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李大釗

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

　　一

　　近幾年來常常聽關心世道人心的人，談到道德問題。有的人說現在舊道德已經破滅，新道德尚未建設，這個青黃不接人心荒亂的時候真正可憂。有的人說，別的東西或者有新舊，道德萬沒有新舊。又有人說，大戰以後歐洲之所應為一面開新，一面必當復舊，物質上開新之局或急於復舊，而道德上復舊之必要必甚於開新。這些話都很可以啟發我的研究興味，我於是想用一番嚴密的思索去研究這道德問題。

　　我當研究道德問題的時候，發了幾個疑問：第一問，道德是甚麼東西？第二問，道德的內容是永久不變的，還是常常變化的？第三問，道德有沒有新舊？第四問，道德與物質是怎樣的關係？

　　以上諸問，都是從希臘哲學以來沒有解決的問題，因為解決這個問題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道德心的存在卻是極明瞭的事實，不能不承認的。我們遇見種種事體在我們心中自然而然發出一種有權威的聲音，說這是善或是惡，我們只有從著這種聲音的命令往善這一方面走，往光明一方面走，自然作出「愛他」、「犧牲」等等的行為。在這有權威的聲音指揮之下，「忠信」、「正直」、「公平」諸種德性都能表現於我們身上。我們若是不聽從他，我們受自己良心的責斥，我們自己若作了惡事，就是他人不知，我們也自覺悔悟，自感羞恥，全因為我們心中有道德心的要求，義務的要求。這自然發現、自有權威的點就是道德的特質。自然科學哪、法律哪、政治哪、宗教哪、哲學哪，都是學而後能知的東西，決不是自然有權威的東西。惟有道德，才是這樣自然有權威的東西。

　　但是這道德心究竟是怎樣發生出來的呢？有人歸之於個人的經驗；有人歸之於教育；有人歸之於習慣禮俗；有人歸之於求快樂、求幸福的念望；又有人歸之於精練的利己心，或對於他人的同情心。這些都不能說明人心中的聲音——犧牲自己愛他人的行為。

　　道德這個東西，既是無論如何由人間現實的生活都不能說明，於是就有些人拋了地上的生活、人間的生活，逃入宗教的靈界，因為宗教是一個無知的隱遁地方。在超自然的地方，在人間現實生活以外的地方，求道德的根源，就是說，善心是神特特［地］給人間的，噁心是由人間的肉欲生的，是由物質界生的，是由罪業生的。本來善惡根源的不可解，就是宗教發生的一個原因。人類對於自然界或人間現象不能理解的地方，便歸之於神。道德心、善噁心的不可思議，也苦過很多的哲人。這些哲人也都覺得解釋說明這不可思議的現象非借重神靈不可，所以柏拉圖[1]、康德[2]之流都努力建設超自然的靈界。直到十九世紀後半，這最高道德的要求之本質才有了正確的說明。為此說明的兩位學者就是達爾文與馬克思。達爾文研究道德之動物的起源，馬克思研究道德之歷史的變遷。道德的種種問題至此遂得了一個解決的方法。

　　二

　　我們先用達爾文[3]的「進化論」解答道德是什麼的問題。

　　人類的道德心不是超自然的，也不是神賜的，乃是社會的本能。這社會的本能，也不是人類特有的，乃是動物界所同有的。有些人類以外的動物，雖依動物的種類，依其生活狀態的差異，社會的本能也有種種的差異，但是他們因為生存競爭，與其環周的自然抗戰，也都有他們社會的本能。占生物界一大群合的動物生存競爭、天然淘汰的結果，使他們諸種本能——若自發運動，若認識能力，若自己保存，若種族蕃殖，若母愛本能等等——日漸發達。社會的本能也和這些本能有同一的淵源，為同一的發展。而在有社會的共同生活的動物，像那一種的肉食獸、很多的草食獸、反嚼獸、猿猴等類，社會的本能尤其發達。人類也和上舉諸獸相同，非為社會的共同生活，則不能立足於自然界。故人類之社會的本能也很發達。

　　社會的本能也有多種。有幾種社會的本能確是社會生活存續的必要條件，沒有這種本能，社會生活，無論如何，不能存續。這種本能，在不與人類一樣為社會的結合便不能生活的動物種屬間，也頗發達。這種本能果為何物呢？第一就是（為）社會全體而捨棄自己的犧牲心。若是群居的動物沒有這種本能，各自顧各自的生活，不肯把社會全體放在自己以上，他的社會必受環周的自然力與外敵的壓迫而歸於滅亡。譬如一群水牛為虎所襲的時候，其中各個分子如沒有為一群全體死戰的決心，各自惜命紛紛逃散，那水牛的群合必歸滅亡。故自己犧牲，在這種動物的群合，是第一不可缺的社會的本能。在人類社會也是如此。此外還有擁護共同利益的勇氣，對於社會的忠誠，對於全體意志的服從，顧恤毀譽褒貶的名譽心，都是社會的本能，都曾發見於動物社會極高度的發達的也很多。這些社會的本能和那被稱為至高無上靈妙不可思議的人類道德，全是一個東西。但是「公平」這一樣道德，在動物界恐怕沒有。因為在動物的社會裡，雖有天然生理上的不平等，卻沒有由社會的關係生出的不平等，從而沒有要求社會的平等之必要，也沒有公平這一樣道德存在的理由。所以公平只是人類社會特有的道德。

　　這樣看來，道德原來是動物界的產物。人類的道德，從人類還不過是一種群居的動物時代，就是還沒有進化到現今的人類時代，既已存在。人類為抵抗他的環境，適應他的周圍，維持他的生存，不能不靠著多數的協力，群合的互助，去征服自然。這協力互助的精神，這道德心，這社會的本能，是能夠使人類進步的，而且隨著人類的進步，他的內容也益為發達。

