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制與憲法|李大釗

省制與憲法

　　（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九日）

　　一、省制之淵源

　　省之名起于漢，班固前《漢書·昭帝紀》，帝姊「長公主，共養省中[1]。」省字之見於載籍者，斯為最古。玩其文義，有尊崇之意[2]。又《孔光傳》：「或問『溫室省中樹』。光不對，蓋以禁省中事當慎密也。」逮于有唐，中書、門下、尚書號稱三省。中書省主詔誥，門下省主封駁，尚書省主分職，為三權並立之象。寢又以尚書、黃門、中書、秘書、殿中、內侍區為六省（見《新（唐）書·百官制》），是省為官制名稱之始。今日本稱各部曰省（如陸軍省、大藏省等），蓋取于唐制之義也。省之官制，唐、宋相沿，著為章典。蒙元入主中華，于京師建中書省，更於京外各地立行中書省，計十有一，直轄於中書省：

　　嶺北行中書省（今內外蒙古）；
　　遼陽行中書省（今滿洲、朝鮮）；
　　河南行中書省（今河南及湖北一部、安徽北半、江蘇北半）；
　　陝西行中書省（今陝西及甘肅一部）；
　　四川行中書省（今四川大部）；
　　甘肅行中書省（今甘肅大部）；
　　雲南行中書省（今雲南大部）；
　　江浙行中書省（今安徽南半、江蘇南半、浙江及福建）；
　　江西行中書省（今江西、廣東）；
　　湖廣行中書省（今湖南、湖北一部，廣西一部，四川一部）；
　　征東行中書省（為征日本，割遼陽行中書省轄地，特置此省）。

　　明初尚沿元制，分建行中書省，而又變通增益之。今之直隸，因元世嘗直隸京師中書省，故有斯名。明初則於此建北平行中書省焉。山東當元之世，亦嘗直隸京師中書省，明初則分建山東行中書省焉。他若元合而明分者有之，元江、浙共一行中書省，明初則江南、浙江各建行中書省是也。元無而明有者亦有之，元以福建屬江浙行中書省，以廣東屬江西行中書省，明初則福建、廣東各於其地建行中書省是也。明至洪武九年，內革中書省，庶政悉歸六部，外革各處行中書省，而別置十三布政使司，仍存行省之名。滿清沿之，置二十二行省，設督撫焉（按總督巡撫之名，始於有明，其時既設布政使，複由中央時派重臣，巡視地方兵事及政務，而錫以斯名。初為臨時派遣之官吏，漸變而為常設官吏焉）。由官制沿革上察省制之淵源，如斯而已。

