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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申報記者的談話


  (一九二三年十月十四日)

  (當今的)教育只是偏重知識,而忽於使用知識之人格,知識也不過是作惡的材料,這是一定的。所以至少於每小時授課之餘,當授以三五分鐘的人格教育,使人們相互之間,都能以赤裸裸的真面目相見,而知識教育的效用也因此增進,此時也可以供我們的利用了。

  人類的一切障壁應當打破,以與中國接近而論,中、日、俄之聯絡確是目前急不容緩的事。中、俄間的交涉,已經成了中國外交問題的中心,深望兩國能開誠談判。至於中國人——學界為最——的排日思想,也很覺惋惜。倘能於日災賑濟以後,兩國間掃除一切芥蒂,從此自新,東亞間的多少糾紛,都可以自由解決。日本曾給予不少的好影響,只就日本的電車中看,幼童、老婦受軍人之扶護,真有不堪回首中國軍人之橫蠻者。[2]只願從此兩國青年共同提攜,以其共臻大同之域。

  《申報·教育與人生》

  1923年10月15日

  【注釋】

  [1]題解 1923年10月15日,上海《申報》發表《記者與李大釗之談話》的報道。報道中說:「李大釗君,從前是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現任北京大學校長室秘書,並且是政治系教授,他的言論和學說,國人知的一定很多。記者昨日晤及李氏,曉得他關於當今教育界有一種新穎的意見,而且這個意見當他在蘇州時也和蔡元培校長說過。」

  關於李在蘇州和蔡相晤的事,是因蔡憤于教育總長彭允彝之破壞司法獨立與蹂躪人權,恥於為伍,辭去北大校長職務,潔身南歸,於4月10日抵上海。而李因參加中共「三大」亦於6月下旬由廣州返抵上海。7月5日,蔡于上海宴李相敘。7月10日,蔡與周峻女士在蘇州留園舉行婚禮。此處所雲在蘇州與蔡的談話,當是李往賀中的事。蔡隨後于20日赴歐考察,從而使這次晤敘成為李、蔡合作共事和生平的最後一次相晤。

  [2]「日本曾給予不少的好影響。只就日本的電車中看,幼童、老婦受軍人之扶護,真有不堪回首中國軍人之橫蠻者。」 此一段1989年出版之《李大釗文集》(續)中被刪節。現按《申報》文字排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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