　　因為人類的道德心，從最古的人類生活時代，既是一種強烈之社會的本能，在人人心中發一種有權威的聲音，到了如今我們的心中仍然有此聲響，帶著一種神秘的性質，不因外界何等的刺激，不因何等的利害關係，他能自然挾著權威發動出來。他那神秘的性質和性欲的神秘、母愛的神秘、犧牲心的神秘、乃至其他生物界一般的神秘是一樣的東西，絕不是超自然的力，絕不是神的力。

　　正惟道德心是動物的本能，和自己保存、種族蕃殖等本能有同一的根源，所以才有使我們毫不躊躇、立即聽從的力量，所以我們遇見什麼事情才能即時判斷他的善惡邪正，所以我們才于我們的道德判斷有強大的確信力，所以探求他的活動的理法，分解他，說明他，愈頗困難。

　　明白了這個道德，「義務」是什麼，「良心」是什麼，也都可以明白了。所謂義務，所謂良心，畢竟是社會的本能的呼聲。然「自己保存」的本能、「種族蕃殖」的本能也有與此呼聲同時發生的時候。在這個時候，這二種本能常常反抗社會的本能，結果這二種本能或得相當的滿足，可是這不過是暫時的現象，不久歸於鎮靜，社會的本能發出更強的聲音，就是愧悔的一念。有人以良心為對於共同生活伴侶間的恐怖——就是對於同類所與的擯斥或刑罰的恐怖——之聲音。但是大錯了。良心之起，于對他人全不知覺的事也起，對於四圍的人都誇獎讚歎的事也起，甚至對於因為對於同類及同類間的輿論的恐怖而作的行為也起。可見良心的威力全系自發的，非因被動的。至於輿論的褒貶固然也是確與人的行為以很大影響的要素，然輿論所以能有影響的原故，全因為豫先有一種名譽心的社會的本能存在。輿論怎樣督責，假使沒有注意褒貶的名譽心的社會的本能，當不能有什麼影響。輿論作出社會的本能（以外）的事，是作不到的。

　　依了這樣說明，我們可以曉得道德這個東西不是超自然的東西，不是超物質以上的東西，不是憑空從天上掉下來的東西。他的本原不在天神的寵賜，也不在聖賢的經傳，實在我們人間的動物的地上的生活之中。他的基礎就是自然，就是物質，就是生活的要求。簡單一句話，道德就是適應社會生活的要求之社會的本能。

　　三

　　達爾文的理論可以把道德的本質闡發明白了。可是道德何以因時因地而生種種變動？以何緣故社會的本能之活動發生種種差別？說明這個道理，我們要用馬克思一派的唯物史觀了。

　　馬克思一派唯物史觀的要旨，就是說：人類社會一切精神的構造都是表層構造，只有物質的經濟的構造是這些表層構造的基礎構造。在物理上物質的分量和性質雖無增減變動，而在經濟上物質的結合和位置則常常變動。物質既常有變動，精神的構造也就隨著變動。所以思想、主義、哲學、宗教、道德、法制等等不能限制經濟變化、物質變化，而物質和經濟可以決定思想、主義、哲學、宗教、道德、法制等等。

　　我們先說宗教與哲學。一切宗教沒有不受生產技術進步的左右的，沒有不隨著他變遷的。上古時代，人類的生產技術還未能征服自然力，自然幾乎完全支配人類，人類勞作的器具，只是取存於自然界的物質原形而利用之，還沒有自製器具的知識和能力。那時的人類只是崇拜自然力，太陽、天、電光、火、山川、草木、動物等，人類都看作最重要的物件，故崇拜之為神靈。拜火拜物諸教均發生於此時。直到現在，蠻人社會還是如此。紐基尼亞人[4]奉一種長［常］食的椰子為神，認自己的種族是從椰子生下來的，就是一個顯例。

　　後來生產技術稍稍進步，農業漸起，軍人、宗祝[5]這一類的人漸握權力，從前受制于自然，現在受制於地位較高的人類了。因為這時的社會已經分出治者與被治者階級，這時的宗教又生一大變化。從前是崇拜自然物的原形，現在是把自然物當作一個有力的人去崇拜他了。在希臘何美爾（Homer）[6]的詩中所表現的神，都是男女有力的君長，都是智勇美愛的代身。因為生產技術與人以權力的結果，自然神就化為偉大的人了。後來希臘人的生產技術益有進步，商工勃興，智勇美愛肉體的屬性又失了重大的位置，有神變不可思議的萬能力的乃在精神。因為在商業競爭的社會裡，人類的精神是最重大的要素，計算數量的也是他，創作新發明的也是他，營謀利益的也是他，精神實是那時商業社會人類生活的中心。故當時哲家若梭格拉的[7]，若柏拉圖，都說自然界久已不足引我們的注意了，引我們注意的只是思想上及精神上的現象。這種變遷明明白白是生產技術進步的結果。但是人類精神裡有很多奇妙不可思議的現象，就像道德心是什麼東西，善惡的觀念是從何發生，柏拉圖諸哲家也不能解釋。由自然界的知識與經驗不能說明，結局仍是歸之於神，歸之於天界。故當時多數人仍把道德的精神認作神，認他有超自然的淵源。

　　各國分立，經濟上政治上全不統一的時代——就是各國還未組成一個大商業社會的時代——尚有多神及自然神存在的餘地。自希臘之世界的商業發達以來，羅馬竟在地中海沿岸的全部建一商業的世界帝國。這種經濟上的變動反映到當時思想上，遂以惟一精神的神說明當時的全世界及存於其中的疑問，使所有的自然神全歸於消滅。驅逐這些自然神的固然是柏拉圖及士多亞派[8]哲學上的一神論，而一神論的背景，畢竟是當時羅馬的具有絕大威力的生產技術，羅馬的商業交通，羅馬的商業大社會。

