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厭世自殺問題|李大釗

青年厭世自殺問題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

　　自林德揚[1]君自殺，一時論壇對此問題頗有所討論。因此，我也把我近來對於青年自殺的意見寫出來和大家商榷。

　　我於討論這個問題以前，有幾個要點要預先聲明。

　　第一，自殺的情形因各個事件而有不同，我們不能夠泛就自殺而下籠統的判斷。我們應該分別自殺的種類，個別的論斷他的是非。

　　第二，自殺流行的社會，一定是一種苦惱煩悶的社會。自殺現象背後藏著的背景，一定有社會的缺陷存在。

　　第三，我們應該承認一個人於不直接妨害社會、迷惑他人的範圍內，有自己處決他自己的生命的自由權。

　　第四，我們只能批評自殺者的人生觀，說他是或非，指導一般生存的青年向人生進路的趨向，不能責備自殺者的個人，說他道德不道德，罪惡不罪惡；惟因自殺直接予人以迷惑，予社會以妨害的，又當別論。

　　把這四點認定，才可論青年厭世自殺問題。

　　本來自殺是人類生活特有的現象，人類以外的動物，不發生自殺的現象，因為自殺是智慧的結果。野蠻人多有不瞭解自殺是怎麼一回事。牙崗人[2]和安德曼島[3]的土人，看見白人有在他們部落內自殺的，他們一定想是被別人殺的，嘲著要大索犯人。你若向中部澳洲的土人說自殺的事，他一定說你是說笑話，萬不相信。可是這也有例外，那康甲卡人[4]和赫士人[5]又有胡亂自殺的傾向：媳婦因為婆母不吃她做的飯，也自殺；老年人因為身子衰怠，也自殺；小姑娘臉上一發赤就得嚴加監視，直到伊全然忘記了伊害羞的事而後已。加冷人[6]晚間飲酒的時候，夫妻有三言兩語的不合，明朝夫或妻必有一人在樹枝上自縊。這或者是因為這些人種生理上、心理上，或他們所住的地方地理上、氣候上有特別的原因。大體看來，智慧多的人容易自殺，自殺的現象多盛行於教育階級、智識階級中。那有關於自殺的名著的意大利人摩塞裡[7]，曾于意國發現自殺最多者為從事科學、文學的人，百萬人中有六百十四人，其次就是從事國防的，四百零四人，從事教育的，三百五十五人，從事行政的，三百二十四人，商人二百七十七人，司法官二百十八人，醫師二百零一人，從事工業的八十人，從事原料製造的，二十五人。法國亦然，奴婢八十三人，商人及運送業者九十八人，原料製造者百十一人，工業家百五十九人，從事所謂自由職業的，五百十人。其餘統計家所得的結果，雖也有與此不同的，但自殺在生活狀態簡單者最少，與生活狀態複雜的程度遞加，幾乎是一個普遍的原則。

　　文明進步的結果，生活狀態愈趨於複雜。人類的生活，去原始的自然生活、勞動生活日遠，而偏於耗用腦智精神，因而過勞；又因生活上的欲望增高，內容擴大，往往招來失望和災難，所以自殺的激增是十九世紀內各國普遍的現象。我們可以說自殺是十九世紀的時代病，我們可以說十九世紀是「自殺時代」！

　　意大利人摩塞裡著有《自殺論》。他說：十九世紀間，歐洲各國的泰半，不但自殺的數都是增加，而且增加的比例略同。法國由千八百二十六年至千八百七十五年五十年間，一年自殺的平均數，由人口百萬中五十四人升到百五十四人。普國由千八百十六年至千八百七十七年，由七十人二分升到百七十三人五分。日爾曼和奧大利增加更甚。惟有英國和挪威不見增加，英國每百萬人中平均在六十五人左右，挪威由八十人降到七十人，這是一個例外。

　　日本近年自殺者的增加，尤為可驚。據他們警視廳的調查，就在他所管的地方，東京市十五區與六郡八島的自殺者，明治四十三年一一一二人，四十四年一一五七人；大正元年一二六八人，二年一三一二人，三年一三八九人。合計自殺既遂者和未遂者——全國合計起來，明治四十四年一萬零七百五十三人，大正元年一萬一千百二十八人。

