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俄三國關係日益接近|李大釗

中日俄三國關係日益接近

　　（一九二三年九月十六日）

　　俄國駐遠東外交委員加拉罕[1]氏已於二日來到北京，對新任該氏，各方面皆表示歡迎。日期雖然忘了，但頭一個召開該氏歡迎會的是中、俄交涉使王正廷[2]氏，其次是西北邊防督辦馮玉祥[3]氏，然後是吳景濂[4]氏八日在紫禁城的傳心殿開歡迎會。北京大學是九日晚在第二院召開的，學生們是同日中午在中央公園的來今雨軒召開的，京師總商會則在十二日開了歡迎會。

　　北京大學在開歡迎會時，做了俄國的新國旗，中、俄兩國的國旗一起並排掛著。想來，懸掛俄國的新國旗恐怕在北京，不，在全中國還是頭一次吧？是否頭一次不甚記得，但我是第一次見到該國的國旗的。旗子的大小縱長是四尺的話，橫寬是八尺，就是橫倍於縱的比例。地是紅色，左上方用白線隔開，用金黃色寫著俄國文字「CCCP」，即埃司埃司埃司埃爾。這並列的三個「C」字，據說就是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P」字就是共和國的意思。國旗不知是何時規定的，可是在北京二條胡同遠東外交委員的駐處，好像也從未見過。

　　這次加拉罕氏到北京，好像是為了召開中、俄會議的。人們以為不久就要開會了。因為加拉罕氏到京不久即訪問了外交總長顧維鈞[5]氏，翌日顧氏以個人名義回訪了加拉罕氏。據稱當顧氏談到中俄會議以何時召開為宜時，加氏謂尚未考慮何時為宜，有不甚希望之意。除顧氏外，王正廷氏系交涉使，據說也希望會議早日召開雲。

　　總之，中國與俄國之間的會議，重要的問題是中東鐵路[6]與蒙古問題，但其中的中東鐵路與各國有關，而東三省目前與北京政府沒有什麼關係，是否有希望在北京對此問題達到決議，尚有疑問。蒙古問題是頗為重要的問題，應該在北京協商，因而人人都希望早日召開會議，而且各國對這個問題也頗注意。特別是馮玉祥氏，因任西北邊防督辦的關係，對蒙古問題負有責任，非常希望早日召開會議。然在會見顧維鈞氏以後，並沒有透露出想早日召開會議的意向，但是也還看不出俄國沒有召開中、俄會議的意思，想來其間有種種談判和時宜的問題。要之，目前不能判明中、俄會議何時能開，因此何時能解決中、俄的重要關係也就無從知道了。

　　較比各方面，更加盼望及早召開中、俄會議，而且更進一步盼望中、俄聯盟的則是學生們。學生們認為，現在世界各國都是資本主義侵略主義的國家，只有俄國相異于英、美、法、日等國。因為共產主義是非侵略主義的國家，應與之提攜聯盟，對抗其他資本主義侵略主義的國家。我想在開歡迎會時一定也提到過此事的。學生們是非常熱心地盼望中、俄兩國的提攜聯盟的，當謀其實現有很大困難時，會對其希望暫時不能實現而感到遺憾。這是由於目下我國沒有真正代表全國人民的政府之故。如果孫文氏的廣東政府有更大的實力，那麼一定會把迅速和俄國結成聯盟的希望對廣東政府提出吧。因為廣東政府還無實力，而北京政府還不能說是代表人民的政府，因而目前似乎是處在沒有可以把與俄國提攜的事向之提出的政府的困難狀態。

　　同時，我想因為沒有同俄國交涉或提攜的政府，而感到遺憾的不僅是學生們而已。關於這個中、俄會議或聯盟等問題姑置不論，我覺得最近中、俄之間與日、俄之間彼此非常接近起來了。換言之，人們感到俄國、日本與我國之間互相甚為接近。尤其是日本，以這次東京地方大地震[7]為劃一時期，認為不像以前與英、美及其他各國那樣，對我國已不作為資本主義侵略主義的國家了似的。就是說，日本對我國一直是採取資本主義侵略主義的態度，我認為這個是受到英、美及其他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國家的壓迫，而不得已才用和那些國家相同的態度來對待我國的。今後日本即使非全然改變，而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態度必會大大減弱，這是因為與非資本主義非帝國主義的我國有利害一致之點。由此來看，遠東的中、日兩國和俄國漸次接近提攜之日已臨近否？我希望及早實現。就這件事，我打算最近寫稍長的文章發表一下意見。

