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與古|李大釗_學達書庫

今與古

　　（一九二三年二月）

　　宇宙的運命，人間的歷史，都可以看作無始無終的大實在的瀑流，不斷的奔馳，不斷的流轉，過去的一往不還，未來的萬劫不已。於是時有今古，人有今古，乃至文學、詩歌、科學、藝術、禮、俗、政、教，都有今古。今古的質態既殊，今古的爭論遂起。

　　有一派人，對於現在的一切現象都不滿足，覺得現今的境象，都是黑暗、墮落、惡濁、卑污；一切今的，都是惡的，一切古的，都是好的，政治、法律、道德、風俗、詩歌、文學等等，全是今不如古。他們往往發傷時的慨歎，動懷古的幽情，說些「世道日衰」、「人心不古」的話，遐想無懷、葛天、黃、農、虞、夏的黃金時代的景象，把終生的情感心神，都用在過去的懷思。這一派人可以叫作懷古派。

　　又有一派人，對於現在及將來抱樂觀的希望，以為過去的成功，都流注于現在，古人的勞績，都遺贈于後人。無限的古代，都以現今為歸宿，無限的將來，都以現今為胚胎。人類的知識，隨著時代的發展，不斷的擴大，不斷的增加，一切今的，都勝於古的，優於古的，即如詩歌藝術，今人所作，亦並不劣于古人。所謂無懷、葛天、黃、農、虞、夏，不過是些淺化初開的時代，並不那樣值得我們的懷思與景仰。我們惟有謳歌現代，頌禱今人，以今世為未來新時代的基礎，而以樂天的精神，盡其承受古人、啟發來者的責任。這一派人可以叫作崇今派。

　　崇今派與懷古派間，往往發生激烈的論戰。歐洲當十七世紀頃，關於今古優劣的比較，亦曾引起文學上的戰爭，此爭綿亙約百年間，在法如是，在英亦如是。

　　今古的激戰，于文學（特別是詩歌）為最烈，又最易引起公眾熱烈的興趣。長於此等論戰的人，又將其範圍推廣至於智識。許多人以今古的爭論，為文學史上的枝節問題。首先以此等論爭，為有更廣的關係，而喚起人們的注意者，厥為孔德（August Comte）。

　　今古的爭論，在思想上實有相當的意義，這是對於文藝復興的衡軛一部分的反抗。崇今派立於攻擊者的地位，想令批評主義由死人的權威解放出來。他們爭論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這個問題就是：現今的人猶能與顯烈的古人抗衡否，抑或在智力上實劣于古人？這還包含著更大的問題，就是：自然已否竭盡其力？他是否久已不能再生腦力與元氣等於他曾經產生的人們了？人性是否已經疲竭，抑或他的勢力是否永存而不盡？

　　崇今派的戰士，主張自然的勢力永遠存在，直接反對人類退落說，此說所以不能見信於人，崇今派的貢獻獨多。智識上的進步說獲有一個最初的明確論證，實為今古的爭論所喚起的結果。

　　今古的激戰，雖自十七世紀初葉開幕，而在十六世紀末葉，已有一位崇今派的戰士，首先躍起作崇今派的先驅。其人為誰？即鮑丹（Jean Bodin）是。

　　鮑丹學說的重要，不在他的君政論，而在他企圖立一普遍歷史的新學說，以代中世時史學界流行的黃金時代說（Theory of Golden Age）。主張黃金時代說者[1]，大抵以為古代有一個黃金時代，化美俗良，德福並茂，真是人間的天國；後來日漸墮落，由金時代降而為銀時代，而銅，而鐵，這就是說「世道人心江河日下」了。此說盛行于歐土中世神學者流，鮑丹獨起而否認之。鮑丹認自然永是均一，擬想自然能在一時代產出黃金時代說所指的那個人那個境遇，在別一時代便不能產生他們，是不合理的。換句話說，鮑丹確認自然動力永在與不滅的原則，以為在一時代所能產生的人或境遇，在別一時代亦能產生。從人類的原始時代以後，人間的光景有很大的變動，設使他們之所謂黃金時代可以召喚回來，而與現今一為比較，現今反倒是金，他反倒是鐵，亦未可知。歷史是由人的意思造成的，人的意思是永在變動中的，無論俗界教界，時時刻刻有新法律、新裝束、新制度，隨著亦有些新錯誤湧現出來，但在這變動不居的光景中，亦可以看出一個規律來，就是震動的法則（Law of Oscilation）；一起一僕，一僕一起，擬想人類永是退落的，是一個錯誤；倘真如此，人類早已達於災害罪患的窮途，而無噍類了！人類不但不是永遠退落的，而且在震動不已的循環中，漸漸的升高，這就是螺旋狀的進步；他們昧然指為金為銀的時代的人，全去禽獸未遠，由那個狀態慢慢的演進，才有今日的人類生活、社會秩序。古人的發明，固然值得我們的讚譽，但今人亦有今人的新發明，其功績與古人的一樣偉大而重要。有了航海南針的發明，才能成就周航地球、世界通商的事業，由是而世界一家了。他如地理學、天文學上的進步，火藥的發明，毛織業並其他實業的發展，都在在與全世界以極大的影響；即單就造紙術、印刷術的發明而論，已足以抗顏古人而無愧。