　　到了羅馬帝政時代，大經濟組織、大商業社會正要崩壞的時候，恰有一種適合當時社會關係的一神教進來，就是耶穌教[9]了。耶穌教把希臘原來的一神論吸收進去，把所有的勢力歸於一個精神，歸於一個神。

　　羅馬商業的大社會崩壞之後，從前各個分立的自然經濟又複出現。中世紀的經濟組織次第發展，耶穌教也不能保持他的本來面目，他的內容自然發生了變動。中世紀的社會是分有土地的封建制度、領主制度的社會，社會的階級像梯子段一樣，一層一層的互相隸屬，最高的是皇帝，皇帝之下有王公，王公之下有諸侯，諸侯之下有小領主，百姓農奴被踐踏在地底。教會本來是共產的組合，到了此時這種階級的經濟組織又反映到教會的組織，漸次發達，也成了個掠奪組織、階級組織。最高的是教皇，教皇之下有大僧正、僧正等，僧正之下有高僧，由高僧至普通僧民的中間還有種種僧官的階級。百姓農奴伏在地底，又多受一層踐踏。這種階級的經濟組織又反映到耶教的實質，天上也不是一個神住著了。最高的是神，神之下有神子，有精靈，其下更有種種的天使，墮落的天使，又有惡魔。神的一族，恰和皇帝、教皇及其屬隸相照應；人在諸神之下，恰和百姓居社會之最下層相照應。人類的精神把地上的實物寫映於天上，沒有比這個例子再明白的了。

　　後來都市漸漸發達，宗教上又生一變化。意大利、南德意志、法蘭西、英吉利、荷蘭諸國都市上的居民，因其工商業的關係，漸立於有權力的地位，對於貴族、僧侶有了自由獨立的位置。隨著他們對於社會的觀念的變動，對於宇宙的觀念也變了。於是要求一種新宗教。他們既在經濟上不認自己以上的勢力，又在政治上作了獨立的市民，獨立的資本家、獨立的商人，立于自由的地位，他們覺著自己與宇宙的中間，自己與神的中間，也不須有中間人介紹人存在了。所以他們蔑視教皇，蔑視僧官，自己作自己的牧師，直接與神相見，這就是路德[10]及加爾文[11]所倡的新教。這樣看來，宗教革新的運動全是近世資本家階級自覺其經濟的實力的結果，資本家是個人的反映出來的，所以新宗教也是個人的。

　　美洲及印度發現以後，資本主義的制度愈頗強大，工商貿易愈頗發達，人與人的關係幾乎沒有了，幾乎全是物品與物品的關係了。一切物品於其各個實質的使用價值以外，又有一般共通抽象的交換價值，所以這時的人也互認為抽象的東西，因而所信的神也變成一個抽象的概念了。又因資本主義制度發達之下，貧困日見增加，在這種慘烈的競爭場裡，社會現象迷亂複雜的程度有加無已，人若想求慰安與幸福，除了內觀、冥想、靈化而外，殆不可能。而資本家的個人的表像照映於精神界，就成了一個絕大的孤立的神。十七世紀的哲學家，若笛卡兒[12]、斯賓挪撒[13]等都認神是有絕大精神的絕大體，能自動自［思］考，就是這個原故。又因生產技術的進步，資本主義制度的發達對於自然界的知識驟見增大，十七世紀間自然現象的不可解大概已漸消滅，但於精神科學尚未能加以解釋。這時的宗教漸漸離開自然界和物質，神遂全為離于現實界的不可思議的靈體。基督教賤肉的思想，與夫精神勞動與手足勞動分業的結果，也加了許多的勢子。這時的哲家，若康德，則說時間的空間的事物是單純的現象，沒有真實的存在；若菲西的[14]則只認精神的主觀就是我的。實在都是受了當時物質界經濟界的影響，才有這種學說。就是因為當時的資本主義制度使每個人都成孤立，都成靈化，反映到宗教哲學上去，也就成一種孤立的抽象的精神。

　　蒸汽機發明以後，生產力益加增大，交通機關及生產技術益加發達，對於自然的研究益有進步。自然現象的法則漸為人智所獲得，超自然的存在一類神秘的事遂消滅於自然界。同時人類社會的實質也因交通機關生產技術發達的結果，乃有有史以前、有史以後的種種研究，或深入地底，研究地層地質；或遠探蠻荒，研究原始社會的狀況。又得了種種搜集歷史統計材料的方法，而由挾著暴力的生產過程而生的社會問題，更促人竭力研究人類社會的實質。以是原因，自然現象、人類社會都脫去神秘的暗雲，赤裸裸的立在科學知識之上，見了光明。以美育代宗教[15]的學說，他就發生于現代了。

　　資本階級固然脫出神秘宗教的範圍了，就是勞工階級也是如此。因為他們天天在工廠作工，天天役使自然，利用自然，所以他們也瞭解自然了。自然現象於他們也沒有什麼神秘不可解的權威了。至於人類社會的實質，他們也都瞭解，他們知道現在資本主義制度是使他們貧困的惟一原因，知道現在的法律是階級的法律，政治是階級的政治，社會是階級的社會。他們對於社會實質的瞭解，恐怕比紳士閥的學者還要徹底，還要明白。太陽出來了，沒有打著燈籠走路的人了。

