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問題|李大釗

學生問題

　　（一九一七年四月三日）

　　凡社會對於一特定之階級、一特種之身份存排斥之見，輕蔑之心，不肯與以同情，不願畀以職業，限制其活動，屈抑其地位，則居此階級、具此身份者之生活，必成為社會問題。既已成為社會問題，而社會視之猶不加以注意，以謀救濟解決之道，俾得相當之分以去，而因以善其生安其境，則必至釀成社會革命而後已。

　　婦人與工人之在歐美社會，其先亦皆為居特定階級、具特種身份者。故其社會中之享有強大勢力之人，往往對之不與以平等之待遇，束縛其自由，剝削其權利，錮蔽其智察，侮辱其人格，以其辛勤之汗血供少數強權者之犧牲，以其屈枉之苦痛資少數強權者之淫樂。於是工人問題、婦人問題，皆成為社會問題，而政治革命、社會革命之先聲，遂皆發于工人之口。若英，若美，若法，政治上、社會上之一切改革，罔不胚釀於勞動階級之運動。最近俄國大革命[1]之發端，亦以麵包問題為武器，工人團體為先鋒，而旭日曈曈之新俄共和國，竟能誕孕于戰血橫流之今日。即柏林與維也納之工人，他日亦終必為德、奧二邦革命之媒、自由之母。其他晚近以來各國之婦人運動，日見激烈，亦于自由之發展，民權之伸張，社會革命之進行，強權束制之解放，與莫大之助力。此工人問題、婦人問題之所以見重于歐美社會，而有心之人不吝為之獻滿腔之同情，盡熱狂之努力以解決之也。

　　吾國政治上之改革，雖已略具基礎，社會上之改革，如解決工人問題（農民之疾苦亦包於其中）、婦人問題等，自為今後之急務，而目前急迫萬千即待解決者，又有學生問題。夫婦人與工人之自成一階級，固由於天賦之本能，傳襲之習慣，教育之未普，群制之未完，種種原因所造成。其所由來者漸，非為一朝一夕之故，殊非吾人今日所能避免，而求解決之道，亦自為應今世之文明謀人生之幸福所必經之階序。獨吾國今日之學生問題，乃為社會最近所自造之階級身份，而被造就之人人，一入此階級、一得此身份之後，乃以此階級身份之故，社會反與為冰炭之質、枘鑿之勢，所學無論其為何科，社會皆不能消納之應用之。一般耆舊老宿，一聞「學生」二字，即搖首蹙額，似一為學生，即于中國社會為無用。而學生者，又不能不謀自存之道，不能不服事畜之勞。於是無問其所學為工、為農、為商、為理、為文、為法政，乃如萬派奔流以向政治之一途，仰面求人討無聊之生活。然即政治界亦何嘗歡迎此為社會所排斥厭棄之學生，即彼以學生出身而能夤緣奔附躋于顯達之輩，亦何嘗不標「經驗」二字以媚彼所趨承接納之老前輩，而排屏此於中國社會處處敗北之學生。然則中國之學生，實為最可憐之一階級，最可憐之一身份，而社會造就之乃所以戕賊之。學生正所以學死，循是而不變，人而著學生之冠服，即無異於自殺。社會而日日培養學生使蹈于自殺之途，以趨於自絕之運，即無異於殺人，其結果亦為社會之自殺。斯非吾人憤激之談，實亦社會傷心之語矣！

　　中國社會之屏斥學生，匪自今日始矣。清之季年，政府當局所日夜孜孜以為戒備防範者，即學生是。卒以學生于社會不得同情，不得職業，不獲本其理想順其情感以表著於政治，出其學術運其技能以助益於社會，於是抑鬱悲憤奔走呼號以樹革命之赤幟，而清室以傾。袁氏帝制之念既萌，亦視學生如蛇蠍，而學生抗袁之運動，又複潛滋暗布，而袁氏以隕。故歐美之革命，泰半淵源于工人之呼號，中國之革命，則全醞釀于學生之運動。斯雖近代思潮之激動，以學生之神腦最易染化，要亦社會之排斥學生，致其不平之念，遏郁於中心，久而久之，必至迸發以求伸，有以激成之也。

　　他處之學生吾不敢知，京、津之學生卒業而未就職者以萬千計。此其中吾儕之學友正複不少，而量其材能，尤皆確為改進中國今日之社會所必需。斯而令其坐棄，不為學生本身無以自存，即國家社會，亦如喪失新銳之神經而終以僵死。是又不獨社會之問題，且系乎國家存亡之問題矣！

