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區對於三特別區及西北軍中工作的意見|李大釗

北方區對於三特別區及西北軍中工作的意見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八日）

　　一、在三特別區 [1] 工作方面

　　（a）國民軍未退出南口以前

　　國民軍未退出南口以前，在黨的工作方面，雖有相當的發展，但黨的基礎極不鞏固。同時，內部負責同志又不能互相瞭解，共同努力工作，使黨的組織在群眾中有很大的影響，甚至於同志只聽党中個人指揮，不接受黨的組織指導。如張家口京綏路工人同志只聽仲一[2]同志命令，支部會非仲一同志去召集，即不能開會，在南口也有這種現象。總之，一切工作只有同志個人活動，而沒有黨的組織的指導，因此，有許多負責的同志，不但在工作中不努力，而且行為極為浪漫。另一方面，張家口地委工作既如此，其他各特支亦甚不好。職工運動方面，從前雖能公開的召集，在此次戰爭中亦能實際的幫助國民軍，但尚不能達到成為黨的指導下的群眾組織。三區工作最糟者，為國民黨工作。三區國民黨在我們手中，可惜過去的指導太不得力，所有一切民校工作，全由麟符[3]一人包辦，名義上雖有多少黨部、組織、黨員、機關，事實上不過花了很多錢，養了一班不作工作的同志。過去負（責）三區國民黨工作的同志，如張良翰、×××等，不但是不作工作，而且抽大煙，逛窯子，因此，許多進步的青年學生，對於三區國民黨負責人極不滿意。不但是國民黨在三區不能發展，而且影響於我們的党在三區的工作。在三區一般人都有這種感覺：國民黨是好的，但在三特別區的國民黨卻不好。綏遠市黨部（在山東派手中的）曾借此向民校中央控告綏遠省黨部。現在民中已派路友于[4]來京查辦此事。

　　（b）奉軍佔領張家口以後

　　現在三特（別）區有黨的組織的地方，為張家口、大同、綏遠、包頭、五原。南口、康莊等地，黨部組織尚未恢復。在以上有組織的地方，以張家口地方為較好，綏次之。大同方面尚未能正式開會，只能作個人談話。包頭方面，同志不多，五原雖有很多的同志，但該方黨部尚未組織起來。職工運動及國民黨工作都是在復興的時期中。農民運動還是在開始進行狀況中。

　　（c）目前的計劃

　　1.從前張家口各特支均改為區的特支，直接受區委的指導。如大同、綏遠、包頭均應調一得力同志去主持一切工作。

　　2.民校工作應完全重新換人去做，並應受該地黨部（我們的）的指導。

　　3.在農民運動方面，現正派由粵農校歸來之十余同志去各縣工作。

　　4.在職工運動方面，除從事調查與救濟散去之得力分子外，須在工人群眾中建設新的基礎。

　　5.關於工作者分配問題：張家口—×××，大同——×××，綏遠——×××，包頭——×××或×××。

　　二、在西北軍中黨的工作

　　西北軍現在不但組織上漸次統一，即在政治上亦有相當的進步，雖然這種進步尚未有下層的基礎，但現在馮之左傾，卻是我們不可放棄的機會。按國民軍現在的地位看來，我們自然不能輕視在國軍內之工作。在國軍中的政治工作及與民校關係，我們很同意於和森的意見。至於我們派同志去國軍中工作，重（在）要慎重。現在馮雖饑不擇食，我們固然不能使他失望，如果不慎重，派許多的較弱的分子去工作，不但使馮不信任，並必引起國軍一班將領的惡感，因國民軍的將領思想較廣東軍中將領更弱，這是我們應該注意的。

　　現在第一軍中軍友團的同志約有九十餘人（該團乃西北軍幹部學校改組的，共約三百人），該團現正分配給各軍中充下級軍官或參謀。第三軍中同志約四十余人，此外，在陝西井嶽秀軍中尚有同志三十余人，合共在西北軍中約有一百七八十同志，但是在組織方面都非常之渙散。現在這些同志都集中于五原，因此在該方非派得力同志去工作不可。過去我們在這些軍中的同志，工作極不好，急待重新整頓，並且在該方非建立得力指導機關不可。現在除要求中央速派平山[5]及一飛[6]同志去西北軍中工作外，北方區現正指定同志，受短時間特別訓練，準備去該方工作。