　　以上所論，可以證明宗教、哲學都是隨著物質變動而變動的。

　　四

　　再看風俗與習慣。社會上風俗習慣的演成，也與那個社會那個時代的物質與經濟有密切的關係。例如老人和婦女在社會上的地位，也因時因地而異，這也是因為經濟的關係。在狩獵時代，食物常告缺乏，當時的人總是由此處到彼處的遷徙流轉，老人在這社會裡很是一種社會的累贅，所以常常被棄、被殺、被食。如今的蠻人社會也常常見此風俗。日本古代有老舍山[16]的話，相傳是當時捨棄老人的地方。中央亞非利加的土人將與他部落開戰的時候，必先食其親，因為怕戰事一經開始，老人很容易為敵人所捕獲，或遭虐待，或被虐殺，所以老人反以為自己的兒子所食為福，兒子亦以食其親為孝。馬來群島的布爾聶伊附近，某島中人遇著達於一定年齡的老人必窮追他，使他爬上大木，部落的青年群集木下搖之使他落下，活活跌死。耶士魁牟[17]的女子亦以把他比鄰罹病垂危的老太婆帶到投棄老人的地方，由崖上把他推下，為愛他比鄰、憐他比鄰的行為。到了畜牧時代、農業時代，衣食的資料漸漸富裕，敬老的事漸視為重要。而以種種經驗與知識漸為社會所需要，當時還沒有文字的發明，老人就是知識經驗的寶庫，遂為社會所寶重。近來生產技術進步的結果，一切事象日新月異，古代傳說反足以阻礙進步，社會之尊重老人遂又與前大不相同。不專因為他的衰老就尊重他，乃因為他能終其生涯和少年一樣奮鬥，為社會作出了許多生產的事業、創造的功績；因為他不但不拿他的舊知識妨害進步，並且能夠吸入新思潮，才尊重他。婦女在社會上的地位，隨著經濟狀況變動，也和老人一樣。在遊獵時代，狩獵與戰爭是男子的專門事業，當時的婦女雖未必不及男子驍勇，而因負懷孕哺乳育兒的重大責任，此類事體終非婦女所宜，遂漸漸止於一定的處所，在附近居處的田地裡作些耕作，在家內作些燒煮的事情。因為狩獵的效果不能一定，而農作比較著有一定效果，且甚安全，所以當時婦女的地位比男子高，勢力比男子大。後來牧畜與農業漸漸專歸男子去作，婦女只作燒煮裁縫的事情，婦女的地位就漸漸低下。到了現代的工業時代，一方面因為資本主義發達的結果，家內手工漸漸不能支持，大規模的製成許多無產階級，男子沒有力量養恤婦女，只得從家庭裡把他們解放出來，聽他們自由活動，自己謀生。一方因為生產技術進步的結果，為婦女添出了許多與他們相宜的職業，婦女的地位又漸漸地提高了。這回歐洲大戰（一九一四年的大戰），許多的壯丁都跑到戰場打仗，所有從前男子獨佔的職業，一時不得不讓給女子，不得不仰賴女子，他們於是從家庭裡跳出來，或入工廠工作，或當警察，或作電車司機人，或在軍隊裡作後方勤動，都有很好的成績。但是這回大戰停了，戰場上的兵士歸來，產業凋敝沒有工作，從前的職業又多為女子所佔領，男工女工的中間現在已起了爭議。不過以我的窺測，這個爭議第一步可以促女工自己團結，第二步可以促男女兩界的無產階級聯合，為階級戰爭加一層勢力，結果是女子在社會上必占與男子平等的地位。頗聞從法國回來的人說，戰後的法國社會道德日趨墮落，男子遊惰而好小利，女子好奢侈而多賣淫。憂時之士至為深抱杞憂，說歐洲有道德復舊的必要。但我以為此不必憂，這種現象全是因戰爭而起的物質變動的結果。歐洲這回大戰，男丁戰死於戰場的不知有幾千百萬，社會上驟呈女子過庶的現象，女子過庶的結果，結婚難，離婚及私生子增多，賣淫及花柳病流行。物質上有人口的變動，而精神上還沒認作道德的要求（如法國女子與華工結婚還為法政府及社會所不喜，就是一例），社會上才有這種悲慘的現象。在這個時期必要發生一種新道德，適應社會的要求，使物質的要求向上而為道德的要求。至於男子的遊惰好小利，女子的奢侈，也是物質變動的結果。男子在戰爭時期中，精神上物質上都經了很多的困乏，加以生活難、工作難的影響，精神上自然要發生變動。遊惰哪，好小利哪，都是因為這個原故。將來物質若是豐裕，經濟組織若有相當的改造，精神上不會發現這種卑苦的現象。女子驟然得到工作的，自然要比從前奢侈些，也是當然的現象。固然戰後的人口增加，或者加猛加速，女子過庶的不平均，或者可以調劑許多，而經濟的組織生產的方法則已大有改動。故就物質論，只有開新，斷無復舊；就道德與物質的關係論，只有適應，斷無背馳。道德是精神現象的一種，精神現象是物質的反映，物質既不復舊，道德斷無單獨復舊的道理；物質既須急於開新，道德亦必跟著開新，因為物質與精神是一體的，因為道德的要求是適應物質上社會的要求而成的。耶士魁牟的女子本性上不能多產多生，所以他們的風俗就不以未婚的婦人產生及懷孕的處女為恥辱，所以在他們的社會多生多產的德比貞操的德重。女子貞操問題也是隨著物質變動而為變動。在男子狩獵女子耕作的時期，女子的地位高於男子，女子生理上性欲的要求強於男子，所以貞操問題絕不發生，而且有一妻多夫的風俗。到了牧畜、農業為男子獨佔職業的時期，女子的地位低降下去，女子靠著男子生活，男子就由弱者地位轉到強者地位，女子的貞操問題從而發生，且是絕對的、強制的、片面的。又因農業經濟需要人口，一夫多妻之風盛行。到了工業時期，人口愈增，人類的欲望愈頗複雜，雖因生產技術的進步，生產的數量增加，而資本主義的產業組織分配的方法極不平均，造成了很多的無產階級。貧困迫人日益加甚，女子非出來工作不可。男子若不解放女子，使他們出來在社會上和男子一樣工作，就不能養贍他們。女子的貞操，就由絕對的變為相對的，由片面的變為雙方的，由強制的變為自由的。從前重「從一而終」，現在可以離婚了；從前重守節殉死，現在夫死可以再嫁了。將來資本主義必然崩壞，崩壞之後，經濟上生大變動，生產的方法由私據的變為公有的，分配的方法由獨佔的變為公平的，男女的關係也必日趨於自由平等的境界。只有人的關係，沒有男女的界限。貞操的內容也必大有變動了。家族制度的變動也是如此。狩獵時代及劣等農作時代，因土地共有共同耕作的關係，氏族制度才能成立。後來人口漸增，氏族中的個人自進而開闢山林，墾治荒蕪的人所在多有，因而對於個人辛苦經營的地面，不能不承認個人的私有。既經承認了個人的私有權，那些勤勉有為的人大都努力去開闢地面，私有的地面逐日增大，從前氏族制度的經濟基礎就從而動搖了。到了高等農作時代，因為私有制度的發達，農業經濟的勃興，父權家長制的大家族制度遂繼氏族制度而興起。後來生產技術進步的結果，由農業時代入了工商時代，分業及交通機關日見發達，經濟上有了新變動，大家族制度遂漸就崩壞。這個時期就發生了一夫一妻制的小家族制度，以適應當時的經濟狀態。可是到了現代，機械工業、工廠工業又複壓倒了手藝工業、徒弟工業，大產業組織的下邊造成多數的無產階級，生活日趨貧困，婦女亦不得不出來工作，加以義務教育、兒童公育等制度推行日廣，親子關係日趨薄弱，這種小家庭制度，也離崩壞的運命不遠了。

