；顧孟餘（1888—1972），原名兆熊。此四人時任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國民政府委員，徐、顧並為中執委常務委員，徐為國民政府常務委員。他們與李大釗都曾有過合作共事的關係，在當時政爭中起著重要作用。

　　[2]此間經費困難　國民黨政治委員會北京分會的經費，向由廣州國民黨中央匯寄，遷都武漢後由武漢匯寄。中因政爭關係，數月停寄，只好靠借債維持，薪金、水電費均積欠。李大釗此信發出後，由廣州寄款兩千元，武漢寄款三千元。

　　[3]毅然決計設都武漢　1926年10月10日武漢攻克後，蔣介石首先提出將國民黨中央遷鄂的建議，主張「新國都將設于武昌」。鮑羅廷先是反對，後予支持。1926年11月26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臨時會議正式決定遷都武漢。12月5日第一批重要人員出發，在廣東的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隨即停止辦公。12月13日，鮑羅廷與徐謙、柏文蔚、吳玉章、宋慶齡、王法勤等舉行談話會，提議並隨即決定：在中央執委會政治會議未遷到武昌開會之前，由國民黨中央執委和國民政府執委組成臨時聯席會議，以執行最高職權，徐謙被推定為主席。但是，國民黨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第一批赴鄂要人張靜江、譚延闓、顧孟餘等12月31日抵南昌，蔣介石於1927年1月3日突然在南昌召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第六次臨時會議，決議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暫駐南昌，反對遷都武漢。隨即發生激烈的遷都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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