　　北方區因感覺過去三特別區工作之遭［糟］及現在西北軍中工作之重要，特派××同志去西北一行[7]，沿路巡視各地工作，並至五原與伯堅接頭[8]，考察該方實在情形及目前一切糾紛的問題（在軍隊中同志的）。至於三特（別）區及西北軍中工作具體詳細計劃，須俟××同志歸來時才能規定，因這樣比較切實些。

　　《中央政治通訊》第10期

　　1926年11月3日

　　【注釋】

　　[1]三特別區　即熱河、察哈爾和綏遠。1950年後撤銷，絕大部分為內蒙古自治區。

　　[2]仲一　即王仲一。1924年曾任中共上海區執委會委員，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工農部幹事。1925年初，任張家口特別支部書記。1925年秋，蕭三調任張家口地委書記，王任組織委員。

　　[3]麟符　即韓麟符。1924年國民黨「一大」和1926年「二大」，都當選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1925年冬，內蒙古工農兵大同盟在張家口成立，任副書記（李大釗任書記）。三特區「民校」工作即國民黨工作，由其負責。

　　[4]路友于　（1895—1927），山東諸城人。1918年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1920年回國任教北京大學。1924年國民黨「一大」後任北京執行部候補執行委員兼秘書，與李大釗密切合作。1926年，國民黨「二大」當選候補中央執行委員。1927年1月，任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執行委員。與李大釗同時被捕就義。

　　[5]平山　即譚平山（1886—1956），廣東高鶴人。早年入同盟會。1920年參加組織廣州共產主義小組，後任中共粵區首任書記。中共二、三屆中央委員，五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國民黨「一大」後，曾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中央組織部長、中央農民部長。李大釗要求中共中央速派譚平山去西北軍工作之前，徐謙向國民黨中央也正式提出《西北國民革命軍黨務工作計劃》，關於設立總政治部，建議「主任可于李石曾或譚平山同志中擇一人任之」。1926年9月11日，國民黨中央常委會第56次會議討論決定，任命李石曾為西北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主任，但未到職。譚則在武漢國民政府任職，後為南昌起義領導人之一。

　　[6]一飛　即王一飛（1898—1928），浙江上虞人。1921年春赴蘇入東方共產主義者勞動大學學習。1924年秋回國，1925年秋曾任江浙區委（上海區委）書記，後任張家口地委軍事委員、中央軍委特派員。據馮玉祥日記1926年10月3日記載：「下午五點，到政治學校，適選舉黨務委員，余批評王一飛同志熱心而欠細密。」按此，王此時已在馮部工作。王后又到上海區委工作，曾參與領導1927年3月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裝起義。

　　[7]特派××同志去西北一行　××同志，指陳喬年（1902—1928），安徽懷守（今安慶市）人。1920年赴法勤工儉學，1922年加入法國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1923年赴蘇學習，1924年回國，時任北方區委組織部長。從五原視察後，調離北方區，至湖北省委工作。

　　[8]至五原與伯堅接頭　五原，時為國民軍（西北軍）總部所在地。劉伯堅時任國民軍總政治部副主任，但實際上在五原的時間很短。9月17日五原誓師後，10月8日，即與馮玉祥一起赴包頭。11月18日，由包頭又返五原。11月24日，離開五原到達臨河，此後即向寧夏、甘肅前進。12月24日到平涼。1927年1月26日到西安。此件的時間是1926年10月18日，則伯堅此時正在包頭，離他返回五原的時間，尚有30天。而他11月18日回到五原後，實際只停留5天，並已全力進行西進的準備工作。故陳與劉接頭的地點應是在包頭。而陳返回的時間，也不會晚於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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