　　由此類推，可見風俗習慣的變動，也是隨著經濟情形的變動為轉移的。

　　五

　　再看政策與主義。一切的政策，一切的主義，都在物質上經濟上有他的根源。Louis Boudin氏在他的《社會主義與戰爭》裡說了許多很精透的道理，我們可以借來說明一種政策或主義與物質經濟的關係。他說資本主義發達的歷史，可以分作三個時期：第一是少年時期，是奮進的時代，富有好戰的氣質。第二時期，是成年時期，是全盛的時代，專務為內部的整頓，氣質漸化為平和。第三是衰老時期，是崩頹的時代，急轉直下，如丸滾坡，氣質又變為性急好戰的狀態。這種變動，在英國歷史上最易看出。由耶利撒別士[18]

　　即位到七年戰爭，二百年間，英國確是一個好戰的國，東沖西突，轉戰不休。因為當時英國的資本主義方在少年時期，經了二百年間的苦戰，才立下了世界第一商工業國的基礎。七年戰爭以後，英國的資本主義已經確立，遂頓歸平和。拿破崙戰爭全是別的原因，不是英國的資本主義惹起來的。直到這次大戰以前，英國的資本階級總是愛重平和，世界上帝國主義的魁雄不在英而轉在德。美國獨立所以成功，不全是因為美洲獨立軍的勇武，華盛頓的天才，英國不願出很大的犧牲爭此殖民地，也是一個重大的原因。固然英國也未嘗不欲得此土地，但因此起大戰爭，他們以為很不值得。當時英國政家巴客[19]大聲疾呼，主張美國民有獨立的權利。表面的言辭說來很是好聽，骨子裡面也不過是亞丹·斯密氏殖民政策的應用罷了。亞丹·斯密氏主張母國與殖民地之間，若行排他的貿易，不但於殖民地及世界一般有害，即于母國亦大不利。故母國應使其殖民地自由平等，與世界通商。美國所以能夠獨立的原故，畢竟是因為正值英國持平和政策的時期。以後英國在南非又承認波亞人[20]組織的二共和國，也是這個原故。過了十五年，波亞人又與英國開戰[21]，二共和國就全為英國所壓服了。那時英國的態度全然一變。最初波亞人與英國開戰時候，英國正是正統經濟學的國，自由貿易的國，滿切士特（Manchester）學派[22]的國，亞丹·斯密氏殖民政策的國，新帝國主義的波浪還未打將進來。到了第二戰爭，英國已經不是從前的英國了，是新帝國主義的英國，是張伯倫[23]氏新殖民政策的英國了。使英國的主義、政策起這樣變化的經濟關係的實質是什麼呢？簡單說，就是從前的時代是織物時代，現在的時代是鋼鐵時代了。英國的工業當初最盛者首推織物，織物實占近世產業的主要部分。英國織物產業的中心，卻在滿切士特，滿切士特的織物產業為世界產業的焦點，亞丹·斯密氏的自由貿易主義[24]，就以滿切士特為根據，成了滿切士特學派。郭伯敦[25]之崛起反對穀物條例，反對保護稅，在自由平和一些美名之下，為新興的商工階級奮鬥，也是因為這個原故。