　　中國全國的自殺統計，雖然未必精確，然亦可以看出增加的趨勢。各省的統計表，我還未搜集完全，暫且不論。但據內務部的《內務統計》京師人口之部和京師警察廳的《京師警務一覽圖表》裡面所載北京內外城自殺的統計：前清光緒三十三年，男四十六，女三十四，合計八十人。光緒三十四年，男五十三，女三十七，合計九十人。宣統元年，男五十九，女三十四，合計九十三人。宣統二年，男三十九，女二十二，合計六十一人。宣統三年，男五十八，女三十二，合計九十人。民國元年，男五十，女三十六，合計八十六人。民國二年，男女合計八十三人。民國三年，五十四人。民國四年，男六十八，女四十二，合計一百一十人。民國五年，自殺已遂者，男五十五，女三十，合計八十五人；未遂者，男四十，女五十七，合計九十七人。民國六年，自殺已遂者，男九十三，女三十三，合計一百二十六人；未遂者，男四十六，女三十八，合計八十四人。亦足以證明自殺者增加的趨勢。

　　普通說，夏季是「自殺季節」，因為太陽的光線刺激人的神經，挑撥人的感情，足以擾亂人心的安定，使人的心理上精神上起一種變化。在這個時候，凡是生活上失意的人，絕望的人，或是對於人生問題懷疑的人，對於社會現狀苦悶的人，往往被誘到死路上去。近來生活困難的結果，年關也成了生活上的生死關頭，也成了一種「自殺季節」，不過這是由人事的關係發生的，不是由自然的影響發生的。這「自殺時代」誘引人逼迫人上自殺的途徑去，也和「自殺季節」的誘引與逼迫一樣。因為十九世紀末年的世界，已經充滿了頹廢的氣氛，物質文明漸漸走入死境，所以牽著人也到死路上去。各人生活上塞滿了煩悶，苦惱，疲倦，頹廢，失望，懷疑。青年的神經銳敏，很容易感受刺激，所以有許多的青年，作了「自殺時代」的犧牲。

　　自殺的原因不一，所以自殺者的類別也不同：有因犯了罪惡愧悔而自殺的，有因窮餓所迫而自殺的，有因失戀而自殺的，有因殉情而自殺的，有因家庭不和而自殺的，有因考試落第而自殺的，有因社會政治不良而自殺的，有因職務上不能如意執行而自殺的，有因神經失常而自殺的，有因避病苦而自殺的，有因哲學上對於人生起了煩悶懷疑而自殺的，有因堅持自己的主義信仰保全自己的人格名譽而自殺的，有因宗教上的迷信而自殺的，有因外界自然的誘引，或受他人的暗示（模仿）而偶然自殺的。這些樣的自殺，個別的原因雖然不同，而時代文明與社會制度的缺陷，實在是他們的根本原因，共同原因。社會制度若是沒有經濟上的不平，不會發生因窮餓而自殺的人。社會制度若是不迫人犯罪，不會發生因愧悔而自殺的人。若是婚姻制度沒有弊病，不會發生因失戀殉情而自殺的人。若是家庭制度有解放個性的精神，不會發生因家庭不和而自殺的人。若是學校制度、教育制度沒有缺陷，不會發生因考試落第、或因課業過勞患神經病而自殺的青年。若是政治制度明良，不會有因憤世，或因不能自由執行職務而自殺的人。就是病苦的人，也與日常生活的安與不安，很有關係。就是那些因哲學上對於人生起了懷疑與夫那些為主義、信仰、人格、名譽，甘願犧牲而自殺的人，也多發生在黑暗社會裡，或黑暗勢力的下面。千八百五十年頃的俄羅斯專制的黑暗勢力，把人民的生活趣味，完全遮斷。社會一切現象，都呈出死氣。那時的文學家，只有謳歌「死」，描寫「死」的莊嚴、「死」的美善。那時的青年，只有「死」、只有自殺是他們的天國。就有不自殺的，也沒有什麼生趣了，這就是一個顯例。至於模仿的自殺，也多發生於自殺流行的社會。為自然誘引的自殺，也多發生於懷有隱痛的人。看那日本的青年，自從叫藤村操的一位青年，因哲學上的懷疑投入華嚴瀧[8]以後，投華嚴瀧自殺而死的年以數十計。警察設種種方法防阻自殺的人，終不奏效。這一個景致絕美的瀑，幾乎成了「死之瀑」，成了日本人的惟一死所。其他投入淺間山[9]噴火口，或在富士山巔自殺的青年，尚在接踵而起。請問這些青年，全是模仿藤村操的麼？都是為湖光山色所誘引的麼？他們自殺的原因，模仿、誘引而外，果然沒有生活上的苦痛麼？我想往那裡去的人，去時雖然未必有自殺的決心，但是在那裡自殺的人，生活上未必沒有可以供他自殺的隱痛，不過加上一層模仿與誘引，更容易促他實行就是了。這樣看來，與其說自殺的行為是罪惡的行為，不如說自殺流行的社會，是罪惡的社會；與其責難自殺的人，不如補救促起自殺流行的社會缺陷。志希[10]君論林德揚君的自殺標題曰：《是青年自殺？還是社會殺青年？》蓋含有沉痛的意義！

