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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經濟思想之特點


  (一九二〇年)

  東西文明根本上的異點,吾既詳細的論過了,於此而更從經濟思想上發見東西人有根本特異的地方。即西方人的經濟思想,既於欲望的是非邪正,一概不加擇別,而惟盡力以求其滿足,而滿足的手段,亦複不加以選擇;東方人的經濟思想,於欲望既須加以嚴正的擇別,於一定的限度內認為必要的欲望,可以使之滿足,此外則必須加以節制,而於滿足欲望的手段,亦須守正當的軌範。所以西方的經濟思想,其要點在於應欲與從欲,在於適用與足用;東方的經濟思想,其要點在於無欲與寡欲,在於節用與儉用。這亦似是因為受了自然環境的影響才有這樣的不同。自然的賚與嗇,故人間的欲望奢,欲望奢則必竭力以求應欲而盡用;自然的賚與豐,故人間的欲望小,欲望小則必竭力以求寡欲而節用。這是東西洋經濟思想不同的特點。

  現在把中國古代的經濟論,略述一二,亦或足以窺見其一斑。

  老子[1]的經濟學說: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2]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3]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複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4]

  「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5]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6]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靈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7]

  「小國寡民,使有什佰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複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8]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9]「……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10]

  儒家[11]的經濟學說:

  「後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敘,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12]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論語·顏淵》)[13]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論語·子路》)[14]

  「無恆產,因無恒心。」(《孟子》)[15]

  「穀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孟子》)[16]

  「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17]

  「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論語》)[18]

  「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論語》)[19]

  「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論語》)[20]

  「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孟子》)[21]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告子》)[22]

  「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禮記·曲禮》)

  「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左傳》)[23]

  「專欲無成。」(同上)[24]

  「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易·損卦》)[25]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易·謙卦》)[26]

  「天道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易·節卦》)[27]

  「克己復禮,為仁。」(《論語》)[28]

  「君子喻于義,小人喻於利。」(《論語》)[29]

  「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孟子·告子》)[30]

  「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大學》)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大學》)

  「有國有家者,不患窮[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論語》)[31]

  「節用而愛人。」「禮,與其奢也,寧儉。」(《論語》)[32]

  管子[33]的經濟學說:

  「審度量,節衣食,儉財用,禁侈泰,為國之急也。」(《管子·八觀篇》)

  「日益之而患少者惟忠,日損之而患多者惟欲。多忠少欲,智也。」(《管子·樞言篇》)

  「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則上下相疾。」(《管子·權修篇》)

  「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管子·牧民篇》)

  「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中略)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管子·牧民篇》)

  韓非子[34]的經濟學說:

  「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沸[弗]靡之財,蓄積待時,而侔農夫之利。」(《韓非子·五蠹篇》)

  墨子[35]的經濟學說:

  「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墨子·親士篇》)

  「聖人為政[36],一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國家,去其無用之費,足以倍之。」(《墨子·節用上篇》)。

  (案:墨子《節葬》、《節用》、《非樂》等篇,均以節用去奢為主旨。)

  荀子[37]的經濟論:

  「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荀子·性惡篇》)

  「人之情,食欲有芻豢,衣欲有文繡,行欲有輿馬,又欲夫餘財蓄積之富也。然而窮年累世不知(不)足,是人之情也。」[38](《荀子·榮辱篇》)

  「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則從人之欲,則勢不能容,物不能贍也。故先王案為之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荀子·榮辱篇》)

  「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儉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荀子·禮論篇》)

  (未完,下缺)

  按(北新書局一九五〇年十月再版)《守常文集》校訂刊印

  【注釋】

  [1]老子 即老聃,姓李名耳,春秋末期思想家,楚國苦縣(今河南鹿邑東)人,道家創始者。一說老子是太史儋,或老萊子。《老子》一書,又名《道德經》、《老子五千文》,一般認為編定于戰國中期,基本部分反映了老子本人的思想。書中提出以「道」為核心的思想體系,具有豐富的辯證法思想,並體現為政術、養生術與宇宙觀。常見通行本為三國時魏王弼注本,分為81章,前37章為《道經》,後44章為《德經》,故稱《道德經》。1973年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老子》,則《德經》在前,《道經》在後,為《德道經》,這是現存最古老的《老子》抄本。