　　繼鮑丹而起者則有倍根（Francis Bacon）[2]。倍根對於古人表相當的尊敬，並且熟于古人的著作，但他認古人的權威，于科學進步上，是一致命的障礙，故亦努力于解除古人權威的衡軛。他以為真理不是於任何時會的好機會中可以尋得的，真理的達到，全視經驗與他們的經驗所受限制之如何，在他們的時代，時間與世界的知識均極有限而貧乏，他們沒有千年的歷史足當那個名稱，不過是些傳說與口碑罷了。除去世界中一小部分的境界與國家，他們全不熟悉。在所有他們的系統與科學的想像中，難有一個單純的經驗有助益人類的傾向的。他們的理論，是立在意見上的，從而科學在最近兩千年間，靜止的停留，而立在自然與經驗上的機械的藝術，則漸長而增高。

　　倍根指出Antiquity[3]一語迷誤的義解，他說我們稱為古代而那樣常與以崇敬者，乃為世界的少年時期，真值得稱為古代的是世界的老年與增加的年代，就是我們現在生於其中的年代。論世界的年齡，我們實是古人，那些希臘人、羅馬人比我們年少的多，如同我們看重一個老年人，因為他的關於世界的知識，比一個青年人的大。所以我們有很好的理由，盼望由我們自己的時代，得到比由古代所得者更多的東西，因為在我們自己的時代，智識的儲藏為無量數的考察與經驗所增積，時間是偉大的發明者，真理是時間的產兒，不是權威的產兒。

　　印刷術、火藥、羅盤針三大發明，是古人所不知道的。這些發明變更了全世界的情形，先文學，次戰爭，最後航海，引起了無數的變遷，影響及於人事，沒有比這些機械的發明再大的。或者航海及未知地的發見，與倍根以感印者，比與鮑丹者多。

　　倍根認地球通路的開闢與知識的增長，為同時代的產物。此等事業，在今世大部分業已成就，晚近的學術，並不劣於從前兩個學術上的時代——希臘人的時代、羅馬人的時代。希臘、羅馬及現在是歷史上三大時代，希臘、羅馬為世界上文教法度最昌明的國家，但在那些時代，自然哲學亦未有何進步。在希臘是道德的、政治的空想吸收了人們的精神；在羅馬是沉思與努力都耗用在道德的哲學上，最大的智力，都貢獻于市民的事務。在第三期，西歐民族的精力，又都為神學的研究占去了。古初實在有些最有用的發明，到了冥想與理論的科學的開始，這等有用的事業就停止了。在過去的人類史上，許多事物的進步是遲緩的，不定的，偶然的，人如能覺察過去的發明的錯誤而求所以免除之，現在很有確固的進步的希望。

　　倍根認循環說為知識發展上最大的障礙，每致人們失所信賴與希望。進步之不確定與不繼續，全因偏見與錯誤妨人致力於正軌。進步的艱難，不是起於人力所不逮的事物，而基於人類的誤解，此誤解耗費時間於不當的目的。妨阻過去的過失，即是創辟將來的希望。

　　但他的新時代將來的進展是否無限，他於此未加研考。

　　今古論戰的舞臺雖在法蘭西，而此問題實為一個義大利人所提起。此人為誰？就是那首著名的描繪當時敘事詩人諷刺詩（La Secchia rapita）的作者塔桑尼（Alessandro Tassoni）[4]。他喜於暴露他的時代的偏見，而倡言新學說，他因為攻擊Petrarch、Homer[5]、Aristotle[6]諸人，在義大利招了很大的誹謗。最早的古今人功績的比較發現於Miscellaneous Thoughts，這是他在一六二〇年刊行的。他說此問題是當時流行的爭論事件。他對此爭論，於理論的、空想的、實用的各方面，立一透徹的比較，與以公平的裁斷。

　　有一派人，主張藝術依經驗與長久的工夫能致完善，所以現代必有此利益。塔桑尼對於此說首先加以批評，他說此理由不甚堅固，因為同一的藝術與學問，不永是不間斷的為最高智慧所追求，而有時傳入劣者手中，所以漸趨退落，甚且至於消滅。例如羅馬帝國衰亡時的義大利，當時有很多世紀，覺藝術降在平凡以下了。換句話說，只有假定沒有聯續的斷裂，此說當可承認。

