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口陷落後的北方形勢|李大釗

南口陷落後的北方形勢

　　—九月一日北方區政治通訊（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

　　一、南口陷落的前後

　　以戰爭進行的順利與防禦工程的堅實，南口陷落幾為不可能之事。這一突變使我們北方的政治計劃，受一重大打擊！

　　我們曾經說過，奉系對國是和、戰並行：和則以退出直隸地盤為條件，戰則趨重於東側之進攻。在戰的方面，奉軍於七月二十七日攻下多倫，同時並開始向南口炮戰，意在一鼓蕩平國軍也。但是多倫既於八月五日奪回，而南口戰事，奉軍方面亦毫無進展，且以損失過大，呈不能支持之象，故自［至］十日後，南口入於休戰狀況。十四日攻下南口的消息[2]，幾不能令人置信——而此突變，固事實也！

　　奉聯軍在多倫得而復失之後，對南口正面已不能取猛攻戰爭，而其後方京、津、京畿西路各（友）軍約三萬餘人，均已商量就遂，並與國方約定，於十二（日）晚由國軍沖出為信，截斷奉聯歸路，一舉而殲滅之。豈知事至當時，國方無一兵之出動，而此計劃根本失敗，京、津友軍並被解散。此計劃失敗不過二日，奉聯軍累月猛攻之南口，突然陷落，真是一方面失敗於功在垂成，一方面成功於失敗之傾［頃］，致北方民眾更入於水深火熱的境地。

　　南口既失以後，國軍忽劇撤兵，損失甚巨，餘眾不過七、八萬人，合二、三、五各軍不過十二、三萬人，現已退至綏境。大概須固守豐鎮為第一道防線，平地泉為第二道防線，包頭為第三道防線。

　　二、國民軍失敗的原因及其僅有的出路

　　國民軍未敗以前的地位是很勝利的，但竟失敗如此特劇，其中必有大緣故：

　　第一，張之江破壞戰爭。我們提到張之江的名字就馬上要想到兩件事：馮玉祥的去職與「三·一八」的慘案。這兩件事的發生，張之江都要算主動人物。當國民軍初次進攻天津之時，張之江就爭地盤、要位置，及至退到北京以及南口之後，他更一意以投降張作霖或吳佩孚為事。因此之故，馮派「人治」的國民軍意見分歧，內部衝突日益漸劇，張之江遂為部下所反對。如是，雖不敢明投敵人，但是暗中進行破壞戰爭工作，若非痛哭流涕以主和，及暗中擺佈以阻軍事之迅速與成功。其在國民軍中，雖無具體實力，但在內部擾亂則有餘，如此本無統一思想的國民軍終歸失敗。

　　國民軍退出南口以後，「戰出一條生路」，為當時必然的辦法，不占住富庶之山西，國軍絕無存在之可能。故進攻山西為國民軍退出南口後，在生存上必不可已之戰爭。但此為張之江所反對，又於軍［實］行之中多方掣阻，致大同、天鎮兩城直至南口陷落尚未攻下[3]，羈住大量兵力為圍城之用，而不能儘量反師多倫、南口諸要塞，戰較山西更頑強數倍之敵人。

　　十二日運動，張之江本已與奉聯後方友軍約定與當夜八時，由國民軍沖出發動，但其命令前方則謂：俟奉聯後方友軍發動後再行沖出，以致該項計劃根本貽誤，南口失敗於功在垂成之時。

　　第二，奉聯軍累戰累敗的結果，有從南口撤退傾向，所以至一日起，炮戰無進展之後，奉聯方面飛機即向南口一帶探察國軍陣地，遠而至於居庸以北，並在十日起已有開始撤退行動。這在國軍視之，當然認為無法續戰，故而撤退，但在奉聯方面，則因飛機探得國軍後方空虛，故移動正面部隊向南口後方作迂回戰爭。故十三日夜二時，延慶失守，國軍前方尚未全知，直至十四日午方全部退卻。

　　第三，多倫、沽源因宋哲元部反攻深入，被奉軍包圍而再次失守，遂使南口之兵，勢不能不退。

　　第四，龍虎台失陷，使奉聯向南口攻擊，居高臨下，並截斷國軍水源。

　　第五，張之江堅持退兵，不于南口作數日之支持，以於奉聯後方共同舉動，以至牽制。

　　第六，庫、張交通不便，子彈接濟不上。

　　有以上原因，國軍似乎非退不可。其在撤退時損失之巨，實交通系之搗亂。同時，因國民軍平昔對工人之仇視，工會之破壞與對交通系之勾結，遂使工人于國民軍撤退時無法幫助，雖然戰爭中他們曾幫助國軍不少。所以，凡交系工賊駕駛之車頭均行撞車，及我們工人交通隊往救且受殺斃之慘。