　　二、中國歷史上地方分權之趨勢

　　據上所述，是省制肇起原為內官，而擴張以及於外官。行省之制原為臨時派遣之職，而遞嬗以固著於地方。迄於今日，省之地位幾無大異于聯邦國之一邦，合眾國之一州。以何因緣而成此種趨勢？此其故當遠稽中國列朝內外關係之歷史的大勢，而窮究之也。中華建國最古，劃疆分野始自何代，此種考證非本篇所許，然國家之成概為大小強弱互相兼併之結果，此理之可放諸四海而准者，曾是吾國亦奚能外？迨其併吞日多，而黃河流域、長江流域之間，遂有所謂封建者，犬牙交錯，而壤地相接焉。詮封之義雖多別解，而劃疆之事為足當之。堯時恒、衡、華、岱峙于殊方，是為四岳，君主定時巡狩，使同盟諸侯朝覲會同，而為大祭。其時諸侯各持其領地之土，致之神前，君主複將此土授之諸侯，定其領地之封域，而以神為證，此即封建之始。封者封土之謂，建者建國之謂也。《舜典》：「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3]云云，所以謀國家之統一也。當世黎民直接受是等諸侯之統治，而其時之騷亂，非起於人民，而恒起于夏、殷、周等之強大諸侯焉。周初以諸侯稱者八百，及其衰也，王網［綱］解紐，諸侯自相摟伐，春秋之世存者十二而已。比至戰國時代更為六國，六國破滅，秦遂包舉八荒，夷封建為郡縣，實行極端的中央集權，行不再世，而天下豪傑興于隴畝，並起而亡秦族矣！漢初懲秦之弊[4]，廣建宗藩，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於是文帝[5]采賈生之議[6]，景帝用晁錯[7]之謀，析封眾建，以弱其勢，而兼行郡縣，有百餘郡，郡置太守，太守之上設十三部刺史，以六條規令[8]監督各郡太守，前漢末年改刺史為秩二千石之州牧。唐世各州刺史與漢之各郡太守相同，而其數特增，開元盛時稱三百餘，其上仍有監督官，分天下為十道[9]，分置採訪使、觀察使，仍為朝廷欽差之職。後以兵亂置節度使駐鎮地方，遂為常設之官。宋世於州縣守令加以「權知」字樣，地方官吏均非固定之職，而大體猶分二十三路[10]，俾州縣隸屬之。元設十一行省，為今日省之濫觴，已如前述。有明沿之，易為十三布政使司。明制中央地方皆為三權分立，地方官中若布政使掌司財政，按察使掌理司法，都指揮使掌治軍務。後將三權握於督撫一人之手，而位超於布按二使之上焉。初督撫之職本為巡按禦史，類漢之刺史，以軍務倥傯賚以臨時兵權及征籌餉諝之權，仍為中央臨時派遣之官吏，至於有清，遂與布按二使同為固定之地方官矣。綜觀歷代內外輕重之關係，外重內輕之傾向多，內重外輕之傾向少。而察地方官制之趨勢又得四事焉：（一）自秦廢封建為郡縣後，中央與地方總有聯絡之樞介於其間；（二）縱其初無是等機關，而中央臨時派遣之非地方官往往據其位置，漸變為固著地方之職，若為自然之趨勢者；（三）七十、八十，乃至一百、二百、三百、四百州縣之上，必置十或二十左右之監督官；（四）分理政務之職，漸趨於綜合專一之方，遞演遞嬗，省之位置，遂成今形。晚清督撫之權，且逾于聯邦之首長。庚子之變，元首蒙塵，而地方不至瓦解者[11]，職是之故。光、宣之交[12]，各省權力愈見膨脹，中央發號施令非得各省承諾則不能推行有效，甚至兵權、財權、造幣權悉操之於各省，辛亥之役，遂藉之以奏傾清之功。今茲護國軍興，亦憑之以倡討袁之義。此則史跡昭然，談省制者所不容忽視者也。

　　三、集權論與分權論對抗之由來

　　古無集權分權之語也。有之，則內重外輕雲者，足當集權之義；外重內輕雲者，足當分權之義焉。於是右集權者[13]，則謳歌郡縣；右分權者，則想望封建。求之往籍，封建與郡縣之論戰，蓋至今而猶未有以決也。太史公作《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序》，盛稱漢制郡國交錯，犬牙相臨，為「強本幹，弱枝葉之勢」。班孟堅[14]作史別有深慨，其贊許封建之意則嘗溢於言表。《諸侯王年表序》云：「《詩》載其制曰：『介人惟藩，大師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翰。懷德惟甯，宗子惟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15]。』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召相其治[16]，致刑錯[17]；衰則五霸扶其弱，與共守。」班氏生當西漢，值中衰之運，國統三絕，權奸竊位，以成篡奪之局，蓋嘗心焉痛之，溯本推原斷為內重外輕之失。陸士衡[18]作《五等論》，亦云：「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曠不可以偏治，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曠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並建伍長，所以弘其制也。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裁］其親疏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磐石之固；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又云：「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昏主暴君有時比跡，故五等所以多亂。今之牧守，皆以官方庸能[19]，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為治。』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長率連屬，鹹述其職，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何在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興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鬻官之吏以貨准財，則貪殘之萌皆如群後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20]有以之廢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為己思治；郡縣之長，為利［吏］圖物。」此其立說似重分權，蓋右封建而少郡縣者也。

　　曹元首[21]關心宗社，作《六代論》，以悟曹爽[22]。六代者，夏、殷、周、秦、漢、魏也。文中比論六代典制，一歸於建植宗蕃，強枝葉以衛本根，為經國之至計。雖其論旨專注於一姓子孫帝王萬世之業，而其間頗有吻合政理之精微者。如云：「昔夏、殷、周之曆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疏而兩用，參同異而並進。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疏足以相衛，兼併路塞，逆節不生。」又曰：「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雲『百足之蟲，至死不僵』，扶之者眾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23]征史跡而尋繹其理，頗合政力調和之原則，雖今之論治者造語精透，奚外斯矣。

