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與史|李大釗_學達書庫

報與史

　　（一九二三年八月三十日）

　　報與史有密切親近的關係。我們從「史」字的原義，可以看出報與史間有類似的性質。中文「史」字有掌司記事者之義。英語History與法語Historie、意語Storia同蛻自希臘語及拉丁語的Historia，此字原是「問而知之」的意思，由是轉變而為紀問而得知的結果的東西，就是記錄的意思。德語史為Geschichite，荷蘭語史（為）Geschiedenis，有發生的事件的意思。由各國文字的本義觀之，「史」的意義，雖互有差異，而其性質頗有與今日的報接近的點，則考諸各國文字，皆能溯尋其始義而得之。

　　史的文字的原始，既已多少含有今日的報的性質，那麼作史的要義與作報的要義，亦當有合。

　　史的要義凡三：一曰，察其變。社會的進展不已，人事的變遷無常，治史者必須即其進展變易之象，而察其程跡，始能得人類社會之真象；二曰，蒐其實。欲求人類進變之跡，苟于個個現實發生的事件，未得真確之證據，則難免馳空武斷之弊；三曰，會其通。今日史學進步的程途，已達於不僅以考證精核片段的事實，即為畢史之能事了，必須認人事為互有連瑣，互有因果關係者，而施以考察，以期於事實與事實之間，發現相互的影響與感應，而後得觀人事之會通。此三義者，于史為要，于報亦何獨不然？

　　報的性質，與紀錄的歷史，尤其接近，由或種意味言之，亦可以說，「報是現在的史，史是過去的報。」今日的報紙，於把每日發生的事件，報告出來以外，有時亦附載些文藝論壇及別種有趣味的評論等，以娛讀者。又，凡一個報，無論其為一黨派或一團體的機關，或為單純營業的獨立的組織，必各持有一定的主義與見解。社中的記者，即本此主義與見解以發揮其宣傳的作用。而就報紙的普通，而且重要的主旨，乃在盡力把日日發生的事實，迅捷的而且精確的報告出來，俾讀報紙的人們，得些娛樂、教益與知識。今日報紙的需要，幾乎成了一種人生必需品的原故，就在他能把日日新發生的事件，用有系統、有趣味的筆法，描寫出來，以傳佈于讀者，使人事發展、社會進化的現象，一一呈露于讀者的眼前。報紙上所記的事，雖然是片片段段、一鱗一爪的東西，而究其惟［性］質，實與紀錄的歷史原無二致。故新聞記者的職分，亦與歷史研究者極相近似。今日新聞記者所整理所記述的材料，即為他日歷史研究者所當蒐集的一種重要史料。

　　今日新聞記者的事務，既負為他日史家預備史料的責任，那麼記［新］聞記者于載筆記事的時候，必當本著上述史的三個要義，以相從事，其報始有價值。惟作報與作史〈有〉最有不同之點，就是作報大率多致於力求其報告的迅捷，求迅之念切，則與蒐實之義不能兩全，而新聞記者之紀事，又每易為目前發生的零碎事象所迷鶩。因之於察變會通之義，常易紛失其因果連貫之系統，這是新聞記者應該特加注意的事。為免此弊，新聞記者要有歷史研究者的修養，要有歷史的知識，要具有與史學者一樣的冷靜的頭腦，透澈的觀察，用研究歷史的方法，鑒別取拾關於每日新生事實的種種材料。這樣子才可以作成一種好報紙，同時亦能為未來的史家預備些好史料。

　　署名：北京大學教授李大釗

　　《順天時報》[2]7000號紀念號

　　1923年8月30日

　　【注釋】

　　[1]題解　此文原載《順天時報》1923年8月30日出版的第7000期紀念號第6版上，由日本信州大學教授後藤延子先生發現並撰文說明。其說明由我國學者孟祥傑、王青翻譯連同原文刊於《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3期。

　　[2]《順天時報》，由日本東亞同文會的中島真雄創辦的中文報紙。1901年12月12日於北京出版，1905年轉讓於日本駐華公使館，至1930年3月27日發行至9285號終止。此期間該報有為日本侵華政策所支配的傾向，久為我國人士所憤慨。1923年6、7月起，新任總編輯橋川時雄借該報7000號紀念之機，精心籌組一批名人文字、稿件。計有黎元洪、段祺瑞、溥儀、顏惠慶與孫中山的照片、題字，王正廷、徐佛蘇、高淩蔚等人的祝詞，再有周作人、吳虞等人文章。李大釗此文，後藤教授認為，對於該報「是強烈要求其反省、矯正報道取向的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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