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國現狀答記者問|李大釗

就中國現狀答記者問

　　（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日）

　　（李氏早年留學日本，現在國立北京大學法科教授，講授「社會運動史」、「社會政策」等課程，擔任著各種思想團體的顧問和會長，常以刊物和其他形式發表自由研究的主張）

　　特派員　古莊

　　記者：「據傳蘇聯發放大量的宣傳費資助貴國的激進團體……。」

　　李答：「這種情況在最初幾年也許有過，但在目前大體是沒有的。由於俄國與中國的國情完全不同，不管外間怎樣宣傳，我國的改造惟有靠我們自身的力量來完成。」

　　記者：「對加拉罕的歡迎盛況空前，學生各界的熱烈程度在日本等地是見不到的。」

　　李答：「也許由於以民眾為基礎的勞農政府所實行的主義，在接觸到新鮮空氣的人們中引起了強烈共鳴的緣故。」

　　記者：「您知道早稻田的佐野教授嗎？有種種傳聞說，他要到貴國來，或者到俄國去。這方面您能說點什麼？」

　　李答：「這件事實在可悲。不知何故，日本的大學，特別是私立大學，不能以自由的態度對待學術權威，對此感到非常遺憾。佐野君很可能移居俄國，他如有意到中國來，我表示衷心地歡迎。

　　佐野君[2]和大山君[3]在日本如處境困難，隨時可以到中國來，我校將給予優厚的待遇並可從事自由的研究。中、日間教授的交流是很令人高興的事情。」

　　記者：「很羡慕貴國思想團體的活動，從教授到學生都可以自由地走出書齋到街頭進行實際活動。」

　　李答：「思想的研究和宣傳雖然是自由的，可是如果多少觸犯到軍閥，就是說寫了或者說了對軍閥不利的事，立即就會讓你遭殃，到那時候就根本不講什麼道理了，但是我們主張要為最後推翻軍閥鬥爭到底的。因此這不過是一種間接的、限於思想上的、難以想像那種程度的『自由』而已，一旦具體涉及到曹錕如何，吳佩孚如何，對現實問題稍有指責，刊物就會馬上遭到查禁的。」

　　記者：「您對日本的對華態度有何感想？」

　　李答：「現在貴國與歐美資本主義國家採取同一步調侵略中國，這對貴國也是不得已的事情，但我相信貴國總有一天是會醒悟的。」

　　記者：「您對貴國的將來抱有怎樣的理想？」

　　李答：「與大多數人民一道，為推翻欺壓人民的軍閥和機會主義的政客，把政權奪回到人民手中，除此別無他途。『中國國民黨』要排除軍閥、政客，集合真正為民國奮鬥的戰士展開活動，為消滅現在的軍閥、政客，首先必須提高整個國民的知識水平。現在的議員自從民國元年當選以來，除了靠金錢支配行動，就是愚弄人民，雖然在一部分省的省議會選舉了議員，但其腐敗混亂的程度與國會沒有什麼不同。根本的改革，必須由全國的商會、農會、工會的代表組成議會，這在我國目前的情況下幾乎是不可能的，然而，即使多麼困難，也只能為這一理想而奮鬥，此外別無真正能夠挽救民國的出路。如果只圖簡便易行，那就只能總是重複著同樣的事情。主張自由民主主義的孫文等人最近也變得與軍閥沒有什麼不同。[4]對那些只顧私利私欲的軍閥、政客，我們比什麼都憎恨。」

　　《報知新聞》（日文）

　　1923年10月20日

　　【注釋】

　　[1]題解　此文為日本在華《報知新聞》特派員古莊的「中國現狀」的系列報道之八，韓一德譯，劉多田校，刊于《遼寧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6年第5期。

　　[2]佐野君　即佐野學，日本早期共產主義者，教授，曾與李大釗同時參加共產國際第5次代表大會。

　　[3]大山君　即大山鬱夫，日本大正民主主義運動活動家，李大釗在早稻田大學時的老師。

　　[4]孫文等人最近也變得與軍閥沒有什麼不同。　國共合作後，某些共產黨人，確仍有此種言論，並引起孫中山及國民黨人的反感與憤慨。但是，這卻不是李大釗當時的看法與立場，因為，事實上亦與孫中山的實際狀況相違。1922年8月，孫中山由粵抵滬後，隨即進行改組國民黨和國共合作的一系列準備工作。8月下旬，李大釗在參加中共西湖特別會議後，與孫中山多次會談，討論「振興國民黨以振興中國的種種問題」，取得「十分圓滿」的結果。1923年10月19日，即大體上是在古莊此次採訪的同一天，孫中山致電國民黨上海事務所，囑孫伯蘭密電李大釗赴滬商討國民黨改組事宜，為次年1月的國民黨「一大」作準備。凡此都說明，李大釗當時不可能在日本記者面前對孫中山有如此偏謬的判斷。此處文字應是記者的歪曲或文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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