　　柳子厚[24]之論封建也，則舉衰周之世，諸侯強盛，尾大不掉，率以殄于後封之秦，謂皆外重之禍。其稱許郡縣處，則謂秦之亡亡於人怨，非制之不善，故有叛人無叛吏。漢代封建之初，郡國居半，則有叛國無叛郡。唐興，置州邑，立守宰，雖有桀猾時起，而亦有叛將無叛州。至謂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則由封建之繼世而理，不如郡縣之易得循良而言也。愚謂秦廢封建立郡縣，誠為中國政治上一大變革。但人民土地雖免于為諸侯之私有，而其隸於一姓不過如私法[25]上所有權之移轉，其於人民未獲公權[26]之自由一而已矣。徒遺私土[27]、子人之患，複失適俗易化之宜，以此言公，殊所未喻。然柳氏獨能發見國家進化之跡，固自不失其政治史上之價值，而內重之策亦不失為一種主張也。

　　河汾王通[28]為劉秩[29]《政典》作後序，疏論唐太宗有行封建之意，而格于蕭瑀、魏征之徒，顏師古郡國雜居之議且不能行，後之儒者頗恨當時諸臣，不能明英主之美意，使生民複見三代之制，殊不以為然，彼謂：「必能備究古今之事情，然後可以斷其議論之是非，法制之得失。蓋封建一事，漢以來未嘗廢，然行之輒利少而害多。其故有二：一則不能存三代之公心，二則不能存三代之良法。公心者何？其文、武、成、康之眾建諸侯也，有德有功者則畀之，初未嘗私其宗親，雖曰兄弟、甥舅之邦，然所封皆極一時之選。若其果賢，則微子尹東夏[30]、蔡仲君蔡邦[31]，雖仇讎不廢也；若其不賢，則管、蔡為僇[32]，五［王］叔為［無］官，雖同氣不恕也。至漢則且私且忌，故始則剿滅前代所建國而盡以畀其功臣，繼則剿滅異姓王而盡以畀其同宗，又繼則剿滅疏屬劉氏王而盡以畀其近親。而其所建置若濞、若長之徒[33]，初無功德足以君國子民，特以其近親而王之，故不旋踵而犯上作亂，墟其國而隕其身矣。蓋有先王之公心，則其弊不至於此。良法者何？昔先王之建邦也，上有方伯[34]、連率[35]，下有公、侯、伯、子、男，小大相維，尊卑相制。如公侯受封之地雖多，而制祿不過十倍其卿，城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名山大澤不以封，必賜弓矢然後征，必賜圭瓚然後鬯[36]，有巡守，有述職，有慶有讓[37]，綱紀未嘗一日隳也。若漢初諸侯王，則畀以大城名都連數千里，未嘗為之分限，山澤蓄貨在其國者不領于天子之大農，五嶽四瀆[38]在其國者不領于天子之祠官，故為諸侯者一受封之後即自負其富強，摘山煮海，招納亡命，擅爵人赦死罪，天子不能訶，謀臣不敢議，所以縱恣之者如此。及景、武[39]之世，則作佐官之律，嚴附益之法[40]，吹毛求疵，積毀銷骨，所以猜防之者複如此。蓋方其縱恣也，則畏之有同乎敵國；及其猜防也，則抑之不啻如謫徙矣。蓋有先王之良法，則其弊不至於此。」是蓋以公心而外更須良法，足以維繫中央之祭權、兵權、財權諸大端，而後可言分權，則人治與法治並重之說也。

　　歐陽永叔[41]序《五代史·職方考》，則曰：「三代以上莫不分土而治也。後世鑒古矯失，始郡縣天下。而自秦、漢以來，為國孰與三代長短？及其亡也，未始不分，或無地以自存焉。蓋得其要，則雖萬國而治，失其所守，則雖一天下不能以容，豈非一本于道德哉！」斯實純尚德治之說，異乎近世法治之旨。

　　已［以］論政力平衡之理，最精者莫若蘇子由[42]之《唐論》。其言曰：「天下之患，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為內憂，外重則為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強臣，天下之事皆制於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奸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橫行于四海而莫能禁，其亂不起于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使四方盜賊之患不至於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兵而內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次複徵引周、秦、漢、唐之制，而指明內重外重一偏之勢，皆有其弊，歸結於內外勢均，相維于平，而以唐制為較良。斯真論內外權力分配之錚佼者矣。