　　總之，能戰能愛民之國民軍，以無中心的政治思想，腐敗領袖與對工人、農人變式的壓迫，決定了國民軍終須失敗的命運，雖然尚有許多直接的原因。

　　國民軍既如此失敗，其出路或不免于向甘、新墾殖邊陲與佔領陝西，東出潼關與中原友軍匯合，以與國民革命軍相呼應。前者遲慢而且敵之隨蹤迫來，並未能安以墾殖，後者，則雖有幾分冒險，但國軍惟一有希望的出路，確不離乎此。

　　《中央政治通訊》第2號

　　1926年9月8日

　　【注釋】

　　[1]題解　1924年底，中共中央決定成立北方區委員會（簡稱北方區）。之前，1924年3月建立中共北京區委員會（簡稱京區）。京區與北方區都負責黨在北方的工作。地區包括京、津、冀、豫、晉、陝、三特別區（察哈爾、熱河、綏遠；即內蒙）及東三省等地。1926年7月，全區有黨員2069人，李大釗任書記。

　　1926年8月，中共中央決定編發《中央政治通訊》，以「為供給中央局負責同志及重要區域負責書記瞭解各方面工作情形及決定政策時之參考。」規定只印14份，要求「絕對妥為保存」。並規定北方區的代號為「白和」。本篇為北方區發於該刊的第一篇通訊，現查陸續發表的另有9篇共11篇。署名情況有四種：（一）署北方區（2篇）；（二）署白和（4篇）；（三）署李大釗個人（2篇）；（四）未署名（3篇）。上述署名儘管不同，但實質並無異。因中央明確規定，此通訊僅發給「重要區域負責書記」，在北方，也就是只發給李大釗，而不包括其他任何人。在這種意義上，北方區（白和）與李大釗是等同的。而事實上，通訊中所述的工作，也完全歸於李大釗；其情況也只有李大釗才能掌握。至於其文字，經辨認亦應屬李大釗。其中明確署李大釗個人的2篇，1984年版《李大釗文集》已收入。另9篇未收，現一併收入。

　　[2]十四日攻下南口的消息　1926年6月28日，張作霖、吳佩孚在京會晤後，即聯名發佈「討赤」總攻擊令。7月5日，奉軍、直、魯軍對南口下總攻擊令，7月24日開始猛烈攻擊。至8月初，國民軍擊退聯軍10餘次總攻。8月5日，聯軍再下總攻令，在龍虎台、關公嶺、虎峪村等要地白刃戰百餘次，鳳凰山雙方爭奪前後易手10餘次。8月9日，營子城、偏坡峪、鐵盧溝、毛司台、落馬坡等要隘失守，魯軍鐵甲車隊攻破南口外壕，致形勢危急。左側翼多倫收復後，又被奉軍攻克，總部張家口已受威脅。8月12日，張之江、鹿鐘麟、宋哲元于張家口召集師長以上軍官會議，決定放棄南口，實行總退卻，向綏遠、甘肅作戰略轉移。14日正午，奉軍占南口火車站。下午2時，南口全部被奉軍與直魯軍佔領。次日，張作霖通電，稱：「南口為長城著名要塞，直魯軍、鎮威軍以十余萬人，自八月一日總攻，至十四日克之。」這就是報告中所稱的軍方的正式消息。

　　[3]致大同、天鎮兩城直至南口陷落尚未攻下　直、奉、晉聯軍對國民軍的進攻，從1926年4月下旬開始，其綜合兵力約50萬人，國民軍兵力20余萬人。退守南口後，駐紮於北起多倫、沽源，經延慶、南口西至豐鎮2000餘裡的防線上。故其前期作戰方針為：對奉直聯軍（東線）取守勢，對晉軍（西線）取攻勢，企圖首先迅速奪取雁門及以北地區，然後集中力量再對付奉直。東線以鹿鐘麟為總司令，堅守南口；西線以宋哲元為總司令，5月18日向晉軍進攻。至6月中旬，晉軍兩道防線被攻破。被迫退守雁門，晉北絕大部分縣城為國民軍佔領，但天鎮（傅作義部堅守）、大同（張汝萍部堅守）、渾源、蔚縣等戰略要地未能攻克。在雁門關外的爭奪戰中雙方都損失慘重。7月初以後，戰事重點遂轉移以東線南口為主，其中一部分兵力，由宋哲元率領去收復被奉軍佔領的多倫。但西線仍面對8萬晉軍，故不能不仍留相當兵力。至於說南口失守以後，再去奪取山西以為出路，那已是根本不可能的。其形勢是：8月19日，聯軍占張家口；26日，晉軍不僅收復全部失地，而且佔領了豐鎮與平地泉。這兩個地方，即是文中所預計可能的第一道與第二道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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