　　署名：北京大學教授李守常

　　《北京週報》（日文）第80號

　　1923年9月16日

　　【注釋】

　　[1]加拉罕　全名為列夫·米哈依洛維奇·加拉罕（Лев МихайлоВич Карахан）（1889—1933），1889年2月生於第比利斯，中文又譯為列夫，或列夫·加拉罕。1904年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1917年十月革命時任軍事委員會委員，次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員，1919年7月25日和1920年9月27日，先後發表對華外交加拉罕宣言。1923年9月2日作為蘇聯外交代表團團長到京，經其努力，於1924年5月與北京政府簽訂《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6月，建議將兩國外交代表升格為大使級，並被任為大使，使蘇聯成為第一個向中國派駐大使（其他國家一直只派駐公使）的國家。他同時通過李大釗支持馮玉祥、胡景翼的國民軍，支持南方的孫中山與支持「三一八」學生反帝愛國運動。1926年8月，為北京政府所迫被撤換回國。1933年12月「肅反」中被公開宣判處決。

　　[2]王正廷（1882—1961）　字儒堂，浙江奉化人。1905年留學日本，次年加入中國同盟會。1907年入美國耶魯大學學習法律，獲文學碩士學位。歷任武昌起義後鄂軍都督府外交副主任，廣州護法軍政府、北京政府、南京政府外交總長、部長，1919年中國出席巴黎和會全權代表，拒絕在和約上簽字。1923年任中俄交涉督辦，次年簽訂《中俄協定》。

　　[3]馮玉祥　時任陸軍檢閱使兼第11師師長，駐軍北京南苑。

　　[4]吳景濂（1873—1944）　字蓮伯，奉天寧遠州（今遼寧興城）人。1907年畢業于京師大學堂師範館。武昌起義後，秘密組織東三省急進同志會，任會長。後任北京國會參議院議長、眾議院議長、廣州護法非常國會議長，先後參與討袁、反張勳復辟與反段祺瑞毀法的活動。1922年第一次直、奉戰爭直系勝利後，投靠直系，任眾議院議長。曹錕時正操縱國會，賄賂議員，策劃選舉曹為大總統。

　　[5]顧維鈞（1888—1985）　字少川，江蘇嘉定（今屬上海）人。1912年畢業于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獲法學博士學位。1915年起任駐墨西哥和美國公使。1919年任中國出席巴黎和會代表團團長，向和會提出取消二十一條和收回山東權益的要求，遭否決後，拒絕在和約上簽字。1922年起任北京政府外交總長，1924年代表中國與蘇聯簽訂《中俄協定》，恢復邦交。為我國著名外交家，國際法學家。

　　[6]中東鐵路　中東鐵路是指以哈爾濱為中心，向東達綏芬河（與俄境烏蘇裡鐵路相接至海參崴）、向西北達滿洲里（與俄境西伯利亞鐵路相接至歐洲）、向南達旅順、大連鐵路的總稱，路長達2354公里。它是沙俄侵略擴張政策的產物。1895年，沙俄從《中俄禦敵互助條約》中獲得在中國東北修築、經營此條鐵路的特權。十月革命後，蘇俄政府雖然於1919年7月的宣言中聲稱將中東鐵路及其一切企業歸還中國，但實際上卻並未實行。在中蘇建交談判中，北京政府明確主張應先解決「懸案」（按：即指中東鐵路與外蒙古問題）再建交，而蘇方態度則相反。加拉罕來華後經周旋，於1924年5月31日雙方簽訂《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規定中東路為「純商業」企業，由中蘇「平等管理」，允許36年後由中國「贖買」該路，或80年後向中國「無償歸還」。同年9月20日，蘇方又與張作霖簽訂《奉俄協定》，張迫使蘇方將「無償歸還」的時間由80年縮短為60年。其後，事實上仍由蘇方控制一切，並獨吞利潤。建國後經談判，1952年12月31日蘇方才把中東鐵路（從1950年4月起，已改名為中長鐵路）的一切權利連同鐵路所有的一切財產，全部移交給中國。至此，前後歷時56年。

　　[7]東京地方大地震　1923年9月1日上午11時58分，日本關東地區發生7.9—8.2級的強烈地震，受災地區一府六縣，面積2萬平方公里，東京、橫濱發生大火，加之山崩和海嘯，死亡和失蹤人數超過14萬，受害人數超過300萬。地震中還發生日本浪人和軍國主義分子迫害華僑事件，華工領袖王希天等多人被殺。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