　　羅泌[43]《路史》中有《封建後論》之作，其旨一反柳宗元之說，謂行封建方為公天下，是亦分權論者之倫也。張橫渠[44]亦云：「所以必要封建者，天下事之分得簡則治精，不簡則不精。故聖人必以天下分之於人，則事無不治者。聖人立法必計後世子孫，使周公當軸，雖攬天下之政，治之必精，後世安得如此？且為天下者，奚為紛紛必親天下之事？今便封建，不肖者複逐之，有何害？豈有以天下之勢不能正一百里之國，使諸侯得以交結以亂天下！自非朝廷大不能治，安得如此！而後世乃謂秦不封建為得策，此不知聖人之意也。」分簡治精之理確正不刊，分權之利盡於斯矣。

　　馬貴與[45]病班孟堅斷代為史，末由觀歷代典制之會通。溫公[46]《通鑒》又詳於理亂興衰，而略於典章經制。爰取累朝制度、名臣奏牘、私家論述，觀其會通，加以評騭，成《文獻通考》。其《封建考》中有云：「諸儒之論封建、郡縣者，曆千百年未有定說。其論之最精者如陸士衡、曹元首則主綰[47]，李百藥[48]、柳宗元則主斯[49]，互相詆排，而其所發明不過公與私而已。曹、陸之說曰，唐、虞、三代公天下以封建諸侯，故享祚長；秦私天下以為郡縣，故傳代促。柳則反之曰，秦公天下者也。眉山蘇氏又從而助之曰，封建者，爭之端，亂之始，篡殺之禍莫不由之，李斯之論當為萬世法。」又云：「愚嘗因諸家公私之論而折衷之，曰封建、郡縣皆所以分土治人，未容遽曰此公而彼私也。然必有公天下之心，然後能行封建，否則莫如郡縣。無公天下之心，而欲行封建，是授之以作亂之具也。」准是言也，今以共和之制而行分權，宜無所弗適。蓋公天下之法常存，而公天下之心偶有也。

　　明清之際，梨洲[50]、亭林諸子，皆以內重外輕不足以善其治，而顏習齋[51]《存治篇》亦雲「非封建不能盡天下人民之治，盡天下人材之用。」又云：「三代以建封而亡，正以建封而久；漢、唐受分封藩鎮之害，亦獲分封藩鎮之利。」又云：「君非桀、紂，其亡難也；侯非湯、武，王之難[52]也。故久而後失之也，即君果桀、紂而侯果湯、武矣。本國之積倉自足供輜重，無俟掠人箱囷炊人梁棟[53]也。一心之虎賁[54]從王之與國，自足以奉天伐暴，無俟挾虜丁壯因而淫攜婦女也。南巢、牧野一戰而天命有歸，無俟於數年、數十年之兵爭而處（處）戰場也。耕者不變而市者不止，不至於行人斷絕而百里無煙火也。王畿鼎革而天下猶有君，不至於聞京城失守而舉世分崩，千百成群自相屠搶，歷數年不能定也。王者綏定萬邦而屢有豐年，不至於耕種盡廢，九域[55]蕩然，上幹天和，水旱相仍曆三二世不能複也。蓋民生天地，鹹沐封建之澤，無問興亡皆異於後世如此。而秦人任智力以自雄，收萬方以自私，敢於變百聖之大法，自速其年世，以遺生民氣運世世無窮之大禍，祖龍[56]之罪上通於天矣。文人如柳子厚者，乃反為公天下自秦始之論，是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可勝歎哉！」曹元首「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之喻，於此可謂闡發盡致，而其斥集權之氣焰，直欲起祖龍於九京而加以最後審判也。

　　愚今疏論集權、分權之說，上溯及於封建論、郡縣論之考稽，迥不同于洪憲時代復古之說，比附周官[57]，規複五等[58]，取媚於新莽之朝也。誠以禮制相因，百世可知，文獻之征，亦奚容忽？封建郡縣之爭至今告終，而統一聯邦之辯由今肇始，理或有同，勢則相異。古人所慮為分權之害者，今則隨其主體而俱銷；今人所慮為集權之患者，繼今當並其根株而盡絕，此則懲前毖後不為無功者也。於此有研究所得者數端，次舉于左［下］：