　　當時的英國既以織物類的生產為主要的產業，其銷路殆遍於全世界，以握海上霸權、工業設備極其完密的英國，自無用兵力擴張的必要。且以低廉的價格出賣精良的貨物，也是很容易的事情。所以自由貿易主義、平和主義、殖民地無用論，都發生在這個時代。以後各半開化國及各殖民地工業漸能獨立，像織物類的單純工業不須仰給於英國，英國要想供給他們，必須另行創制益加精巧的工業。恰好各後進國工業新興，很需要機械一類的東西，於是英國的產業就由紡紗時代，入了鋼鐵時代了。英國銷行世界的產物，就由織物類變為機械類了。英國的產業中心，就由滿切士特移到泊明港[26]了。泊明港是鋼鐵的產地，張伯倫是生於泊明港的人，所以張伯倫代表泊明港的鋼鐵，代表英國鋼鐵產業時代物質上的要求、經濟上的要求，主張一種的新殖民政策、新帝國主義。張伯倫初次入閣的時候，自己要作殖民總長，大家都很以為奇怪，因為從前的殖民部是一個閑部，張伯倫是一代政雄，何以選這閑部？那裡知道當時的殖民部已經應經濟的變化，發生重大意義了。但是機械的販賣，與織物類的販賣不同，販賣織物類只須借傳教士的力量，使那半開化國和殖民地的人民接洽文明生活的趣味，就能奏功，而販賣機械，則非和他的政府官廳與資產階級交涉不可。那麼政治的、外交的、軍事的策略，就很要緊了。以是因緣，自由貿易的祖國也變為保護政策的主張，平和主義的國家也著了帝國主義的彩色。

　　德國的產業進步比英國稍晚。英國正當成年時期，德國方在少年時期，好戰的氣質極盛，還沒有到平和時期，又正逢著第二次的好戰時期。最近十年內英、德兩國的產鐵額大有變動。當初德國的產業［額］僅當英國的什一，到大戰以前，德國的產額已經超過英國了。觀此可以知道德國為世界帝國主義的魁雄的原因，也就可以知道這回大戰的原因了。

　　綜觀以上三個時期：第一時期是使當時新興商工階級打破封建制度束縛的物質的要求，向上而為國民文化主義；第二時期是使當時織物販賣的物質的要求，向上而為自由主義、世界的人道主義；第三時期是使機械販賣的物質的要求，向上而為帝國主義。有了那種物質的要求，才有那種精神的道德的要求。

　　六

　　總結本篇的論旨，我們得了幾個綱領，寫在下面：一、道德是有動物的基礎之社會的本能，與自己保存、種族繁殖、性欲、母愛種種本能是一樣的東西。這種本能是隨著那種動物的生活的狀態、生活的要求有所差異，斷斷不是什麼神明的賞賜物。人類正不必以萬物之靈自高，亦不必以有道德心自誇。二、道德既是社會的本能，那就適應生活的變動，隨著社會的需要，因時因地而有變動，一代聖賢的經訓格言，斷斷不是萬世不變的法則。什麼聖道，什麼王法，什麼綱常，什麼名教，都可以隨著生活的變動、社會的要求而有所變革，且是必然的變革。因為生活狀態，社會要求既經變動，人類社會的本能自然也要變動。拿陳死人的經訓抗拒活人類之社會的本能，是絕對不可能的事。三、道德既是因時因地而常有變動，那麼道德就也有新舊的問題發生。適應從前的生活和社會而發生的道德，到了那種生活和社會有了變動的時候，自然失了他的運命和價值，那就成了舊道德了。這新發生的新生活、新社會必然要求一種適應他的新道德出來，新道德的發生就是社會的本能的變化，斷斷不能遏抑的。四、新道德既是隨著生活的狀態和社會的要求發生的——就是隨著物質的變動而有變動的——那麼物質若是開新，道德亦必跟著開新，物質若是復舊，道德亦必跟著復舊。因為物質與精神原是一體，斷無自相矛盾、自相背馳的道理。可是宇宙進化的大路，只是一個健行不息[27]的長流，只有前進，沒有反顧；只有開新，沒有復舊；有時舊的毀滅，新的再興。這只是重生，只是再造，也斷斷不能說是復舊。物質上，道德上，均沒有復舊的道理！

　　這次的世界大戰，是從前遺留下的一些不能適應現在新生活、新社會的舊物的總崩頹。由今以後的新生活、新社會，應是一種內容擴大的生活和社會——就是人類一體的生活，世界一家的社會。我們所要求的新道德，就是適應人類一體的生活，世界一家的社會之道德。從前家族主義、國家主義的道德，因為他是家族經濟、國家經濟時代發生的東西，斷不能存在於世界經濟時代的。今日不但應該廢棄，並且必然廢棄。我們今日所需要的道德，不是神的道德、宗教的道德、古典的道德、階級的道德、私營的道德、佔據的道德；乃是人的道德、美化的道德、實用的道德、大同的道德、互助的道德、創造的道德！

　　署名：李大釗

　　《新潮》[28]第2卷第2號

　　1919年12月1日

　　【注釋】

　　[1]柏拉圖（前427—前347）　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的學生，亞裡士多德的老師。在《理想國》、《法律篇》等著作中闡述了他關於道德、政治、教育的理論。

　　[2]康德（1724—1804）　德國古典哲學家，企圖調和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認為理性低於意志，在自然界或「現象」中，一切都是必然的，這就是科學知識的領域，在超自然或「本體」中，必須假定自由的存在，這就是道德或意志的領域。在道德和宗教哲學方面，深受盧梭的影響。認為現實社會中的矛盾，主要是道德與幸福之間的矛盾，如有德之人未必有福，而有福之人未必有德。道德與幸福協調的至善境界，只有在彼岸世界中才有可能。

　　[3]達爾文（1809—1882）　英國博物學家，進化論學說的創始人。曾入愛丁堡大學醫學系，後入劍橋大學基督學院。1859年發表《物種起源》，建立科學的進化論學說。馬克思、恩格斯認為這是十九世紀自然科學的三大發現之一（另兩個是能量守恆和轉換定律與細胞學說）。1871年又發表《人類起源及性的選擇》的第三、四章（1874年第2版變為第四、五章），專論道德感及良心的起源，是極有科學價值的道德起源論，是近百年來倫理學者經常引用的理論。