　　他作出一種比較，以明他不是任何一方的擁護者；他許古人以星星點點的優越，同時今人在全體上遠勝於古人；他所考察的範圍，比那些自限於文學藝術的爭論者廣，文化的物質方面，甚至於服裝，均在他所考察的範圍內。

　　他所著的Thoughts一書被譯成法文，此書恐已為白衣士羅伯（Boisrobert）[7]所及知。白氏是一位劇學家，以曾參與創立法蘭西學院（Academie Francaise）為人所知。憶一六三五年二月二十六日此學院既成，他即刻當著那些集眾講出一段議論，猛烈的惡口的攻擊Homer[8]，這一段議論在法蘭西煽起了爭論，並且引起特別的注意。Homer自經塔桑尼攻擊以後，成了崇今派集矢的特別鵠的。他們以為，假如他們不信任Homer的主張能夠貫徹，他們便可以得到勝利。

　　當文藝復興的時期，希臘人、羅馬人的權威在思想界極其優越。為便於促進自由的發展，此權威非大加削弱不可。倍根及其他諸人，已竟開始了此種偉大的運動，以期廓清摧陷此等虐力。但是笛卡兒（Descartes）的影響愈益嚴重，愈益堅決，他的態度愈趨於不易調和的程度，他沒有一點像倍根的對於古典文學的尊敬，他頗以忘卻幼年時曾經學過的希臘文自誇，他的著作的感化力，乃在對於過去嚴格的完全的打斷，並一個完全不借重于古人的組織觀念的系統。他在自己的方法、自己的發明的基礎上，期望將來智識上的進展，從而他認知這個智力的進展，將有很遠的效果及於人類的境遇。他最初名他的《方法論》（Discourse on Method）以「一個可以提高人性到完全最高度的普遍科學的設計」。他視道德的物質的改進，為對於哲學與科學的倚賴。

　　根據世界現今是較為高齡、較為成熟的見地，是認對古人獨立的態度，已竟成了很流行的觀念。倍根、笛卡兒並許多受笛派影響的人們都是這樣。

　　巴士庫兒（Pascal）[9]是一位科學家而改信笛派的理想者，表示的尤其明顯。他說：當那麼多的世紀間，人類的全聯續，應看作一個單獨的人而不斷的生存，不斷的學問，在他的生活的每一階段，此普遍的人，為他在從前的階段曾經獲得的智識所惠利，而他現在是在老年時期了。

　　對於責笛氏以對古代思想家不敬的人們，他曾為答辯，說他拒否他們的權威，便是還他們以模仿的敬禮，便是按照他們的精神做，比那些一味奴隸的隨從他們的人們好得多。巴氏又說：待遇我們的古人，比他們所示以待其先輩者益加隆敬，待遇他們以一種他們值得受自我們的不可信的隆敬上，因他們未曾對那些在他們上享有同樣利益的人們與以那樣的看待。天下寧有比此還不公平的事麼？

　　巴氏亦承認，我們應該感念古人，因為我們在知識的增長上能優於他們。他們已達於一定的點，使我們能以最少的努力，躋于最高的程位。所以我們自知我們立在較高的平面上，少艱難亦少榮譽。

　　最優越的崇今派，便是那些同化於笛派理想的人們。白衣士羅伯的議論出世後好些年，聖騷林（Desmarets de Saint Sorlin）[10]又起來作崇今派的戰士。那時他已成了一個夢想派的基督教徒，這也是他痛恨古人的一個理由。他和白衣士羅伯同是劣下的詩人。他說基督教的歷史貢給些文辭，比那些曾為Homer及Sophocles（希臘悲劇詩人）所論的，很可以感動一個詩人。他有幾首詩是戰勝Homer的示威運動。約在同時，在英（格）蘭亦有一首敘事詩響應聖騷林的爭論。

　　聖騷林已略知此問題含有更廣的範圍。他說：古代不是那樣的快樂，那樣的有學問，那樣的富裕，那樣的堂皇，如同現代一樣；現代實是成熟的老年，正如他是世界的秋，得有所有過去世紀的果實與戰利品，並有力以判斷先輩的發明經驗與錯誤而利用之；古代的世界，是個只有少許的花的春。固然，「自然」在一切時代都產生完全的事業，但他（自然）關於人的創造卻不是這樣，這必須要改正。那些生於最近時的人們，在幸福與知識上，必超過以前的人。他的話裡含有兩個要點。一為自然力永在的斷言，一為現代比古代有益，正如老年之於幼稚一樣的觀念。這是倍根諸人所曾經論過的。

　　聖騷林擁護今人的挑戰引起了白衣盧（Boileau）[11]擁護古人的迎敵。聖騷林瀕死之前，很鄭重的以為今人戰的責任托之于一位青年，此位青年名叫帕勞耳（Charles Perrault）[12]，即此可以看出今古的爭論如何激烈了。