　　（一）昔人論封建以君主一姓為本位，吾人今日論分權以國家政治為本位。前者君為主，後者民為主。

　　（二）昔人論封建著眼於王室之安危，吾人今日論分權則著眼於中央、地方權限之分配。

　　（三）昔人有以封建為公者，其實諸侯各私其土地；有以郡縣為公者，其實君主奴隸其人民。惟在今日，公之一字允足當之。

　　（四）昔人主張內重者，為防地方之野心家危害王室；今人主張集權，則為防地方之離絕中央。昔人主張外重者，為制權奸之潛謀篡奪；今人主張分權，則為制梟雄之摧傾共和。

　　（五）昔者分權之難行，在於內慮君主尊嚴，外虞諸侯專擅；今則一由民治，二者均無足慮。

　　（六）內重則有內憂，外重則有外患，必內外相維以持其平，而後可言治安。至理名言，古今中外莫之或易。

　　入民國來，聯邦論與統一論時呈對峙之觀。辛亥之役，鄂軍政府曾電各省促派代表至鄂組織聯邦。山東獨立時，亦嘗揭聯邦之幟，自立山東憲法，舉孫寶琦[59]為總統，然曇花一現瞬即湮消矣。逮南京政府成立，各省代表議決臨時政府組織大綱，採取單一制，自是聯邦論遂闃然無聞。元年議省制，民黨中有主張民選省長者，反對者乃為簡任之說，大唱統一之論以抵之，而聯邦論、民選論幾無自容矣！袁氏專政，權威日熾，邦人士乃漸悟集權之禍，一至此極，遂幡然變計，複唱聯邦論矯制集權之潮流。然自袁氏殂隕，集權論雖未大張旗鼓，而聯邦論大有偃旗息鼓之觀。此最近集權、分權二論消長之大勢也。盡取《獨立週報》[60]、《中華》[61]、《民國》[62]、《甲寅》、《新中華》[63]諸雜誌而檢讀之，此種趨勢了若指掌。現代論壇，聲響在人，猶未甚遠，想讀者猶能憶及。為避浮冗，不更贅矣。

　　四、聯邦與統一

　　聯邦之名，國人至今多相驚以伯有[64]。以為聯邦之制一見實行，莽莽神州必且四分五裂，演成割據之局，統一殆無可望。不知聯邦絕非與統一相背而馳，且為達於統一之捷徑也。蓋嘗論之，國家與統一原無二致，一以示其名，一以示其質。既為國家以上未有不統一者，既認聯邦國亦為一種國家以上亦未有妨害統一者。彼認聯邦為妨害統一者，是不認聯邦為一種國家也。依斯立式，有如（甲）（乙）

　　

　　由綱目言之，則統一為綱，而單一與聯邦皆其目也。由方式言之，則單一與統一相等，聯邦與統一亦相等也。或有疑聯邦為分裂者，謂近世國家由分而合者有之矣，未聞有由合而分者也；由聯邦而統一者有之矣，未聞有由統一而聯邦者也。愚於答辯之前先發二問，以求說者解答。為問德意志、北美合眾國之組織聯邦也，為由合而分耶，抑由分而合耶？為問吾國政治之實況為統一耶，抑成割據之勢耶？德、美之聯邦乃由分而合，設非童騃，諒不否認；倘謂吾國實情為完全之統一，則斷不敢苟同其說也。吾國自清之季世，督撫權足以抗拒中央，已成積重難返之勢。重以辛亥、乙卯[65]二役，義師之興皆以各省為憑藉之資。而一省庶政類皆操之于督軍省長之手，惟所欲為，莫能遏制，於此而曰統一，非掩耳盜鈴，即諱疾自誤而已矣。德、美未統一以前，諸州首長各自為政，正無殊于吾國之今日，使非以聯邦之形式謀聯合之基礎，恐日以統一之幟頌言於各邦之前，而亦終於無成。蓋一國各有其特殊之國情、歷史、地理、民俗，政制即應乎此而設者也。章秋桐先生之言曰：「今之講國家主義最顯者宜莫若德意志，而未聞以聯邦故而有所妨……且也，凡國之能外競者必無內訌，聯邦之制亦泯內訌最良之法已耳。苟其國自始絕無內訌，聯邦問題自無從起，惟若內訌非以聯邦不能圓滿解決。以上乃廢而不講，徒欲勉強塗飾國家主義，以期國之統一堅強，其結果不至外面塗飾一分內面破裂一分，久而久之，所謂國家主義全墜於地不止。故知即以絕對之國家主義為的，而亦必熟察一國內情，其能孕育此主義之量共有幾何。果孕育之量僅及於聯邦而止，易詞言之，惟行聯邦之制國家主義始得孕育適當，則聯邦政治實乃發達國家主義最直最穩之途，採用他法都為迷誤。此不可不細審也。」吾國所函孕育國家主義之量，即孕育統一之量，是否以聯邦為至中之點，越此以往都為偏畸，終至墜地而不可收拾，是可不深長思之乎？

