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自由之悲劇|李大釗

不自由之悲劇

　　（一九一七年四月十九日）

　　往者余居日本，美國馬秀士博士[1]東游抵東京，所至輒有演講，大致皆為關於民主政治與輿論（Democracy and Public Opinion）之問題。神田中國青年會亦招博士為吾國學生講演，是日演題為《美國製造輿論之淵源》，餘亦往聆其說焉。博士謂在美國輿論之淵源有六：（一）學校，（二）報章，（三）教會，（四）劇場，（五）工人團體，（六）婦人俱樂部是也。由博士之言以觀，演劇之影響於政俗者，不減於學校、報章、教會之勢力，而在吾國今日之社會，或且邁之。吾而欲於政俗開一新面目，不可不於此類加之意也。

　　京中廣德樓[2]所演之新劇，頗與社會生活有所感觸，故能引起聽眾之興致，尤以悲劇為其擅長。惟其注入劇中之思想精神，則多蹈於陳腐固陋之轍，雖間亦有允［充］足描寫現代生活之處，而以其終結之的，不在促進銳新之理想，而在維持因襲之道德，不在助益進化之機能，而在保存守舊之勢力。其結果不惟不能於政俗之革新有所獎誘，反以致其阻梗，此其咎固宜由編劇者任之，而演試之諸伶不與焉。

　　余自前月聞該劇場排成《自由寶鑒》一劇，欲觀之而未果。朋輩中有往焉者，如梁君漱溟[3]至為之灑淚，白君惺亞[4]則大憤此劇精神注重之失當，而為自由呼冤，遂於《言治》季刊作《家族原論》，披露所懷。余于申明吾說之前，欲使閱者得悉此劇情實之梗概，並與以批評此劇之印象，故借白君之言以起吾說焉。白君之言如左：

　　……京伶演劇有名為《自由寶鑒》者，意在為自由結婚者資其勸誡，情殊哀慘，悱惻動人，然其精神點睛之所在，真可謂完全代表舊式家庭之思想者也。劇系二少年男女，均學於滬，邂逅愛慕，冀共圖姻好，事為其親所知，重遭申詈，男女志甚決，抗不從命。坐是家庭情感益惡，遂抉禁范成之。婚既就，兩家各以其子之不肖，辱門楣，絕之。少年夫婦不得已輟學浮海，北來京師，期發憤功名以自贖。顧少年不省世態，性憨穉，再為宵小匪人盜騙，罄資金，貧不克自存，陷匪人計，女遂墜身妓中，男落魄以惡疾亡，女既悲夫之死，尤恫自身之辱，仰藥以殉。男女臨終懺悔自語，溯膺古訓，悼往此之誤入新說，重喻以警來者。餘鑒於斯劇[5]，輒涕不可仰。顧繼而追溯斯劇之始末，則又致憾戲劇之業至要且重，所以系群化思潮者至深。端人哲士，舉無所問，而一任盲優市駔為之，劇業可無，通俗教育可廢。彼少年男女，際茲蛻變之季，見理特真，於家雖為逾度，然心性固伉毅卓特人也。揆其所為，既死殉矣，末路固不應重為人道痛。編斯劇者，徒以新舊思想衝突之結果，重汙自由之神聖，芻狗[6]少年之人格，於事為荒，於理為謬，不可訓一。自由結婚，亦複何害？第須計及婚姻以後之事，故自由結婚具備之條件，必為有能力獨立生活者，少年修學時代，萬不應以男女情緣自擾。茲乃智力能否問題，非婚姻是非問題。智力不周，誤入孽境，婚姻之自由，縱可得達，由斯以往，皆憂患也。吾國情死，多在婚姻不自由之先，而西國情死，恒在自由婚姻以後，亦正以智力困於獨立之故。茲二少年夫婦，以愚意所案，決非失之於先，乃失之于後者，完全坐智力不完之問題而已。斯劇點睛之所，首當以斯義之精神，歸入懺悔，引伸譬喻，用警愚俗，不斯之悟，魔上轉魔，乃歸宗於破壞家族倫義致得此果，獎勵依賴，助長家頑，不可訓二。不可訓而訓，愚謂其禍烈於洪水猛獸，勿以其劇為小道而忽之……