　　[4]紐基尼亞人　今譯紐利人（Nyukon），非洲烏幹達的少數民族之一，人口約17.5萬（1983年）。

　　[5]宗祝　宗廟中司祭禮的人。

　　[6]何美爾（Homer）　今譯荷馬（Homeros），約公元前九至八世紀的古希臘詩人，生於小亞細亞，盲人，到處行吟。相傳著名的史詩《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即為其所作。

　　[7]梭格拉的　今譯蘇格拉底（公元前469—前399），是古希臘唯心主義哲學家。據說，父為石匠，母為產婆。他的著名口頭禪是「自知其無知」。他貶低自然科學，反對唯物主義，反對與民主派有聯繫的智者派。他認為道德與知識是一致的，但這種知識卻只有不朽的靈魂才能接近，企圖為舊道德尋找超自然的淵源。他認為人只有在克制一切本身的欲望之後，才會有純潔不朽的靈魂。這種禁欲主義思想，成為他的學生柏拉圖倫理思想的來源，也是中世紀封建禁欲主義與宗教倫理思想的來源。由於他支持暴君統治，人民推翻暴君後他也被判處死刑，罪名是：不敬神，敗壞青年，反民主。

　　[8]士多亞派　今譯斯多葛派（一譯斯多亞派）。古希臘後期產生的哲學學派。創立者芝諾（季蒂昂），附和赫拉克利特學說，傾向樸素唯物主義。公元前2世紀羅得島的帕奈提烏（Panaitios或Panaetius）開始將斯多葛哲學傳入羅馬。羅馬西塞羅接受早期希臘的靈魂輪回說。晚期斯多葛派主要人物對研究自然無興趣，主要思考探討的是倫理哲學問題，已喪失早期的唯物傾向，被稱「新斯多葛派」。該派主張禁欲主義，宣揚「肉體是靈魂的桎梏」。其哲學思想是原始基督教的思想來源之一。

　　[9]耶穌教　中國人對於基督新教的別稱。耶穌，基督教傳說的創始者。「基督」為希伯來語「救世主」（彌賽亞，Mashiah）的希臘譯法。傳說耶穌是上帝（天主）的獨生子，為拯救人類而降生，故稱「基督」。基督教于公元一世紀起源於巴勒斯坦，逐漸流傳于羅馬帝國，教徒初以貧民和奴隸為主，仇恨統治者，致遭迫害。繼而滲入中上層社會成分，對統治者變為忠順，遂於四世紀被定為羅馬帝國的國教。1054年，基督教東西教會分裂；東教自稱正教（即東正教），西部自稱公教（即天主教）。十六世紀，西部教會內部又發生宗教改革運動，分化出脫離天主教的新教。此後，又分化出繁多派系。鴉片戰爭前後，新教各派陸續傳入中國。

　　[10]路德　即馬丁·路德（1483—1546）。十六世紀歐洲宗教改革運動的倡導者，基督教路德宗（新教的一支）的創始人，出生于德國的艾斯勒本。1501年進入愛爾福特大學，攻讀法學，受人文主義影響。後為神學博士、教授。1517年10月31日，在教堂的門上貼出抨擊教皇的《九十五條論綱》，繼又連續發表揭露批判文章，並當眾焚毀教皇的通諭。路德認為：教徒只憑信仰，靈魂就可得救，而不必通過由教士主持的各種宗教儀式；強調《聖經》的權威，而輕視教皇頒佈的種種指示、號令；提倡在宗教儀式中用民族語言代替拉丁語，並把《聖經》譯成德文。他據此建立廉儉教會，取消教階制與繁文縟節，以適應市民和新興資產階級的需要。

　　[11]加爾文（1509—1564）　十六世紀歐洲的宗教改革家，加爾文教的創始人。出生于法國勢瓦榮城。初研習神學，後轉攻法律。1533年起改宗新教，1541年後長期定居日內瓦，創立加爾文教。其宗教學說，與路德相似，主張「因信得救」，反對天主教的教階制與繁文縟節；同時，允許經營致富，貸錢獲利，以民主的原則建教會組織，從而更適應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需要。

　　[12]笛卡兒　今譯笛卡爾（1596—1650），法國哲學家、數學家、科學家。曾就讀於耶穌會學校和普瓦提埃大學。在數學、幾何學、哲學以及生理學、心理學、光學、天文學等方面，均有重要論著。曾發明笛卡爾坐標和笛卡爾曲線被公認為是解析幾何學的奠基人。哲學上主張徹底拋棄經院哲學、把數學上明白無誤的推導方法應用於哲學領域；提倡「普遍懷疑」，其名言是「我思故我在」。其方法論強調理性和邏輯推理而輕視經驗。主要著作有《方法論》、《形而上的沉思》等。

　　[13]斯賓挪撒　今譯斯賓諾莎（1632—1677），荷蘭唯物主義哲學家。猶太人，24歲時因主張思想自由被革除猶太教門。為逃避迫害，以磨鏡片為生。生平有《神學政治論》、《倫理學》、《知識改進論》、《神、人及其幸福簡論》等十一部著作，其中心思想是探討人和自然的關係。整個哲學體系包括論神、論人和論人的最高幸福三部分。「神」，被作為惟一最高的存在。但是，他所謂的「神」，同時又是「自然」或「實體」，因此，其實質是無神論，是在泛神論的外衣下堅持唯物主義。其體系的最後歸宿為人的自由和幸福。其本體論的最終落腳點又在倫理學，將求真與至善達到最高統一。在認識論上是「唯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