　　夫政理亦通於物理，西國政哲每以奈端引力之說詮疏政治，愛憎相間，辟闔相維，引拒互持，離合互用，相殺而相生，相反而相成，此其理不僅可以平兩黨之爭，中央地方權限分配之際亦宜遵奉此律也。且近世文明之特質惟在解放，吾國以專制之餘，凡其自體具有權威者，罔不遭君主之束縛，斯不獨個人已也，即省亦何獨不然。中央之力勢所難達，而又不令其自伸其權，自展其力，則省之權既不在中央，又不在人民，且更不在各省，惟有銷沉湮滅於相防相制之天矣。積各省之力而為國之力，省力既不得其相當之分，以為回翔之地，則上不足以強國，下不足以育民，而成麻木不仁之象，烏有發展向上之途？今者文明潮流之所蕩激，個人解放之聲日高，地方之對於中央又焉能長安其鉗制也。況以事實考之，世界廣土眾民之國，若英、德、美莫不帶聯邦之采色，而皆以富強著稱。德意志以一強敵天下之雄，尤足使人咋舌。獨俄國以行集權專制之政而日就削弱，屢為強敵所摧陵。即以吾國歷史論之，週末群雄並立，儼然有聯邦王國之觀，而其時學術文明最稱發達。此可知分權之優於集治，無古今中外一也。愚非必欲以駭世之名錫吾政制，蓋政制之規定宜本特定之事實，無需抽象之名稱，因乎國情制為適應之制度，乃政家之事。參稽各個特定之制度，而列於一定之範疇，乃學者之事。若澳洲、加拿大之制，同一制度也，而甲之學者則列之於聯邦，乙之學者則列之于自治，吾第求一適應國情之制度，其為聯邦抑屬單一，盡可讓諸學者之分類，非政家所當問也。本節之旨，不過欲世知聯邦之名與分權自治不甚相異，非必此蛇蠍而彼麟鳳也。倘必於聯邦之名諱莫如深，似其名挾有莫大罪惡、莫大秘密，必其實蓄有莫大自由、莫大幸福，驕悍之夫遂相率而身居割據之實，口拒聯邦之名，久而久之，國之不國，即在掩耳盜鈴之統一矣。嗚呼！是又豈聯邦之咎哉！

　　五、《雲南宣言》 [66] 之精神

　　以上所陳，在證明確定省之地位，雖不必加以聯邦之名，而亦不必避聯邦之嫌也。而況其確定，實合于《雲南宣言》之精神。《雲南宣言》者，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雲南護國軍以沈痛之辭所發之佈告也。文中有云：「義師之興，誓以四事：一曰與全國國民戮力擁護共和國體，使帝制永不發生；二曰劃定中央、地方權限，圖各省民力之自由發展；三曰建設名實相副之立憲政治，以適應世界大勢；四曰以誠意鞏固邦交，增進國際團體上之資格。」綜茲四義，除第四項純為對外之政策，其他皆關係國本之至計，屬憲法之範圍。此次西南各省首舉義旗，申討國賊，國民不惜冒萬險排萬難以響應之者，實欲以其莊嚴之血為犧牲之代價，而購此宣言之精神也。易辭言之，即此宣言中之四大條款，實不啻以國民淋漓熱烈之血大書特書於義軍之赤幟者也。各國憲法，莫不有其淵源，而憲法淵源之種類，不外條約、習慣[67]、公約而已。英國憲法之淵源，習慣而外，如《蘇格蘭合併法》、《愛爾蘭合併法》、《印度政治改良法》、《大憲章權利條款》、《皇位繼承法》皆是也。法國憲法之淵源，千八百十五年立法議會所發之《權利宣告》，其最著者也。美國憲法之淵源，《獨立宣言》及《聯邦條例》，皆其精神之所托也。吾之《雲南宣言》，其足為憲法之淵源，實與南京《臨時約法》居於同等之地位。蓋其性質屬公約，而此公約之成立，尤有國民之血為之鈐印也。愚曩言之，議憲諸公之任，乃在尋現代國民斑斕之血跡，如量以彰之於憲典。此項宣言，去今未及一載，悲憤之聲猶尚在耳！苟議憲諸公，竟湮沒其四大條目之一，斯無異于取消國民四分一之血跡，而於制憲之職為不忠，使此次護國軍歸於無意義耳。溯自項城未死，帝制已自取消，迨其既死，約法國會俱已恢復，是則擁護共和實行立憲之大義已昭然炳著於天下，所待于議憲諸公宣揚其宣言之精神者，惟茲劃定中央、地方權限之一事，即今日紛紛聚訟爭論最激之省制問題而已。抑劃定雲者，非徒托空言，漫無保障之謂，必將中央、地方之權限，提綱挈領明定於憲法，以為最高之保障，劃定之義始畢其能事也。若議憲者不審憲法淵源之所在，事過境遷，將此血色斑斕之公約漠然置之而不顧，則必貽國家以永續不絕之政治的紛爭，與憲政前途以莫大之阻障，竊為議憲諸公所不取也。