　　余於前晚，始得觀覽此劇，而深悟惺亞君之所論，頗得我心之所同。然余猶憶在劇場時，見其演至悲痛穹［窮］愁處，輒為之百感交集，覺眼中有千百副淚，同時皆欲奪眶而出，以哭此不得社會同情之少年，哭此神聖之戀愛，哭此橫受摧制之自由，哭此諸多缺陷之社會也。夫家庭者，愛之泉源，而幸福之府藏也。而家庭之組織，則又基於婚姻，婚姻之結媾，以理言之，當為戀愛之結果。故無戀愛則婚姻不生，苟婚姻而非戀愛之結晶，徒拘牽於社會上之禮型而就，則有家庭與無家庭等，甚且為罪惡之窟，仇怨之府焉。蓋戀愛為人生之真境，家庭而建築於戀愛之上，純實不雜者，則其人於茲世所遘之生活的風雨炎涼，皆能賴斯以避之安之。若其家庭之建築，不基於男女兩性之自覺的戀愛，而或為門閥所限，或為金錢所動，或誤信於媒妁，或聽命于父母，則其婚姻之關係，不成于人而成於物，不因於情感而因於勢力，男女之當事者，非為其自身而嫁娶，乃為他人而嫁娶，非為其人生之幸福而締緣，乃為其門閥之地位而締緣，其間不生虛偽之罪惡，必興悲愴之怨詬，將緣而適以為孽，愛而反以成仇矣。吾國今日社會之缺陷，在在均足以釀人生之不幸、不平、悲哀、煩悶，而激之甚者，或則怨氣所召罹於罪惡，或則穹［窮］愁所驅流於墮落，其最要且甚者，尤為婚姻制度。夫婚姻既以戀愛為惟一之條件，則其自由之權，當一操之本人，乃為天經地義不可或違。為父母者，只宜於家庭教育稍加注意，示以擇人尋配之準則，俾勿輕陷於情魔愛網之中，於義已足，決不可更進一步，代居子女之地位而為之締婚，以傷其神聖，奪其自由。在社會亦當顧時代思潮之大勢，可以指導之而不可阻撓之，可以促其注意而不可吝其同情，期於青年男女，得循其自然之良知，秉其純潔之真情，以自創一高尚美滿之境遇，自造一溫柔和樂之家庭。真愛既已蘊蓄於一門，仁風斯能廣播乎全國，而後愛國、愛群、愛世、愛物之思油然而生。此其所關，良非小故矣。今吾國之社會習慣，家族制度，皆未足以喻此。而以戀愛為輕，自由為妄，婚姻惟聽諸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幸而如天之福，兩小無猜，尚能相愛，家庭之內，猶不至惹起意外之悲劇，倘或性行相與徑庭，則必至以潔白無邪之少年，淪陷于悲哀怨苦之中也。其或遇伉毅卓特之青年男女，對於自由解放之要求甚為強烈，對於戀愛神聖之自覺甚為徹底，則必抉其藩籬，以達所志，社會家庭又從而詬謗之，詆毀之，厭棄之，拒絕之，使之轉徙天涯，風塵淪落，如此劇中所陳者，允為不自由之結果，允為社會不與同情之所致，家族專制之所迫，而與自由婚姻無關。今該劇之精神，乃歸咎于自由，此種逆乎時代潮流之演劇，固足以代表目今中國社會之舊思想；而以演劇之功用言之，抑銳新之思潮而保舊腐之傳說，實為社會所不取，亦為現代文明所不許。最可憐者，劇中寫少年夫婦當絕離茲世之頃，自白懺悔之旨，違心以自責，謂為誤信自由新語之所致，是其受社會爾許之厭棄，蒙家族爾許之冷遇，以致展轉流離，窮愁潦倒，以殞厥身者，咎固在於不自由，彼寧不知之，知之而猶不敢明揭其故，反以咽幾多不平之淚，忍幾多不滿之情，以降服於舊制度思想之前，然後知社會制度、家庭勢力之積壓，其力足以侵迫個人之自由者，固若茲其重也。近者日本東京芳川伯爵之少夫人鐮子[7]，以限於門閥家族，代締婚媾，遇人不淑，家庭中每有隱痛，以致墜於罪惡，而與汽車掌[8]通焉，卒至相抱而情死，男女各有遺書一通，頗自懺其生前之所為，謂為有玷兩家之門楣。此其自懺之旨，與劇中少年夫婦臨危之所陳，事實雖不相類，心理則相同也。此事既發見於東京，彼邦學者，多有評論。浮田和民[9]氏溯本窮原，歸於婚姻不自由之結果，謂家族代子女締婚之制為社會之缺陷。其他之以鐮子夫人為時代之犧牲，而為文以吊之者，正複不乏其人。佐藤紅綠[10]氏至以二人之遺書，臨終以告其戚友者遭人焚毀，謂言論之壓迫，乃亦延及於死人，頗憤慨日本社會對於個人之自由，侮辱剝奪之甚。余今於斯劇之精神，持與浮田、佐藤諸氏之說以相證，益知不自由之悲劇，其演於世界者，正複不止于吾國今日之社會。然使文學演劇，又從而推波助瀾，則由劇場中悲劇之感化，因而造成社會上之悲劇者，必且環興而無已，則是文學演劇之功，不及於社會，而適以助長罪惡，增加缺陷，是不獨一劇編演得宜與否之問題，政俗之變易、思潮之革新系之矣。餘故鄭重以為此論，一以忠告廣德樓劇主，對於斯劇速加改良，勿使流毒社會，徒以藝員冰雪聰明之技能，為頑舊思想之奴隸，張偶像道德之權威，滋可惜也。以希望具有新思潮、新理想之文學家、美術家，對於演劇，宜隨時以文學的眼光，加以嚴正之批評，與以誠懇之貢獻，有功社會當非淺鮮矣。