　　昔者梁任公先生嘗有人才不經濟之慨，及以作官為解決社會問題之說[2]。最近湯濟武先生亦雲，言及位置學生即興無限之傷心[3]。日昨章秋桐先生于某會之演說，亦嘗暢論儉才之義[4]。足知吾國今日之學生問題已成社會問題，乃為並世明達所公認，非只吾儕問題中人之無病呻吟也。吾今揭論其要，一以促社會之注意，俾于教育方針、商工事業、政治制度速謀救濟之方；一以喚起現在淪落於社會問題中之學生，及未來無限之新青年，即方將奔赴於社會問題中之學生，速奮勵其志氣，選擇其學業，而預為易於就職之地步；更望社會中之視學生為一特種階級、特種身分而排斥之、屏絕之不遺餘力者，速自警悟，毋使由一部分之偏見私心，激成猛烈之反動，則本文之旨也。

　　署名：守常

　　《甲寅》日刊

　　1917年4月3日

　　【注釋】

　　[1]俄國大革命　指1917年3月（俄曆2月）在俄國首都爆發的「二月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俄軍損失慘重。軍事動員造成了工農業生產的破壞、交通混亂、物資匱乏、物價飛漲。1917年初，首都的食品供應更加惡化，大街上到處都是購買食品的長隊，擠滿了因李大釗在下文所說的「麵包問題」而罷工示威的人群，並進而釀成革命。首都成立了工兵代表會議——蘇維埃。同時，國家杜馬建立了臨時政府，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宣佈退位，統治俄國千年之久的君主制度遂告結束。

　　[2]昔者梁任公先生嘗有人才不經濟之慨，及以作官為解決社會問題之說梁任公，即梁啟超（1873—1929），字卓如，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1890年起師從康有為。1895年赴京參加會試，參與發起公車上書。1896年在上海主編《時務報》，次年到長沙，主講時務學堂，鼓吹維新變法。1898年到北京。以六品銜專辦京師大學堂譯書局。戊戌政變後逃亡日本，在橫濱創辦《清議報》。1902年創辦《新民叢報》，1907年組織政聞社，期望推動清政府實行君主立憲。1913年初歸國，任共和黨黨魁，後組織進步党，支持袁世凱，出任司法總長。1916年策動蔡鍔組織護國軍，反對袁世凱洪憲帝制。後曾出任段祺瑞政府財政總長，不久即辭去。晚年脫離政界後，長期執教於清華大學。李大釗所引梁氏「人才不經濟之慨」，當指1914年初梁啟超在《述歸國後一年來所感》中所發的感想之一。梁氏在那篇文章中曾指出：「人皆曰中國今日人才消乏，惟吾亦以為消乏也。然自昔社會亦只能以一時代一地域之才，治一時代一地域之事。例如治庖，熊蹯駝峰，固可登俎，春盤苜蓿，亦可成味。例如築室，大杧細桷，各有其所，雕甍壤土，鹹含其用。才之界說，豈有定哉？若乃糝桂椒於飴羹，見畫壁於洞牖，惟其不適，是以無用；匪惟無用，且茲害焉。此不經濟之說也。吾非敢謂今日全國之人才盡投諸不經濟之地，然其患此者已什而八九。及所餘一二，亦程度問題耳。以不經濟之故，於是舉國殆無一人能發揮其良能，……」（見《飲冰室文集》之31，頁24—25）。「以做官為解決社會問題之說」，當指梁啟超在《做官與謀生》一文中對中國官僚機構龐大，浪費人、財、物力現象所做的批評。梁啟超說：中國頗以社會問題為苦，但政府解決此類社會問題的辦法有二，一是多養兵，以救下層人民之社會問題；二是多設官以救濟上、中層人民之社會問題，結果，越來越多的沒有正當職業的人都去做官、當兵，有正當職業的人則「出其血汗所得以養此無業者……使全國人遂皆有有業為苦，以無業為幸，全國人民皆待養於國家，而國家遂終無以為養，則養者與待養者俱斃而已。」（參見《飲冰室文集》之33，頁48。）

　　[3]湯濟武先生亦雲，言及位置學生即興無限之傷心　湯濟武，即湯化龍（1874—1918），濟武是其字，湖北蘄水人，光緒進士。1906年赴日留學，並組織留日學生教育學會，出版《教育雜誌》。1908年秋回國，任湖北諮議局籌辦處參事。1909年當選為諮議局議長。1910年赴北京，參加各省諮議局聯合會第一次會議，被推為主席。1911年參與發起組織憲友會，繼續開展立憲運動。武昌起義後，任湖北軍政府政事部長等職。1912年1月南京臨時政府成立，被任為法制局副總裁，未就職。同年4月到北京，當選為臨時參議院副議長。10月，參與組織民主黨，任幹事長。1913年當選為眾議院議長，與梁啟超等促成民主黨、統一黨、共和黨合併，組成進步黨。袁世凱稱帝后，密赴上海，參加討袁護國運動。袁去世後，與梁啟超合組研究系，支持段祺瑞，並任眾議院議長、內務總長等職。1918年9月在加拿大中華會館遇刺身亡。

　　[4]章秋桐先生于某會之演說，亦嘗暢論儉才之義　章秋桐，即章士釗（1882—1973），參見本書第一卷《彈劾用語之解紛》注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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