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賄案與立憲政治|李大釗

受賄案與立憲政治

　　（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日）

　　財政部當局陷於受賄之重嫌[1]，輿論咸為國民道德政治節操痛甚，有慮及立憲之功用因之不彰，而對於政治前途頓增意外之悲觀者。余於斯事其所感觸，亦與論者相同，然轉而思之，則又覺于悲觀之中尚有足為樂觀之處，黑暗之內尚有趨於光明之跡，不惟不足以累及立憲政治，且足為益彰立憲功用之證也。

　　吾人試一溯尋專制時代政治之暗幕，其招權納賄之事類此者，正複不知凡幾，而發覺者則殊寥寥，發覺而能如法以為懲究者，又幾絕無而僅有。彼袁世凱之銃誅王治馨[2]，別有隱昧之原因，受賄之罪乃為表面之藉口，不足以證專制時代之懲罰嚴明也。使袁之誅王果單為受賄，則洪憲朝廷之忠臣其有過於王治馨者眾矣，不惟僇辱不及於其身，而膺厚賞獲殊勳者反今日一嘉禾，明日一文虎[3]也。今日之賄案若在專制時代，其不官官相護，以陰銷於暗昧隱秘之運動者幾希。今以議會之監督，報章之揭發，萬目睽睽，共聞共睹，魍魎魑魅，乃以難逃於輿論、國法之懲誅，政治當局亦不敢顯為袒右。則此案之發覺，直可謂為立憲功用之所賜也。

　　複次，以此案之當局為海外留學生出身，社會對於受此重嫌之新人物，殊為嘆惜不置。餘固極端右新人物者，而于其作為罪惡之點，則不敢如論者之高視新人物至於此度。蓋一群之中其有舊新，乃性質之相異，知識之不同，至於道德之量存於新舊人物者，餘以為不甚相遠，即有進化日趨於善之傾向，亦斷無舊人物全惡新人物悉善之理。餘既不以其為新人物而高視其道德于平日，餘即不以新人物中之有一二罹罪惡者而全失望于今朝。此後用人之准，仍以新者為宜，使不幸而作惡，國法俱在，輿論莫容，乃善惡之判，非新舊之爭也。

　　世嘗謂一國之政治、社會、風紀、道德，經由革命一次即墮落一次。余於斯說亦不謂然。蓋以革命屢興之國，必為群治腐敗之國，是其道德之墮落，不在革命勃發之日，而在專制積弊之時。革命之屢興正為罪惡積重之結果，而經一度之革命即以莊嚴之血滌蕩一次，其覆被罪惡之虛偽面具即剝去一層，其罪惡之事實亦即顯著一分。然則罪惡非革命之結果，革命乃罪惡之反響。直至罪惡之滌蕩剝至終層，黑暗之底蘊完全暴露於當世，劫盡之日，或即懺悔之期歟！

　　未署名

　　《甲寅》日刊

　　1917年4月20日

　　【注釋】

　　[1]財政部當局陷於受賄之重嫌　指1917年4月中旬發生的財政部受賄案件。此前，保利銀公司申請集資承辦收買化煉製錢，被國會否決。財政部當局遂提議組織煉銅廠，並以助辦公益事業為名，要求集資商人報效25萬兩，以此作為煉銅廠報國務會議通過的條件。煉銅廠案在國務會議通過後，雙方因交現銀還是期票問題發生爭議，一時成為轟動社會的特大醜聞。4月18日，黎元洪發佈大總統令，宣佈罷免財政總長陳錦濤、次長殷汝騼，參事虞熙正、司長吳乃琛，並交法庭查辦（關於此案詳情，可參見4月16日、4月17日、4月18日、4月19日北京《晨鐘報》第2版之社論、大總統令及緊要新聞）。

　　[2]王治馨（？—1915）　字琴齋，山東萊陽人，曾任京師內城巡警總廳廳丞，1913年10月任京兆尹，1914年7月署內務部次長、代理總長。1915年被袁世凱以受賄罪槍斃，但據當時新聞界觀察，王之被處死不僅因為其受賄罪，更重要的是已「混入國民黨」，與民初黨爭有某種關係（詳見黃遠庸《遠生遺著》卷四《王治馨》）。

　　[3]今日一嘉禾，明日一文虎　嘉禾：袁世凱時代之勳章名，參見本書第一卷《大哀篇》注10。文虎：亦為勳章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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