　　路易十四[13]王朝時的法蘭西，一般的氣壓很於崇今派有利。人們覺著那是一個偉大的時代，可與羅馬帝國最初的皇帝奧加士大（Augustas）[14]的時代比美的，沒有什麼人發出「我生不辰」的歎聲。他們的文學的藝術家，若Corneille[15]、若Racine[16]、若Moliére[17]合於他們的嗜性那樣的強烈，所以除了第一位，他們不願給他們以別的等位，他們不耐聽那希臘人、羅馬人進到不能達到的優越的斷言。Moliére說：「古人畢竟是古人，我們是現今的人。」這可以表示當時一般的感情了。

　　一六八七年帕勞耳以《路易大王的時代》[18]的名稱，印行他的詩歌。現代的啟蒙，優於古代，是他的論旨。

　　帕氏對於古人取比聖騷林更為有禮的態度，而其批評論尤巧。他說：希臘、羅馬的天才，在他們自己的時代都很好，或者可以使我們祖先崇為神聖，但在現今，柏拉圖寧覺可厭了，而那不能模仿的Homer，設若生於路易大王的朝代，當能作更好的敘事詩。在帕氏詩中，有確認自然的永遠勢力在每一時代產生同等才能的人的語句。

　　《路易大王的時代》是一個簡短的信仰宣言。帕氏接續著又發表一篇徹底的著作，就是《古人與今人的比較》，是在一六八八——一六九六年間以四部分出現的，藝術、雄辯、詩歌、科學及他們的實際的應用，都詳加討論了。他以二人對話的形式發表這個討論，這對話的人們，一為熱心擁護現代的戰士，他作崇今的論戰；一為擁護古代的獻身者，他是一個明知難以不認他的反對者的議論，猶且頑強的固執他自己的見解。

　　帕氏認智識與時間經驗以俱展，完全不是必須伴隨古代的，最近的來者承襲了他們先輩的基業，而加上他們自己的新獲得。

　　這後人較善、來者勝今的前提，似與一個明顯的歷史事實不相容：在智識上、藝術上，我們優於黑暗時代的人們，這固當承認，但你能說第十世紀的人們是優於希臘人與羅馬人們麼？塔桑尼已經涉及此問題，帕氏答此問題曰：「一定不能」，因為聯續中常有斷裂的原故；科學與藝術同於河流，他的進路的一部潛流於地下，忽而開發奔流，向前跳躍，其豐沃與在地下跳躍一樣。譬如長期的戰爭，可以迫制人〈民〉們蔑視學問，把所有他們的元氣都擲於自保的益覺迫切的必要，一個無知的時期可以延續，但隨著平和與福祚，知識與發明，將重行開始為進一步的發展。

　　他不主張今人在才能上或腦力上有何優越，在《路易大王的時代》中，他確認自然不朽的原則，自然猶且產生像他曾生過的人們一樣偉大的人，但他不能產生更偉大的人，非洲沙漠的獅子，他的獰猛，在我們今日並與在亞歷山大大王[19]時代沒有什麼區別。一切時代，最善的人在氣力上是平等的，但他們的功業與作品是不平等的，若與以同等的勢便的情形，最近的是最好的，因為科學與藝術，都靠知識的積聚，知識必然的與時俱增。

　　但此論能用之于詩歌與文學的藝術麼？詩歌與文學的藝術界，是交戰者（帕氏亦包在內）最有興味的範域。此可證明現代能產生些詩家、文學家，其優越不亞于古昔先師，但此能證他們的事業一定超于古人麼？此駁論逼得帕氏不得脫逃，而帕氏答覆則頗巧妙：娛人心情是詩歌與雄辯的職分，而欲有以娛之，必先有以知之，是否洞察人心的奧秘比洞察自然的奧秘較為容易麼？或者洞察人心的奧秘費時較少麼？關於人心的情感與念望常作出些新發見，只以Corneille的悲劇而論，你在那裡可以尋得比古代書籍的更微妙、更細緻的關於野心、仇怨與嫉妒的映繪。在他的「比較論」的結尾，他宣言今人的普通的優越的時候，他為維持平和起見，論到詩歌與雄辯，暫作一個保留。

　　帕氏的討論，陷於缺乏體現完全的進步的觀念，他〈不〉止專注意智識上的進步，但他不注意將來，對於將來，沒有什麼興味。他受最近的過去智識上的發展感印甚深，故他幾不能懸想再有更益向前的進步。他說：「試讀英、法的報章而一察那些王國的學院的出版，將使你信最近二十年或三十年內，在自然科學界作出的發明，比遍有學問的古代的全期都多，我自己想很（欣）幸的知道我們所享的幸福，考查所有過去的時代，在那裡我們可以看見一切事物的生長與進步；在我們的時代，沒有一種事物沒有受過一個新的增加與光榮的；我們的時代，在些種類上曾達到完全的絕頂，從有些年間以後，進步率很遲，想到差不多沒有很多的事物可以使我們妒羨將來的時代是很可喜的。」

