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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帝國主義者的赤化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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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七年一月十日) 關於赤化的趣話,真是美不勝收。從前聽到段祺瑞赤化、賈德耀赤化一類的話,已經令人笑不可仰。緊接著又是邵飄萍、林白水兩位記者,天外飛來一頂紅帽子無端的落在頭上,便前後慘遭槍斃了。這更是邵、林兩氏不白之冤(亦可以說是不赤之冤)!現在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新聞記者,又來湊趣,說現在的北京政府——顧維鈞政府亦赤化了。這真是愈出愈奇。 在十二月二日的東京《日日新聞》所載《支那法權問題》一文中,有幾句很妙的話:「赤化不僅是被與於廣東的名辭,一涉及外交問題,就是北京政府亦頗有赤化的傾向。現在北京政府反駁列強漸進的勸告條件,絕叫治外法權的即時撤廢」。我們一聽北京政府亦赤化的話,不由的起了可笑的驚訝!但是仔細推敲,從這幾句話裡卻得到了赤化的一部分的正確的意義。這便是反駁列強的勸告條件,絕叫治外法權的即時撤廢者,即為赤化。如果赤化是指中國的國民革命運動而言,反抗帝國主義,廢止不平等條約,的確是赤化的一面。關於這點,十二月一日的日本東京《朝日新聞》所載《支那赤化的大勢》一文,說的愈頗露骨。茲舉其要意於下:「依北伐軍的成功,赤化的大勢已至統治中國的一半,已毫無存疑的餘地。今後的問題,即是更將席捲那剩下的他半,即越過揚子江以北的一半的時機遲速如何的問題。……無論是孫傳芳派,是奉天派,是其他任何的軍閥,只要是被稱為舊軍閥的,即便武器怎樣的精銳,兵數怎樣的眾多,久已非北伐軍之敵了。舊軍閥之不足賴,不足統禦中國人心,只要與北伐軍一對照,便曆就可睹……。在吾人所推斷的限度中,中國全國的赤化之時期,必不在遠。中國全國的赤化,即是第二個俄羅斯的抬頭。廣東國民政府和北伐軍首領,都極力的辯解說,他們不是行共產主義者,而是奉孫文氏的三民主義者。吾人亦不相信在理想主義共產主義失敗於俄羅斯的今日,共產主義會在中國能行的?然一觀廣東政府之政治的體容,則知於以無產大眾為基幹的細胞組織,究與勞農蘇維埃的組織並無何等差異,則目之為第二個俄羅斯出現,亦非過言。吾人以為以中國的赤化即是中國的問題,是沒什麼可以怕他的。所怕的只在若是他們統治中國全國的時候,是否仍然持續其主張廢止既存條約而並複強硬的一點。由此將于對華國際關係喚起異常的低氣壓,這是可以想像而得的。中國的赤化雖是中國自身的問題,而赤化的結果竟延而及於使既存條約的一律的破棄亦隨之而至,則此于日本是生存的問題。為了生存問題,無論對方是赤化與否,不能不主張應該主張的權利……」我們很感謝他們一針見血的說出赤化即是反帝國主義的革命運動;說出他們很知道廣州的國民政府並沒有施行共產主義,只是以無產大眾為骨幹的組織。當作中國的問題,沒有什麼可以怕的,所怕的是他們統治全國便要廢止不平等條約;他們更赤裸裸的說出他們的對方是否赤化都沒有什麼要緊,惟有廢止不平等條約,便是日本帝國主義的生存問題。誠然,帝國主義者的生命,是建立在壓迫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民族的關係之上的,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生命所托,幾乎全在強迫中國所與結訂的不平等條約。沒有亞洲,歐洲帝國主義的國家便失了他們的生存之所托;中國廢棄了不平等條約,國際帝國主義者,尤其是日本便失了他們生存之所托。我們中國民族要爭生存,所以顧不得你們的生存問題,因為廢止不平等條約亦是我們的生存問題,是我們打破壓迫的唯一的出路。 署名:獵父[1] 《政治生活》第86期第2頁 1927年1月10日 【注釋】 [1]題解 《政治生活》上發表的以「獵夫」為筆名的文章,學者們經考證,歷來均認為是李大釗的作品。「獵夫」是李大釗用的化名。本篇署名為「獵父」。我們經研究認為,也是李大釗的作品。古文字「夫」「父」可以互用。據《辭海》的注釋云:「夫,舊指從事體力勞動或被役使的人。如漁夫、車夫、役夫。」「『父』,對男子的尊稱,父猶傅也,男子之美稱也。」或曰:「對老年人的尊稱」。如:「漁父、田父」等。所以古來漁夫——漁父、獵夫——獵父、田夫——田父是可以互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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