　　各宗教對於自殺的是非觀，亦有不同的地方。回教以自殺為逆神的命令，比殺人的罪更重，故教中懸為厲禁。耶教十戒中，有禁殺一條，不但禁止殺人，並且禁止自殺。儒教有「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11]；「匹夫匹婦，自經溝瀆」[12]的話，大概也是反對自殺。佛教于一定的事情，許人自殺，但通常都以為自殺者，死後受慘苦，是前世的罪孽。惟波羅門教[13]因有死後靈魂可以祟敵的信仰，故認因為復仇而自殺為勇敢行為。

　　哲學家對於自殺的意見，也不一樣。康德[14]以自殺為輕蔑存于人中的人道。菲西的[15]以欲保生命、欲生是吾人的義務。海格爾[16]以人能左右自己的生命的權利為絕大的矛盾，所以自殺是一種罪惡。陶馬士·穆阿[17]主張人若罹不治的病，很以為苦的，得牧師或長官的同意可以自殺。但牧師或長官須照自殺志願者的志願與病狀，務求合於他的希望。美國某州已採取此說，公認罹不治難醫的病的，可以自殺。柏拉圖[18]說，不可非難因苦運命或難堪的恥辱而自殺的人。耶比邱拉士[19]說待死與自殺孰宜，不可不加以考究。這是很有含蓄的話。

　　關於自殺的道德觀，又因國因民族而有差異。在東洋犧牲個性的消極的厭世的靜的文明，多可認自殺。有時認自殺為無上的道德。中國之旌表節烈，日本以切腹為武士道的要素，都是例證。在西洋保存個性的積極的樂天的動的文明，多否認自殺。以自殺者為犯了罪惡，認他是殺人罪的被害者，同時又是加害者。英國以前不許自殺者葬普通的墳墓。

　　中國自潘宗禮、楊篤生[20]、陳星台[21]相繼蹈海而後，各處青年厭世自裁的，漸漸有了。民國二、三年頃，湘中少年有因外交失敗而自殺者，我當時適在日本，曾致書《甲寅》[22]，與章行嚴先生討論過這個問題。當時我以為少年不應自殺，應該留此身以為奮鬥之用。行嚴先生複書[23]頗有幾句沉痛的話，他說：「吾國之所大患，亦偷生苟容之習而已。自殺之風果昌，尚能矯起一、二」；「匹夫溝瀆之言，乃先民半面的教訓，古今幾多馮道[24]、吳廣[25]之輩，依此以藏其身」；「無自殺之決心者，未必即能立效命之宏願。往者曾滌生[26]敗於靖港，憤投湘江，吾家價人負之以起。負之以起，非滌生所及料也，爾後成功，即卜於此」；「今吾國之所患，不在厭世而在不厭世。有真厭世者，一方由極而反，可以入世收捨己救人之功；一方還其故我，與濁世生死辭，極廉頑立懦之致」。如今思之，他的話實含有至理。中國社會到了今日，黑暗算是達於極點。中國若有有血氣、有理想、有精神的青年，對於這種黑暗的社會，沒有趣味的生活，當然不滿意、失望、悲觀。將來青年的理想，日高一日，這種不滿意、失望、悲觀，也必日多一日；青年厭世自殺的風，恐怕也日盛一日。我們對於這種自殺而死的不幸青年，當然要流幾點同情的熱淚，因為他們實在不是醉生夢死的青年。然而對於他們的自殺，終不能不抱一點遺憾，因為他們只知厭倦卑污的生活，不知創造高尚的生活，他們只知道向死裡逃避舊生活，不知道向死裡尋找新生活。我希望活潑潑的青年們，拿出自殺的決心，犧牲的精神，反抗這頹廢的時代文明，改造這缺陷的社會制度，創造一種有趣味有理想的生活。我們應該拿出那日本人情死的精神，與我們的新生活相抱合，任他是車輪，是白刃，是華嚴瀧的水，是噴火山的火，我們也要前進，與我們理想的新生活握手。我們斷斷不可只為厭世，為生苦而不怕死，應該為造世為求樂而不怕死。