　　對於將來的冷淡，即是關於將來的懷疑，是上述語句的注釋，而與世界已達於他的衰老時期的觀念相合，故吾言帕氏的智識進步的觀念，尚不完全。

　　於法蘭西以外，英國亦忽然起了今古的論戰。

　　一個神學家名叫黑克威爾（George Hakewill）刊行了一本六百頁的書，以詰責當時普通的錯誤——宇宙衰朽的錯誤。他並他那呼吸在十六世紀氣壓下的書，全為人所忘卻。他雖刊行了三版，而除些神學家外，難能引起多人的注意。著者的目的，在證明在世界的政府裡，上帝的權威與天命。這與當時流行的見解不相容，當時流行的見解，就是物質的宇宙、天體、原子，均漸趨於衰朽，並那人於物質的、精神的、道德的各方面，正在退落的見解。他的議論多獲益于讀鮑丹、倍根諸人的書，可見他們的思想已經激動神學家的精神了。

　　一個今古間的比較起於衰朽說的拒駁，與自然力確固的問題起於今古間的比較，一樣是自然的結果。黑氏反對過分的推獎古代，正為此說可以助世界衰朽說張目。他所討論的範圍，比法國爭論者的較廣；他所爭論的範圍，不止含有科學、藝術與文學，並及物質與道德。他求所以證明精神上物質上沒有衰朽，並那現代基督教國的道德，大優於異教時代的那些國家，基於基督教有社會的進步，在藝術上知識上亦有發展。

　　黑氏亦如塔桑尼，研考一切藝術與科學，斷定今人在詩歌上與古人相等，其他諸事，亦都能超越古人。

　　他認退落說可以腐痹人的元氣，世界普遍衰朽論，銷沉了人的希望，鈍滯了人的努力的銳利。他的言外的意思，是改良世界的努力，為我們對於後人所該盡的義務。

　　他說：「於是我們不要為世界定命的衰朽的虛影所阻欄［攔］，以使我們既不後顧那些可敬的先輩的楷模，又不向前預為後人謀。如我們先輩有價值的預為我們謀者，使我們的子若孫，亦以預為之謀者頌祝吾輩。如何的世代將以延續於我們，尚未確定，亦如未來的世代之在前世之于那些先輩一樣。」

　　黑氏想他生在世界的末年，但他不能延長多久，是一未決的問題，但他有一個考慮可以慰安他自己並讀者，就是世界的終結，尚未臨近。

　　自然不衰朽，人類不退落，固可確認了，但那世界的終結，不依自然法，並那人類文化的發長，任在何頃，均可為神的命令所斬斷的學說，其足以銷沉人的希望，鈍滯人的努力的銳利的影響，亦並不小。

　　黑氏持論的意義，在把阻礙進步學說的退落說，弄成一個特別研究的問題。他的書揭明此說與關於今古爭論間的密切關係，不能說他與鮑丹、倍根諸子關於文明進步的理論有所增益。他所企圖的歷史的普通綜合法，全與他們的相等。他說明知識藝術的歷史與此外一切事務，如同縱覽一種循環的進步；他說他們都有一個發生、滋長、繁榮、廢落與萎謝，於是經過一個時期後，又有一個復蘇與再興。以此進步的方法，學問的光明，由一民族傳到別一民族，由東洋而希臘，由希臘而羅馬，既已為蠻人所不見者千有餘歲，而又為Petrarch[20]及其當代人所復活。黑氏所陳循環進步的觀念，頗與倍根所指摘的循環說相近。

　　倍根及十七世紀的思想家，自限其過去進步的觀察於知的範圍內，而黑氏對於古代的儀容道德，不憚與以攻擊，能預見這社會的進步較大的問題。這個問題，是必要來到十八世紀陣頭的。這是黑說值得我們注意的點。

　　黑氏的書出世以後，我們又得到格蘭威爾（Glanvill）[21]所著的《加的過度》（Plus ultra），又稱《亞裡士多德時代後知識的發展》。此書於一六六八年出版，宗旨在擁護成立未久的「皇家學會」（Royal Society）。該會在當時頗受攻擊，謂為有害於宗教及真實學問的興趣。格氏憤古典派對於皇家學會的壓迫，乃起而樹擁護的旗幟。他說他對於無名的羅盤針的發明者的感佩，比對於一千個亞歷山大與愷撒[22]、一萬個亞裡士多德[23]的感佩還深且多。在這幾句話裡，可以看見他的精神了。

　　他說皇家學會的職分，就是企圖人類的設計，置在自然的最深底蘊那樣低，達到宇宙最上層那樣高，擴張到廣大世界的一切變化，目的在普遍人類的惠利。那樣一種事業，只能以不能知覺的度數，慢慢的進行。這是一個累代的人均與有關的事業，我們自己的時代，只能希望作一點點，以移去些無用的片屑，預備些材料，安排些東西，以備建築。我們定須尋求與搜集，觀察與考驗，為將來的時代預儲一個積聚。