　　[14]菲西的　今譯費希特（1762—1814），德國古典唯心主義哲學家。曾任耶拿大學等校哲學教授、柏林大學校長。青年時崇拜康德，後拋棄康德哲學中的唯物主義因素，否定「自在之物」（即客觀事物）的存在，認為「自我」才是惟一的精神實體和認識的主體，「自我意識」是一切事物的創造者。政治上反對封建專制制度和等級制度，反對人身依附，主張實行共和制或立憲制。曾號召德意志民族奮起抗擊拿破崙的入侵。著有《知識學基礎》、《人的天職》、《致德意志民族演講集》。

　　[15]以美育代宗教　1917年4月8日，蔡元培在北京神州學會發表《以美育代宗教說》的演說。他認為，「宗教之內容，現皆經學者以科學的研究解決之矣。」人類的知識、意志本附隸於宗教，現皆已脫離。惟有情感作用即美感仍與宗教結合，為其利用，「常受宗教之累」。他主張，美育也應脫離宗教，成為一種「純粹之美育」，使之陶冶人的感情，使人具有高尚純潔之習慣，消泯「人我之見」與「損人利己之思念」。蔡元培的這種主張，是他新教育思想與文化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16]老舍山　今名養老山，位於日本本州中部岐阜縣西部。

　　[17]耶士魁牟　今譯愛斯基摩人（Eskimo），亞美兩洲北極地區的土著居民。分佈在從西伯利亞、阿拉斯加到格陵蘭的北極圈內外。1985年人口約10.4萬人。

　　[18]耶利撒別士　今譯伊麗莎白一世（ElizabethI，1533—1603）。1558—1603年為英國都鐸王朝女王。在位期間，發展海外貿易，授權商人組織貿易公司，獎勵工商業與航海業，擊敗海上敵手西班牙的「無敵艦隊」，開始確立英國海上霸權。在國內通過立法，加強思想控制，迫害因被圈地而破產的農民。這是英國加緊對外擴張與國力強盛的一個朝代。

　　[19]巴客　今譯巴克（Barker.J．Ellis1870—1948），英國歷史學家、新聞記者、演說家。著有《尼德蘭興亡史》、《英國社會主義》、《偉大和更偉大的英國：本土和帝國主義問題》、《反對自由貿易101條》等。

　　[20]波亞人　今譯布爾人，荷語自由農民的意思，阿非利坎人（Afrikaners）的舊稱。分佈於南非共和國（約275萬人）、博茨瓦納、津巴布韋和贊比亞（共約285萬人）以及納米比亞（約5萬人），基本上屬荷蘭移民的後裔。

　　[21]波亞人又與英國開戰　史稱布爾戰爭、英布戰爭、或南非戰爭。19世紀，布爾人在南非建立三個奴役黑人的國家，即德蘭士瓦共和國、奧蘭治自由邦和納塔爾共和國。1843年英國吞併納塔爾共和國，但承認另兩個國家。1866年後，兩國發現了大量的鑽石和金礦，英國遂再來爭奪。1899年英布戰爭爆發，英國增兵曾至50萬人，布爾人敗，兩國又為英國所並。1910年，三國同時併入英國自治領——南非聯邦。

　　[22]滿切士特（Manchester）學派　今譯曼徹斯特學派（Manchester school）。曼徹斯特，西北英格蘭地區首府，英最大的棉紡織和紡織機械製造業中心。在英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早期，仍奉行《穀物法》的農業保護政策。隨著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1838年，理查德·科布登與約翰·布賴特領導建立反《穀物法》的聯盟，經過群眾運動與政治請願等手段，托利党政府於1846年廢除了《穀物法》，使自由貿易論獲得進一步勝利和發展。在反復的議會辯論中，反對黨輝格党領導人迪斯雷利把對方輕蔑地稱為「曼徹斯特派」。

　　[23]張伯倫　此指約瑟夫·張伯倫（Joscph Chamber Lain，1836—1914）。生於英國伯明翰，曾任貿易大臣、地方政府部大臣。1895—1903年任殖民地大臣，大力推行擴張政策，發動英布戰爭。其子亞瑟·涅維爾·張伯倫（1869—1940），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曾任英國首相。

　　[24]自由貿易主義　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發展而產生的政策主張。首先出現于英國，由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作了理論闡述。主張取消關稅和壟斷，在國與國之間進行自由貿易和競爭。其後，英國於19世紀40年代取消出口稅，降低進口稅，廢止《穀物法》，促成大量廉價農產品的輸入。從50年代起，法、德、俄等國也相繼仿效。但因經濟發展不平衡等原因，自19世紀末、20世紀初，保護關稅政策又重新抬頭。

　　[25]郭伯敦　即理查德·科布登（1804—1865），參見本篇注22。

　　[26]泊明港　今譯伯明翰港。

　　[27]健行不息　語出《周易·乾卦》，系（以區別繫辭和彖辭）辭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28]《新潮》　是在《新青年》影響下，由北京大學學生創辦的學術文化刊物。1918年11月19日《新潮》社正式成立，1919年1月1日出版第1卷第1期，刊物的英文名字為The Renaissance，即文藝復興之意，與中文名字《新潮》可互譯。刊物的指導原則是：（1）批評的精神；（2）科學的主義；（3）革新的文詞。刊物的創辦得到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的支持，胡適被聘為顧問。社員人數達37人，傅斯年、羅家倫任主任編輯和編輯。1920年8月《新潮》社改成學會，但會員多已出國留學或離開北大，也失去原先的朝氣與政治熱情，《新潮》出至第3卷第2號停刊。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