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常政治報告|李大釗

守常政治報告

　　（一九二六年九月八日）

　　此次西北國民軍[1]之退卻，並不是原於戰敗，乃是原於西北軍內部有張之江作奸細[2]。在國民軍未退南口之前，京畿一帶有三萬以上的軍隊，相約於十二日一致動作，解決吳佩孚，並截斷奉、魯軍後路，乃張之江故意弄錯[3]，致國軍未能屆時出來，功敗垂成，反在張家口假裝瘋魔，痛哭流涕的說人家騙錢失信，至十四日他便大舉撤兵了。我們看日本東京、大版［阪］各大報所載，十日北京發的電通社電說，張家口方面主和派（非戰派）[4]的秘使赴奉，又張的秘書長某致某君函雲，以後如有關於與廣州接洽之事件，可徑函鹿，關於與奉天接洽之事件，可徑函張之江，便可知道這次撤兵的黑幕[5]了。張之江於自覺的或非自覺的反革命外，還是一個最無能力的東西，所以撤兵之頃，弄得一塌糊塗，沖車失火，毀損甚巨。昨家兄[6]接到包頭方面電音說，這次國軍退卻，實為一大失敗，喪失精銳兵士及器械無算，這不是因為戰爭失利，而是因為主帥之無謀。退至包頭後，張之江命一部分入新疆，一部分入甘肅，一部分入陝西。包頭情形不佳，惟一的希望在馮即日回包，還可重整旗鼓，否則萬事將敗于張之江之手矣。

　　此間國校政委曾以個人聯名方式致電于、馮[7]，請即出兵陝西[8]，經富穀縣、葭縣、延川、洛川、耀縣攻取同州直撲潼關，一則可以阻吳敗退入陝之路，一則可以解西安、三原之圍，不知此電能達否？近據某陝籍將領接到家信，似方振武、徐永昌軍已過榆林[9]，井嶽秀[10]被迫南下。計程國軍此時已可抵西安，奉派報亦載有太原專電，謂國軍已入隴南，佔領天水等處。

　　於須[11]在西伯利亞遇李鳴鐘、劉驥[12]等，覺彼等思想大變，頗有革命的傾向。嗣又在莫與奉［馮］談，覺馮思想更進步，從前于、馮不甚相得，此次則融和無間矣。馮在莫歸志不決，徐季龍[13]乃電于往勸馮即歸國革命，于抵莫與馮談，馮即毅然歸。于于十日行，馮於十七日離莫，聞於十九日尚在上烏金斯克與史、任等相值[14]，似此他們在聽到國軍退卻訊後，必等候馮一同回庫倫。聞馮已與於商定，由於帶二、三軍殘部並一部分國一軍經隴南入陝。馮在烏拉山車中致家兄侍稱同志，謂此次歸來，系要革命，措辭極其懇切，系親筆寫的。似此則國軍退卻之損失，雖不在小，而經此一番折磨，一番淘汰，捲土重來時，必又多一層革命色彩矣。

　　武漢下後，對孫對奉[15]似不宜同時宣戰。近據四日顧孟餘[16]由廣東來電，似革軍對江西已下動員令，則對奉的折衝已不可緩。對奉的交涉，向由石曾[17]、寅村[18]去辦，他們所接頭的有三部分人：一系代表張學良的胡若愚等；一系代表張作霖[19]的梁、葉、鄭等；一系代表楊宇霆[20]的鄭謙等，綜合這些日期接洽的結果，可以說是沒有結果。他們先說老張已派人赴粵了，可是去了沒有，去的是誰，均不可知。後又說要派一個姓梁的去，但至今尚未成行。最近梁、葉又表示奉方希望粵方先派代表或打電與奉接洽（此事自然要等一等再說，特別是武漢下後的現在）。小張最熱心與粵接洽，楊宇霆則主戰，對孫對粵一個一個的打，至於張宗昌[21]則力主援吳，名為援吳，實則要奪取保大及河南地盤。現在英、法兩使均在奉，嗣又聞法使已往大連開會議，大要不外排俄與援吳二事。張、褚赴奉亦系與奉張商援鄂取豫事。安福方面[22]消息，奉張已決出款百萬，張宗昌已派定褚玉璞[23]為援鄂總司令，王棟為總指揮，王已赴保，褚由奉歸即起程。又聞張宗昌秘印小冊多本，系宣佈孫傳芳罪狀及其謀魯陰謀等。柏烈武[24]曾托人與張宗昌談詢對粵態度，張答，我們與粵這些年宗旨不合，但究竟如何，須在奉決定，談罷即匆匆赴奉去了。