　　神學的考慮，曾經重壓過黑氏的思想，而格氏則顯然未為所困惑。看了二人的不同，便可以看出這四十年間世界進行的徑路了。

　　斯普拉特（Sprat）[24]是一個牧師，他于格氏的書出世以前不久，出版一本《皇家學會史》。他認科學可以擴張於世界，此事全靠西方文化擴張其他［地］域，基督教國的文化亦可擴到其他文化國及半開化國，他希望將來的改宗者，可以有青出於藍的優越，希臘人勝過他們東方的先師，現代歐人從羅馬人承受了光明，而幸福繁昌，倍于古人所遺留于他們的。

　　皇家學會建立於一六六〇年，科學院建立於一六六六年，使物質的科學，在倫敦與巴黎很流行。各階級都為此流行的情感所激起，若騎士[25]，若圓顱黨[26]，若牧師，若清教徒，都聯合起來，若神學家，若法律家，若政治家，若貴族，若世爵，都誇揚倍根哲學的勝利，倍根播的種子，終竟成熟了。那些建立與讚美皇家學會的人們，對倍根有完全的信用。考雷（Cowley）[27]上皇家學會的讚歌，可以名為讚揚倍根的讚歌，亦可以說是人類的精神，由權威的束制解放的聖歌。

　　我們很高興的寫這一篇崇今派榮譽的戰史，我們很感謝崇今派暗示給我們的樂天努力的歷史觀人生觀，我們不要學著唱那懷古派「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28]的詩歌，應該朗誦著耶馬孫[29]的名言：「你若愛千古，你當愛現在，昨日不能喚回，明日還不確實，你能確有把握的，就是今日，今日一天，當明日兩天」，為今人奮力，為來者前驅。

　　署名：李大釗

　　《社會科學季刊》第1卷第2號

　　1923年2月

　　[1]主張黃金時代說者　此說最初見於公元前7世紀希臘彼俄提亞詩人赫西俄德（Hesiod）的史詩作品《田功家時》。詩中將人類歷史分為5個時代：黃金時代、白銀時代、黃銅時代、英雄時代、鐵器時代，是一種人類退化的歷史觀。

　　[2]倍根（Francis Bacon）　今譯弗蘭西斯·培根（1561—1626），英國唯物主義哲學家。曾任掌璽大臣、大法官，受封子爵。其哲學思想肯定世界是物質的，與經院哲學相對立；提出歸納、分析、比較、觀察、實驗等科學方法，認為只有感性與理性相結合，才能獲得真正知識；強調發展自然科學的重要性，提出「知識就是力量」的著名口號。馬克思、恩格斯稱之為「英國唯物主義和整個現代實驗科學的真正始祖。」主要著作有《學術的進步》、《新工具》。

　　[3]Antiquity　英文，意思是古、古代。

　　[4]塔桑尼（Alessandro Tassoni）　（1565—1635），今譯塔索尼，意大利政論家、文學評論家、詩人，著作有Miscellaneous Thoughts（10卷本，1620）等。曾著《論彼得拉克的詩》（1609），對彼得拉克等多有批評。

　　[5]Homer　即荷馬，古希臘詩人，相傳為古希臘兩大史詩《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的作者。

　　[6]Aristotle　亞裡士多德（前384—前322年），古希臘思想家，代表作由後人輯成《工具》、《論靈魂》、《形而上學》、《政治學》、《詩學》等。

　　[7]白衣士羅伯（Boisrobert）　Francois Le Metel，seigneur de Boisrobert（1598—1662），今譯布瓦羅貝爾，法國戲劇家，著作有《聖經·詩篇》（1627）、《阿納克桑德和奧拉濟的印第安故事》（1627）、《皮朗德與濟西曼納》（1633）等，並曾在法蘭西學院的建立過程中發揮過重要作用。

　　[8]Homer　參見本篇注⑤。

　　[9]巴士庫兒（Pascal）　今譯帕斯卡（Pascal，Blaise 1623—1662），法國數學家、物理學家、哲學家、散文家、近代概率論的奠基人。曾提出關於液體壓力的定律，被稱為帕斯卡定律。其所建立的關於直覺主義的原則，對其後哲學家如盧梭、柏格森等以及存在主義者都有影響。曾有多種科學發明，如數字計算器、水銀氣壓計、注射器等，還創造了水壓機。

　　[10]聖騷林（Desmarets de Saint Sorlin）　今譯德馬雷（1595—1676），文學家，法蘭西學院首任院長。他反對古典派，主張法國文學的真正楷模應是羅曼語傳說故事，而不是古希臘、羅馬的作品，觸發後世稱之為「古今之爭」的論戰。李大釗稱之為「崇今派」。著有《捍衛法國的詩歌和語言》、《法國語言和詩歌與希臘、拉丁語言和詩歌之比較》。