  [2]見《老子》第57章「以其求生之厚」句,當代通行之《老子》校定文為「以其上求生之厚。」

  [3]見《老子》第57章「民多利器」句,當代通行之校定文作「人多利器」。

  [4]此句見《老子》第19章。

  [5]此句見《老子》第57章。

  [6]此句見《老子》第12章。

  [7]此句見《老子》第3章「靈其心」句,校定文作「虛其心」。

  [8]此句見《老子》第80章「使有什佰人之器而不用」句,校定文作「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複結繩而用之」句,校定文作「使人複結繩而用之」。

  [9]此句見《老子》第44章。

  [10]此句見《老子》第46章。以上兩句不直接相連。

  [11]儒家 以孔子為宗師、崇奉孔子的重要學派。《漢書·藝文志·諸子略》謂:「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為高。」此數語可基本概括儒家的特點。

  [12]見《孟子·滕文公上篇》第4章。

  [13]見《孟子·滕文公上篇》第7章。

  [14]見《孟子·滕文公上篇》第9章。

  [15]見《孟子·梁惠王上篇》第7章。

  [16]見《孟子·梁惠王上篇》第3章。

  [17]見《孟子·梁惠王上篇》第1章。

  [18]見《論語·學而篇》第14章。

  [19]見《論語·裡仁篇》第9章。

  [20]見《論語·述而篇》第16章。

  [21]見《孟子·盡心下篇》第35章。

  [22]見《孟子·告子上篇》第14章。

  [23]見《左傳·莊公·廿四年(1)》。「共」讀為「洪」,大也。

  [24]見《左傳·襄公·十年(10)》。此處乃子產語,全句為:「眾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

  [25]此句為該卦「象辭」語。

  [26]此句為該卦「彖辭」語。

  [27]此句為該卦「卦辭」語。

  [28]見《論語·顏淵篇》第1章。

  [29]見《論語·裡仁篇》第16章。

  [30]見《孟子·告子上篇》第7章。

  [31]見《論語·季氏篇》第1章。

  [32]前一句出自《論語·學而篇》第5章;後一句出自《論語·八佾篇》第4章。

  [33]管子 即管仲(?——前645),春秋初期潁上人,名夷吾,字仲。少家貧,曾經商,後為齊桓公相,執政40年,使桓公舉「尊王」旗幟,號召天下;內興鹽鐵之利,發展經濟;「察能授官」,開選才之路;重視教化,以禮義廉恥,作為國之「四維」,齊國臻于強盛,使桓公成為春秋時五霸之首。傳世的《管子》一書,系戰國時齊國稷下學者著作總集,託名為管仲所作,今存76篇。其中《牧民》、《形勢》、《權修》、《乘馬》等篇存有管子遺說。

  [34]韓非子 即韓非(約前280—前233),戰國末期韓國人。口訥,但善著述。與李斯同為荀子門生。綜合前期法家「法」、「術」、「勢」的理論,發展成一套系統的法治理論,成為後期法家的集大成者。其核心主張是建立君主的絕對集權與專制,加強對官吏與人民的威懾、監視與控制。其主張極為秦王嬴政所讚賞,並基本被採用。後為他的同學李斯所妒,進讒言,被迫自盡。其著作名《韓非子》,十余萬言。

  [35]墨子 即墨翟(約前468—前376),魯國人(一說宋國人)。春秋戰國之際思想家、政治家。墨子學派的創始人,儒家的主要反對派。《墨子》一書,大部分是其弟子或再傳弟子所記述,今存53篇。其中,《尚賢》、《尚同》、《兼愛》、《非攻》、《節用》、《節葬》、《天志》、《明鬼》、《非樂》、《非命》等篇代表其政治主張和哲學思想,包含著豐富的辯證法思想,但也存在著某些迷信落後的觀念。

  [36]另本作「為政一國,一國可倍也」。義較勝。

  [37]荀子 即荀況(約前313—約前230),字卿,戰國時思想家,趙國人。《荀子》一書,今存32篇,主張「禮法兼治、王霸並用」、「制天命而用之」,反對孟子「性善」說,首創「性惡」論,重視環境與教育對人的影響。在經濟上主張強本節用、開源節流和「省工商、重農夫」,批判地總結和發展了先秦諸子的學說。荀子的思想淵源屬儒家的一個派別。

  [38]「不知不足」有兩種解釋:一、「不知不足」,當為「不知足」(見楊倞注);二、「不足,猶不得也」(見王先謙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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