　　日昨石曾、烈武、寅村等與家兄討論，結果大家仍主張對奉繼續接洽，可以與之相約，分東南地盤，軍事解決後再商政治。

　　預測中國政局，將有南北分裂之勢，家兄謂此為於革命進行上最理想的局面——一邊是國民革命政府，一邊是張作霖政府，任列強擇其一，以與之交涉；任人民擇其一，以與之合作，是白是赤，是暗是明，皎然並列，何等分明！

　　看鐘兄[25]致粵特委函，主政府仍留粵，不必遷武漢，弟以為此在武漢局面未固以前，自然應爾，但武漢局勢稍固，把政府遷到武漢來，不但意義重大，而且更有必要。因為國民政府遷到武漢有三個利益：一以塞武漢之地位，免野心者別謀樹立；一以空北京政府，使之喪失中國政府的位置；一以樹革命政府北進之聲威。此策所關甚巨，幸鐘兄詳加討論決定之。

　　《中央政治通訊》第3號1926年9月15日

　　【注釋】

　　[1]西北國民軍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時任直軍第3軍總司令馮玉祥於10月19日退出戰場，班師回京。22日，發動北京政變，囚禁直系首領、總統曹錕。25日，馮召開軍事會議決定，參與各部組成中華民國國民軍，馮被推舉為總司令。當時計有馮兼軍長的國民一軍，胡景翼為軍長的國民二軍和孫岳為軍長的國民三軍。其後，又有魏益三為軍長的國民四軍和方振武為軍長的國民五軍。魏部因不久投直，四軍即不復存在。1924年11月24日，馮以去「民治之障」為由，通電下野，並拒絕臨時執政段祺瑞的再三挽留，12月10日，逕自宣佈「國民軍名義即日取消」，自己解除總司令職權。1925年1月4日，段祺瑞又任馮為西北邊防督辦，馮屢辭不獲准。3月間，馮於張家口設西北邊防督署，國民軍由此成為西北邊防軍，簡稱西北軍，但實際上國民軍的名稱仍常被沿用。

　　[2]張之江作奸細　張之江（1882—1966），字紫岷，直隸鹽山（今河北黃驊）人。辛亥革命時，曾隨馮玉祥參加灤州起義。其後，在馮部歷任營長、團長、旅長，1924年，兼任察哈爾都統。1926年1月，馮玉祥通電下野，隨後赴蘇考察，西北邊防督辦與國民軍總司令職由張接任，指揮了南口戰役。南口戰役的失敗，主要由於實力上的懸殊與戰略上有失誤。張「作奸細」之說，迄無材料和事實可證。五原誓師後，任國民軍第1軍軍長、全軍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長。1928年後，任國民政府委員、軍事委員會高級參謀、全國禁煙（毒）委員會委員長。1950年，毛澤東主席以親筆信特邀為全國政協委員（二、三兩屆）。

　　[3]張之江故意弄錯　在南口戰事緊急時，直軍田維勤部曾有人與張之江接洽，提出由國民軍首先向外沖出、然後予以響應、進行內外夾擊的建議；張則提出應由對方先行動，然後國民軍再予響應，致事未果。

　　[4]主和派（非戰派）　系指張之江。在直、奉、晉聯合進攻的壓力下，馮玉祥首先實行聯直反奉的策略。1925年12月，他派段其澍為代表攜親筆信向吳佩孚求「精誠合作」，被吳拒絕後，又轉而聯奉反直。馮出國後，張之江繼亦曾派王鴻烈、張樹聲為代表赴奉求和，張作霖先是拒絕，斥為「緩兵之計」，繼也派馬炳南、郭瀛洲為代表前來接洽，虛與委蛇。和奉失敗後，張又進行聯直。張之所以這樣做，可視為一種策略，他始終堅持保留軍隊並隨時準備作戰。