　　由此說來，青年自殺的流行，是青年覺醒的第一步，是迷亂社會頹廢時代裡的曙光一閃。我們應該認定這一道曙光的影子，努力向前沖出這個關頭，再進一步，接近我們的新生命。諸君須知創造今日的新俄羅斯的，是由千八百五十年頃自殺的血泡中闖出去的青年。創造將來的新中國的，也必是由今日自殺的血泡裡闖出去的青年。我憫吊這厭世自殺的青年，我不能不希望那造世不怕死的青年！我不願青年為舊生活的逃避者，而願青年為舊生活的反抗者！不願青年為新生活的絕滅者，而願青年為新生活的創造者！

　　署名：守常

　　《新潮》第2卷第2號

　　1919年12月1日

　　【注釋】

　　[1]林德揚　北京大學法律系三年級學生，四川華陽人。五四時正患病療養，抱病投入運動。後發起創辦北京第一國貨店，常廢寢食，致勞病篤，且以傷時，遂於1919年11月16日晨赴萬牲園（今動物園）投溪自殺，年27歲。這是北京的大學生第一個自殺者。蔡元培悼辭稱：他「因奮鬥而自殺」；他有提倡國貨的宏大願望，「心急得很」，「所以決然自殺，要想刺激他的同志」；「犧牲自己的一身，做發展國貨的廣告」。

　　[2]牙崗人　今譯牙甘人（Yahgan）。智利南端印第安人的一支。過去有近三千人，至20世紀50年代末，僅存40餘人。

　　[3]安德曼島　今譯安達曼群島。位於孟加拉灣與安達曼海之間，共有島嶼204個。現屬印度。

　　[4]康甲卡人　今可能譯為岡加利達人（Ganggalida），澳大利亞土著部落之一，分佈於昆士蘭州和北部地方之間北部沿海一帶。

　　[5]赫士人　今可能譯為胡斯人（Hus），巴布亞新幾內亞土著部族之一。

　　[6]加冷人　今可能譯為加龍迪人（Garandi），澳大利亞土著部族之一，分佈在北方約克角半島以西奔塔利亞灣沿岸一帶。

　　[7]摩塞裡　今譯莫爾塞利·恩裡科（Morselli，Enrico，1852—1929），意大利社會學家。曾任都靈大學、費拉拉大學精神病學教授，對促進精神病治療設施的改革有過重要貢獻，在精神病學和具有心理學特點的社會病理學等方面有深入的研究。著有《自殺論》等。

　　[8]華嚴瀧　位於日本本州櫪木縣西南男體山。該山是具有代表性的錐狀火山，高2484米。山南側有中禪寺湖，湖水自山的熔岩上溢流而下，形成華嚴瀑布，高97米。

　　[9]淺間山　位於日本本州群馬縣西南與長野縣分界處。山高2542米，是全國最高的活火山。該山擁有廣大而壯觀的山麓地帶，構成上信越高原國立公園的主要部分，是觀光勝地。