　　[11]白衣盧（Boileau）　今譯布瓦洛（1636—1711），法國詩人、文藝理論家。1674年出版用韻文寫成的《詩藝》，規定古典詩歌的寫作原則，以堅持古典主義而著稱，1684年當選法蘭西學院院士。在「古今之爭」中，他對「厚今派」進行論戰，寫下《對隆安的批評性感想》12篇，另尚有《諷刺詩》與《尺牘詩》續篇。

　　[12]帕勞耳（Charles Perrault）　今譯佩羅（1628—1703），法國詩人，童話故事作家、法蘭西學院院士。1687年首先在法蘭西學院朗誦其詩作《路易大帝的世紀》，將法國當代作家莫裡哀、馬萊伯等置於古典作家之上，認為今人不必盲目崇拜古人，當今文學比古希臘、羅馬的文學要成熟得多，震動當時社會與文壇。後又出版《古人與今人的比較》一書，遂成為「崇今派」的重要代表人物。1697年，他又以兒子佩羅·達芒古名義發表童話小說集，其中包括《灰姑娘》、《小紅帽》、《藍鬍子》、《睡美人》等作品，幾百年來廣傳於世界。

　　[13]路易十四　（1638—1715）1643—1715年法國國王。五歲即位，由母安娜攝政。1661年親政，不設首相，實行「朕即國家」的絕對君主專制統治。推行重商主義，鼓勵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新建凡爾賽宮和大型的紀念性建築，並進行軍隊改革，對外發動戰爭，顯出盛世光景，故文中說「很於崇今派有利」。但同時迫害新教徒，頒行有國王簽名和印章的空白捕人密劄，草菅人命。行至晚年，國勢由盛轉衰。

　　[14]奧加士大（Augustas）　Augustus，前63—後14，今譯奧古斯都，愷撒之甥孫（其妹之女所生）、養子和繼承人。原名蓋約·屋大維（Gaius Octavius）。接受愷撒教訓，不稱獨裁官，但兼有執政官、保民官、大元帥、祭司長等各種職銜。前27年，元老院奉以「奧古斯都」（拉丁文意為「神聖者」、「至尊者」）尊號，後世即以此稱之。其統治體制亦稱「元首政治」或「蒲林斯制」，是為羅馬帝制之始。實行對外擴張，對內大興土木，建設和裝點羅馬城，獎勵文藝，羅致文人，使之大贊大頌，故有羅馬文學「黃金時代」之稱。晚年被尊為「祖國之父」，受「現世神」式的禮拜。「奧古斯都」後成為羅馬皇帝及西方帝王習用的頭銜。

　　[15]Corneille　Pierre Corneille（1606—1684），即高乃依，法國戲劇家，代表作有《梅麗特》（1629）、《梅黛》（1635）、《熙德》（1637）、《賀拉斯》（1640）、《西拿》（1641）、《波裡耶克特》（1643）等。1647年遷居巴黎並被選入法蘭西學院。

　　[16]Racine　Jean Racine（1639—1699），拉辛，法國詩人、戲劇家，代表作有《安德羅瑪克》（1667）、《訟棍》（1668）、《貝蕾妮絲》（1670）及《伊菲熱妮》（1674）等，早年與莫裡哀和高乃依均有合作關係，後因故絕交。

　　[17]Moli re　即莫裡哀（1622—1673），原名讓—巴蒂斯特·波克蘭（Jean-Baptiste Poquelin），法國戲劇家，早年放棄世襲權利，自組劇團，以演劇為生，曾在盧浮宮為路易十四演出高乃依的作品以及他自己創作的《多情的醫生》等。代表作有《太太學堂》（1622）、《達爾杜弗》（1664）、《憤世嫉俗》（1666）和《沒病找病》（1672）等。

　　[18]《路易大王的時代》　伏爾泰著。曾費時20年，出版後在13年中即再版16次，是法國啟蒙時代的一部史學傑作。著者稱：「企圖進行嘗試：不為後代敘述某個人的行動功業，而向他們描繪有史以來最開明的時代的精神風貌。」書中高度評價路易十四時代是繼伯利克裡執政的希臘繁榮期之後的第四個偉大時代。而其偉大不僅在於政治方面，更重要的是在於社會、經濟、文化、科技、道德、風尚等方面的成就。它不僅寫一個帝王的傳記，而是寫「最能為人類增光的那個時代的人類的智慧史」（見《路易十四時代·序言》）。