　　[5]撤兵的黑幕　在奉、直、晉的聯合進攻下，國民軍有三次撤軍：第一次是1926年3月22日，為縮短戰線而放棄天津，退守京畿；第二次是4月15日，為避免被包圍而放棄京畿，退守南口；第三次是8月15日，為避免被圍殲而放棄南口、張家口，全軍向平地泉、包頭方向大撤退。文中所雲「撤兵」，即是指第三次。關於這次「撤兵」，馮玉祥在8月23日得消息後有下列日記：「按敵軍之槍炮、糧秣、兵力，均厚於我，惟其結合頗不堅固。故吾未出國時，早有令全軍退至豐鎮以西之訓令，以誘致其自相火並，惜未實行。敵人見我之不退也，遂切實聯合，協以謀我，既以重兵攻我南口，複以大軍壓我多倫，又以晉軍牽我後路，楚歌四面，環顧皆敵。我軍以傷亡日多，子彈日缺，遂不能不退而西行。待我軍戰敗而退，遠不如乘勝西行之足以保全兵力耳。」國民軍以20萬人的兵力，佈置在約1000裡長的戰線上，抵擋具有優勢裝備和優越後方條件的敵方聯軍50萬人的進攻，最後敗退是不可免的。敗退後，部隊減至5萬餘人。五原誓師後，張向馮「請求處分」，馮沒有給他處分。

　　[6]家兄　指當時國民黨方面領導人。

　　[7]國校政委曾以個人聯名方式致電于馮　「國校政委」指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北京分會的成員。關於「以個人聯名方式致電于馮」的情況，1926年8月27日馮玉祥日記中有記載：「晚七點歸來，接李石曾等由飛機傳來之電報，深以退南口為非是，並言宜分兵陝、甘，出潼、洛，下襄、漢。餘思此事談何容易？我軍之槍械兵力及地方補充，均遠不若張、吳，堅守南口，徒蒙無謂之損失耳，有何益耶？」從這份電報看，雙方認識有異。

　　[8]請即出兵陝西　1926年3月，原在河南被直軍擊潰的國民二軍余部，在師長李虎臣的率領下抵西安，與已在陝西的國民三軍的楊虎城師會合，兵力不足1萬人。屬直系的鎮嵩軍約8萬人在劉鎮華的率領下，將西安包圍，形勢異常危急，故援陝成為當時國民軍的又一緊迫問題。李大釗在報告中請求援陝並提出關於進軍路線的具體意見，即「經富穀縣、葭縣、延川、洛川、耀縣攻取同州、直撲潼關。」也就是經陝北向南進軍。馮的部署是：只由於右任、史可軒率少數部隊由榆林南下，而其主力部隊則由寧夏的固原，經甘肅的平涼入陝，然後直趨咸陽，與已經先行入陝的孫良誠部會合，以共解西安之圍。這條路線的特點是：路途雖較遠，但利用甘肅為後方，供給有保障，戰略上更有利。經激戰，鎮嵩軍敗，11月27日被困近8個月之久的西安解圍。

　　[9]方振武、徐永昌軍已過榆林　此消息不確。（一）李大釗寫出報告時馮玉祥尚未回到部隊，國民軍大敗之後立足尚未穩，不可能在當時即出兵援陝。馮於9月16日回到五原，17日舉行誓師典禮，就任國民軍聯軍總司令。經稍作整頓，於9月底10月初才陸續派兵入陝。（二）方振武時任國民五軍軍長、援陝軍副總指揮兼第一路軍司令。總指揮為孫良誠兼第三路軍司令（共有7路軍）。在國民軍中當時只方部最完整（有3個師），力量最強。它於10月29日由寧夏固原出發，經平涼入陝，因而並未經榆林南下。經榆林南下的僅為于右任、史可軒部。（三）徐永昌時為國民三軍的師長，代軍長，擔負後路掩護任務，仍住綏遠。徐不久即脫離國民軍，投靠閻錫山。

　　[10]井岳秀　井嶽秀（1879—1936），字崧生，陝西蒲城人。1905年加入同盟會，1911年響應武昌起義在西安發動起義。1916年，任團長兼陝西第三警備司令。1917年任陝北鎮守使，駐榆林。1924年馮玉祥建國民軍後，將所部改為陝北國民軍，任總司令。1926年10月16日，馮派人到榆林與井聯繫。12月12日，任井為國民一軍第八路司令。

　　[11]於須　指于右任（1879—1964），以蓄長髯而得名。1906年加入同盟會。1918年8月任陝西靖國軍總司令。1922年8月任上海大學校長，邀李大釗商校務改革。接受李的推薦，任命鄧中夏為總務長，瞿秋白為社會學系主任。1924年國民黨「一大」，與李同時當選中央執行委員。年底隨孫中山入京，又與李同被任為國民黨北京政治分會委員。1926年夏，因國民軍形勢日益嚴峻，受李大釗之托赴蘇促馮歸國，並帶給馮親筆信。馮日記記載：7月9日，「又接于右任電，均勸餘歸國也。」7月20日，「告趙君往接于右任先生」。7月28日，記與馮第一次見面。8月29日記：「于右任先生來，言援陝事，當與國民革命軍一致，但宜緩不宜急，須斟酌情形規定。此言深為有見。」8月17日，馮離蘇回國。于提前于10日先行。16日與馮一起到達五原。9月30日，代表國民黨中央向馮玉祥授旗。後任國民軍聯軍駐陝總司令。