　　[10]志希　羅家倫（1896—1969），字志希，時為北京大學英國文學系學生，與中國文學系學生傅斯年共同發起組織《新潮》社，創辦編輯《新潮》雜誌。文中提到的志希論林德揚自殺的文章（題為《是青年自殺？還是社會殺青年？》），發表於1919年12月出版的《新潮》雜誌第2卷第2號。同時還發表蔣夢麟的文章《北大學生林德揚自殺問題》與李大釗的這篇文章。

　　[11]「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　語出《孝經·開宗明義章》。文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12]「匹夫匹婦，自經溝瀆」　語出《論語·憲問》。文為：「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13]波羅門教　今譯婆羅門教，印度古代宗教之一。主張善惡有因果、人生有輪回之說。

　　[14]康德　參見《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注②。

　　[15]菲西的　參見《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注14。

　　[16]海格爾　今譯黑格爾（1770—1831），德國哲學家。杜賓根大學哲學博士。其哲學體系為客觀唯心主義，把整個世界看成是絕對觀念的表現和發展。而所謂「絕對觀念」，實為上帝的別稱。由此形成邏輯、自然哲學和精神三個發展階段，其哲學體系亦相應形成邏輯學、自然哲學和精神哲學三個組成部分。主要著作有《哲學全書》、《邏輯學》（通稱《大邏輯》）、《法哲學原理》、《哲學史講演錄》、《美學講演錄》、《精神現象學》等。

　　[17]陶馬士·穆阿　今譯托馬斯·莫爾（Thomas More，1477—1535），英國空想社會主義者。1516年出版代表作《烏托邦》，是歐洲第一部空想社會主義著作。

　　[18]柏拉圖　參見《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注①。

　　[19]耶比邱拉士　今譯伊壁鳩魯（Epikouros或Epicuras，前341—270）。古希臘哲學家，後期希臘著名的唯物主義與無神論者。

　　[20]楊篤生（1871—1911）　湖南長沙人。1902年赴日本留學，入早稻田大學。1903年參加拒俄義勇隊與軍國民教育會。受俄國無政府主義影響，主張搞「破壞」和暗殺，曾研製炸彈，多次謀刺慈禧和其他大臣。1906年6月加入同盟會。次年入英國愛伯汀大學學習。1911年圖歸國，「尋一民賊死之」。至利物浦，因病覺回國無望，投大西洋而死。

　　[21]陳星台　陳天華（1875—1905），字星台，湖南新化人。1903年留學日本，旋回國策動武裝起義，與黃興、宋教仁創立華興會，擬于長沙舉事。1905年參與發起成立中國同盟會。所著《猛回頭》與《警世鐘》，宣傳民主革命，影響甚大。1905年12月8日，因反對日本政府頒佈的《取締清國留學生規則》，憤而在日本的大森灣投海自殺。

　　[22]曾致書《甲寅》　即1915年8月10日《甲寅》雜誌第1卷第8號所載的《致〈甲寅〉雜誌記者》的信。

　　[23]行嚴先生複書　章士釗，字行嚴，時為《甲寅》雜誌（東京）主筆，其「複書」刊於同期《甲寅》雜誌李大釗文章之後，題名為《論厭世——答李大釗君》。

　　[24]馮道（828—954）　五代時瀛洲景城（今河北交河東北）人，歷任後唐、後晉、契丹、後漢、後周的宰相等職，自號長樂老。後世以其恬事五朝，多非之。

　　[25]吳廣　應為胡廣，字伯始，漢南郡華容（今湖北荊州東）人，是中國歷史上擅於做官固位的又一典型人物。《後漢書》載：「在公台三十餘年，曆事六帝」（按：指安、順、沖、質、桓、靈六帝）；「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為太傅。」當時京師有諺：「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

　　[26]曾滌生　曾國藩（1811—1872），號滌生，湖南湘鄉人。道光進士，清末湘軍首領。1853年以吏部侍郎身份回湖南辦團練，次年編組為湘軍。對太平軍作戰，敗於靖港，憤而投水自殺，被救起。其後，在長江中下游地區繼續與太平軍鏖戰，授兩江總督、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1864 年6月攻破天京，太平軍敗。他還與李鴻章等一起興辦中國近代工業（主要是軍事工業），成為晚清的一代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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