　　署名：守常

　　《甲寅》日刊

　　1917年4月19日

　　【注釋】

　　[1]馬秀士　疑指美國學者Shailer Mathews（1863—1941），美國宗教教育家，曾任Colby學院政治與經濟學教授，後長期擔任芝加哥大學神學院院長等職，著有《法國革命簡史》、《歷史的精神解釋》及有關聖經、神學、教育、婦女、周日工人學校等論著多種，主編過《今日世界》等雜誌。1915年1月，作為美國全美教會聯合會的代表，攜帶威爾遜總統的信件，前往日本，就此前美國社會上出現的排日輿論等作解釋，並表達美國人民願與日本保持友好關係的願望，所到之處，受到日本政府和社會各界隆重接待，在日訪問一個月，發表演講百餘次，其中2月6日在李大釗留學所在的早稻田大學做過演講。

　　[2]京中廣德樓　晚清、民國年間北京著名戲園之一，位於前門大柵欄繁華商業區，初建于嘉慶初年，義和團運動時被團民燒毀，後重建。清朝末年，綏遠將軍鐘貽谷之子鐘志謹為房東，名武生俞菊笙亦為股東之一。後鐘氏被刑部拿問，其所持股份轉售給果香菱。民國初年，著名京劇藝術家譚鑫培、楊小樓、俞振庭（股東、俞菊笙之子）、張毓庭、賈洪林、梅蘭芳等曾在此聯袂演出，轟動一時，廣德樓也成為社會各界，特別是教育文化界知名人士喜歡光顧的地方之一。

　　[3]梁君漱溟　（1893—1988），廣西桂林人，早年畢業於北京順天中學堂，1917年入北京大學哲學系任教，與李大釗有較多交往。

　　[4]白君惺亞　即白堅武（1896—1937），原名見五，字馨亞，又字惺亞，直隸（今河北）交河人，李大釗在北洋法政專門學堂讀書時的同學，曾任北洋法政學會評議部議員，在清末請開國會運動中，與李大釗同被推為學生代表。畢業後，先在京、津任教。洪憲帝制起，避居上海，間參馮國璋戎務。1916年任內務部部曹。1918年作為直隸代表，參加南北議和會議，後赴南京，被李純聘為參議。李死後，受吳佩孚聘，任巡閱使署政務處處長。李大釗早期與白氏關係十分密切，並曾通過他做爭取吳佩孚等直系軍閥的工作，「二七」慘案後斷絕來往。

　　[5]餘鑒於斯劇　鑒於，本指考慮到。此處指「一想到……就……」。

　　[6]芻狗　古代祭祀時用草紮成的狗。《老子》第五章：「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魏源《老子本義》：「結芻為狗，用之祭祀，既畢事則棄而踐之。」《莊子·天運》：「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屍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陸德明《釋文》引李頤：「芻狗，結芻為狗，巫祝用之。」後因用以比喻微賤無用的事物或言論。白惺亞此處用作動詞，意指貶低少年之人格。

　　[7]芳川伯爵　芳川寬治（1882—1956），日本貴族、政治家、實業家。為人放蕩，常住妾宅而不歸家。其妻子即「少夫人鐮子」，全名為芳川鐮子（1891—1922），愛上了家裡開車的司機。寬治發現後解雇該司機，軟禁鐮子。鐮子成功脫逃並與司機私奔。兩人後於1917年3月7日在千葉火車站附近自殺，成為當時轟動一時的「千葉心中事件」，寬治也因此而退出政界。

　　[8]汽車掌　即汽車司機，此處當指家庭所雇傭之司機。

　　[9]浮田和民　（1859—1946），日本政論家、歷史學家。出生於日本九州熊本藩藩士之家。早年就讀於熊本洋學校、同志社英學校。1879年畢業後一直在同志社擔任教職，期間於1892年至美國耶魯大學留學，學習政治學與歷史學。歸國後，先後擔任東京專門學校、早稻田大學教授，圖書館館長等職，講授西洋史、政治學和社會學等。期間長期擔任大日本文明協會編集長及《太陽》雜誌主筆，宣傳自由主義學說，被視為英美派政治學的代表人物。一生著述甚豐，撰有《史學通論》、《西洋上古史》、《西洋中近世史》和《政治學史》、《政治原論》、《社會學講義》等論著。其《史學通論》在清末民初有多種漢譯本，對近代中國新史學具有較大影響。

　　[10]佐藤紅綠　本名佐藤洽六（1874—1949），日本作家。1893年東京法學院畢業。1894年入日本新聞社。1898年起，歷任《富山日報》、《報知新聞》、《福音新報》、《讀賣新聞》等報主筆、編輯和專欄作家。1906年開始創作劇本、小說，並先後參預組織電影、戲劇界的吉澤商會、新日本劇團、東亞映花所等社團，倡導各類文藝活動。著作編為《佐藤紅綠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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