　　[12]李鳴鐘、劉驥　李鳴鐘，國民一軍旅長，時任國民軍西路總指揮。劉驥，國民一軍參謀長。據馮玉祥日記：5月19日，張之江、李鳴鐘「為決定改變戰略」在國內給他來電。6月15日，馮在莫斯科「同李鳴鐘、劉驥談」。7月26日，又接張之江、劉驥來電，「報告國內情形」，這說明李、劉於7月26日前經西伯利亞回到張家口。馮日記又記：7月20日，派人「往接于右任先生」，28日，馮與於第一次在莫斯科見面。因此，李、劉與于相遇，應在西伯利亞途中。

　　[13]徐季龍　（1871—1940），名謙，安徽歙縣人。1904年中進士。1912年3月，任南京臨時政府司法部次長。1917年7月，隨孫中山南下廣州進行護法鬥爭，為大元帥府秘書長。1920年奉孫中山之命晤馮玉祥，從此成為孫、馮之間的聯絡人。1924年10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應邀到京參與國是會議，積極領導支持北方的民眾運動，多次擔任群眾大會的主席。1926年「三一八」慘案發生後，與李大釗一起被段祺瑞政府通緝。3月20日，馮玉祥離平地泉赴蘇，徐隨後到庫倫時與馮相遇。北伐時期，任國民政府司法行政委員會主席、司法部長，又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臨時聯席會議（時為最高權力機構）主席，進行反蔣鬥爭。後聲明退出政治活動。1940年9月於香港病逝。文中雲「徐季龍乃電于往勸馮即歸國革命」，馮玉祥日記：7月9日記：「徐季龍來。又接于右任電，均勸餘歸國也。」

　　[14]與史、任等相值　史，指史可軒，原任國民軍旅長，五原誓師後，任總司令部警衛師長。1927年2月，任西安國民軍軍事政治學校校長（鄧小平時任校政治部主任）。任，指任佑民，後任國民軍最高特別黨部執行委員。史、任都是到上烏金斯克迎接馮玉祥歸國的。由於于右任先于馮玉祥動身回國，故史、任與于在上烏金斯克相見時，馮玉祥尚未到達。

　　[15]對孫對奉　孫，指孫傳芳，時任蘇、浙、皖、閩、贛五省聯軍總司令，屬直系，但因非出身于曹錕三鎮，故不是嫡系。奉，指以張作霖為首領的奉系軍閥，以張是奉天省（今遼寧省）人而得名。國民革命軍北伐首先入湘對直系吳佩孚開戰，對孫暫取守勢。9月5日、7日漢陽、漢口相繼攻克。武昌亦指日可破，軍事重點勢必重新部署。故李大釗9月8日即提出「武漢下後」對孫對奉「不宜同時宣戰」的戰略意見，以求各個擊破。

　　[16]顧孟餘　（1888—1972），名兆熊，直隸宛平（今北京市）人。1922年德國柏林大學畢業。回國後，任北京大學教授兼德文系主任、經濟系主任、校圖書委員會主任（李大釗為委員）。1926年「三一八」慘案後，與李大釗一起被段祺瑞政府通緝。後到廣州、武漢。曾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常務委員、中央宣傳部長等職，曾參加國民黨改組活動。顧言北伐軍已「對江西下動員令」，是告訴李大釗以最新情報。據《蔣介石年譜》：8月30日，蔣電令朱培德：「商定攻贛計劃」，並決定「赴贛督戰」。文中雲顧4日來電的消息，即是指此。

　　[17]石曾　即李石曾（1881—1973），名煜瀛，直隸（今河北）高陽人。1902年赴法，1905年畢業于蒙達頓莪農校，繼入巴斯德學院及巴黎大學攻讀。1906年，在巴黎創辦《新世紀》週報，宣傳無政府主義。同年，加入同盟會。1915年，與蔡元培組織華法教育會，後又組織留法勤工儉學會，任副會長。1920年，先後在北京和裡昂創設中法大學，任理事長兼代校長。1924年國民黨「一大」當選中央監察委員。曾任北京大學教授。1926年「三一八」慘案後，與李大釗一起被段祺瑞政府通緝。