　　[19]亞歷山大大王　今稱亞歷山大大帝（前356—前323），生於馬其頓都城佩拉，腓力二世之子，幼拜亞裡士多德為師，愛好希臘文學。16歲從軍，經歷年征戰，建亞歷山大帝國，其領土東起印度河、中亞細亞至巴爾幹半島，南至尼羅河第一瀑布，北達多瑙河南岸。政治上實行中央集權的專制體制，自我神化並令全國臣民頂禮膜拜。在東征途中，除在埃及建亞歷山大城外，還沿途興建十幾座城市，均命名亞歷山大城。文中「亞歷山大大王時代」，即代表古希臘時代。

　　[20]Petrarch　彼得拉克（Francesco de Petrarcn，1304—1374），意大利著名詩人、學者、文藝復興運動最初的代表人物之一，曾收集過大量經典手稿，考察過古羅馬廢墟。

　　[21]格蘭威爾（Glanvill）　今譯格蘭維爾（1636—1680），英格蘭人，曾任牧師。1668年出版《超激進的意見》或《亞裡士多德時期以來知識的進步與提高》，李大釗在文中譯為《加的過度》或《亞裡士多德時代後知識的發展》。他自封為懷疑論的皇家學會的辯護人，曾撰文攻擊經驗教條主義，提倡科學知識與方法。

　　[22]愷撒　愷撒（Gaius Julius Caesar，前100—前44），古羅馬統帥、政治家和作家。前60年當選執政官。前58年任山南高盧（意大利北部）總督。曾率軍征服高盧（後為法國），攻襲日耳曼，兩次侵入不列顛，進佔羅馬，遠征埃及、小亞細亞、北非，經西班牙又凱旋羅馬。前45年被元老院宣佈為終身獨裁官，亦為終身保民官兼領大將軍、大教長榮銜，被授予「祖國之父」尊號，成為軍事獨裁者。「愷撒」亦成為羅馬和西方帝王習用的頭銜。任間曾籌建羅馬大圖書館，修建廣場、神廟、劇場，制訂羅馬第一部太陽曆——「儒略曆」。前44年被刺殺。著有《高盧戰記》、《內戰記》等，其文被稱為拉丁文典範。

　　[23]亞裡士多德　（前384—前322），古希臘著名學者、哲學家。師從柏拉圖20年，深受恩澤，但仍持「真理高於師」的名言。後在雅典呂克昂（本為體育場）開辦學園，常環園林（一說回廊）漫步講學，故其哲學學派被稱柏裡巴德（Pecipatetics）或逍遙學派。政治上屬溫和的民主派，否定政體的任何極端傾向，認為「人類天生是政治（或社會）動物」，註定要過城邦（「政治」一詞即來自城邦）生活；也只有在城邦中（優良的政體下），人類的生活方可達於至善。他知識廣博，在哲學、邏輯學、動物學、天文學、物理學、倫理學、政治學、文學、修辭學等方面，均創立了古代世界的研究體系，被譽為百科全書式的學者。著作有百種，流傳的主要有《工具論》、《邏輯學》、《形而上學》、《倫理學》、《政治學》、《詩學》等。

　　[24]斯普拉特（Sprat，1635—1713）　英國人。曾任牧師、曼徹斯特主教區威斯特教長。1667年出版所著《倫敦皇家學會史》，宣傳後來的科學文化勝於前人。

　　[25]騎士　騎士有兩種：一為古羅馬騎士（equites），一為中世紀騎士（Kright）。此處是指後者，時屬西歐封建主階級中最低階層，以服騎兵軍役為條件，從國王或大封建主處獲得封地，終生佔有，後為世襲。每年服役期通常為40天，自備武器、盔甲和馬匹。騎士除土地剝削外，還從事戰爭掠奪和攔劫商旅。8世紀初，騎士初露頭角，代替由自由民組成的民兵。11—14世紀，為興盛時期，參與鎮壓異端與農民起義，參加十字軍遠征，騎士文學亦隨之流行。14世紀末，因武器進步，騎士遂衰落。但作為封號，在一些國家仍長期保留。

　　[26]圓顱黨　英國資產階級革命中擁護國會、反對王權的清教徒集團。1641年產生，因參加者多不戴假髮，只理短髮，故名。其反對派為「騎士党」。

　　[27]考雷（Cowley）又譯考利（1618—1667），英國詩人和小品文作家。1656年出版《品達羅斯體頌歌》，對後世產生一定影響，是17世紀向文學全盛的18世紀時代過渡的詩人。

　　[28]「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唐代詩人陳子昂（661—702）《登幽州台歌》。唐代幽州治所在今北京市大興縣，當時屬河北道。幽州台，即薊北樓。

　　[29]耶馬孫（Emerson）　今譯愛默生（1803—1882），美國哲學家、詩人、散文家。1821年哈佛大學畢業，曾任教師、牧師，後赴歐旅行考察，感染浪漫主義激情，接受康德先驗論哲學影響，又與英國湖畔詩人華茲華斯、柯勒律治結為好友。作品有《論自然》（1836）、《論美國學者》（1837）及《論自助》、《論超靈》等。語言簡潔，猶如格言，具有哲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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