　　[18]寅村　即易培基（1880—1937），字寅村，湖南長沙人。早年畢業于武昌方言學堂，後遊歷日本。1922年，任孫中山大元帥府顧問。1924年春，任廣東大學教授，後赴北京從事國民黨的學生運動，與李大釗合作共事。曾兩次出任北京政府教育總長。1926年「三一八」慘案後，與李大釗一起被段祺瑞政府通緝。

　　[19]張作霖　（1875—1928），字雨亭，奉天（今遼寧）海城人。土匪出身，1902年被清政府收編。辛亥革命後投靠袁世凱，任師長，旋又任奉天督軍兼省長。1918年後，任東三省巡閱使。1922年第一次直、奉戰爭，敗退關外。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利用段祺瑞的支持與馮玉祥的倒戈，打敗直系吳佩孚，把持北京中央政權。1926年自任安國軍總司令。1927年4月派軍警搜查俄使館區，逮捕並繼而殺害李大釗等共產黨人和國民黨人。1928年6月被北伐軍戰敗，乘火車逃回瀋陽，途經皇姑屯被日本關東軍預埋炸彈炸死。第一次直、奉戰爭後，孫中山曾採取聯奉、聯皖（段祺瑞）、反直的策略，雙方信使與高層人士往返甚多。第二次直、奉戰爭奉張勝利後，並隨國民革命軍北伐的進展，此種聯盟已不存在。故李大釗策劃的「折衝」工作亦難以進展。

　　[20]楊宇霆　（1886—1929），字鄰葛（又作麟閣），奉天（今遼寧）法庫人。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為「士官派」首領。曾任奉軍參謀長、東北陸軍訓練總監、奉軍第三、第四軍團長，東三省兵工廠督辦等職。素驕橫，主張對南方用兵。1929年被張學良處死。

　　[21]張宗昌　（1881—1932），字效坤，山東掖縣人。曾為土匪，幼無賴。1921年投靠張作霖。1925年12月組直魯聯軍，自任總司令，與國民軍作戰。次年佔領北京，殺害著名記者邵飄萍、林白水。1928年部隊被北伐軍消滅。1932年在濟南車站被韓複榘派人刺死。關於張宗昌「力主援吳」，李大釗9月8日的情報與判斷是正確的。據考，張作霖於9月6日召集張宗昌等開軍事會議，討論援吳佩孚以抵抗北伐軍的問題。9月16日，派張景惠為代表赴長辛店晤直軍副總司令齊燮元，磋商接收保（定）大（名）問題。9月17日，張又到鄭州與吳佩孚磋商。吳為保住地盤，拒絕援助。9月25日，張宗昌、褚玉璞以援鄂為名，不待吳的同意，就出動6路軍進逼保大，齊燮元移兵拒之。9月30日，吳佩孚派張國溶、符定一為代表到濟南請求張宗昌暫緩接收保大與南下河南。

　　[22]安福方面　安福，是安福俱樂部或安福系的簡稱。1917年反張勳復辟之後，皖系首領段祺瑞又重掌中央政權，為了排斥原總統黎元洪複職和恢復原國會，1918年段親信徐樹錚、王揖唐等在北京安福胡同成立所謂俱樂部，以收買政客，偽造選舉，進行政治陰謀策劃。這一政客集團，被稱為「安福系」，其所把持的新國會，被稱為「安福國會」。1920年的直、皖戰爭皖系失敗，徐樹錚等被通緝，安福俱樂部亦被解散，但這部分政治勢力仍在活動。文中「安福方面」即是這方面人物的代稱。

　　[23]褚玉璞　（1887—1931），字蘊山，山東梁山人，土匪出身。1921年隨張宗昌投張作霖，時任直隸省軍務督辦兼省長。後被國民革命軍擊潰，逃大連。1931年被舊部活埋。

　　[24]柏烈武　（1876—1947），名文蔚，安徽壽州人。1905年，與陳獨秀組織岳王會，旋入同盟會。辛亥革命時與陳其美一起收復南京，繼任革命軍第一軍軍長兼北伐聯軍總指揮。1912年任安徽省督軍兼民政長。1913年7月，宣佈安徽獨立，進行討袁。1924年國民黨「一大」當選中央執行委員，後受命督辦北方黨務，與國民軍多所聯絡，對國共合作持積極態度。李大釗與之共事，即在此時。1927年1月，任國民革命軍第33軍軍長。

　　[25]鐘兄　中共中央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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