　　六、省制規定憲法之綱領及其程序

　　基於以上種種理由，省制似宜規定於憲法，既為愚所認定，繼此而當為商榷者，則其綱領及其程序是也。論其綱領，愚以為宜以簡明概括為主，俾不失其剛柔相濟之用較為允當。近日八政團，對於省制問題能為平心靜氣之協商，斯誠可喜之象。於此協商會議中，有平社草案及益友社草案二種，前者較簡，而後者較詳，均能示吾人以立論之準繩。愚乃參稽互證，並審時賢關於此案商究之大旨，立為方案如左。並世明達，不棄譾陋，幸辱教之。

　　省制規定憲法之大綱

　　第　章　省制

　　第　條　施行省制之各省，均為自治體。

　　第　條　省區劃及其變更，須經本省省議會之同意，並兩院各議員總額三分二以上之出席，出席三分二以上之可決以法律定之。

　　第　條　省于內務行政之範圍內，得自行處理關於本省公安、公益必要之事務，且得處理此項行政所需之財政。

　　第　條　省依政府之編制，得自征警備隊，其額數及經費由省議會議決。前［此］項警備隊，大總統于緊急必要時得調遣之。

　　第　條　省與中央政府有權限爭執時，由參議院裁決之。省與省有爭議時，准此。

　　第　條　省設省長一人，掌理省自治事務，並受中央政府之執［指］揮、監督，辦理國家行政事務。省長之任用及職權，以法律定之。

　　第　條　省設省議會，為省立法機關；省議會之組織及職權，以法律定之。

　　第　條　省設省參事會，襄助省長；省參事會之組織及職權，以法律定之。

　　第　條　省議會對於省長認為違法溺職時，得以議員過半數之列席，三分二以上之可決彈劾之。省長受彈劾時，大總統應免其職；如認為不當，得諮交參議院審定之。

　　第　條　省長經參事會之同意，得呈請大總統解散省議會。但同一會期內，不得為二次之解散，省議會解散後，省長應于三個月內，重行選舉，繼續開會。

　　第　條　未行省制之地方，以特別法律規定之。

　　綱領既定，則程敘如何？自非難於解決之問題。於此有三說焉：一省制須先以法律為完全之規定，然後摘其綱領入於憲法也。此說有子母逆產、因果倒置之嫌，決不足取。試問憲法與法律之效力孰強，而本法律以制定憲法，強憲法以從法律，揆之論理寧有當乎？一別以省制為一單行法，而以制定憲法之程敘制定之，使亦為憲法之一部也。此說用意在致疑於省制之難行，故令其為單行法，以防挫折失效，而免累及憲法全體之尊嚴。用意雖周，實亦朝三暮四，究無濟耳！一先將憲法其他部分完全制定，而後議省制之部分也。此說蓋欲藉此猶豫期間，留調查商榷之餘裕。是說也，愚取之。

　　七、對於八政團協商之希望

　　最後愚所希望於八政團[68]者，在蘄其能以優容之量涵納反對之主張也。蓋論辯之事，利在雙方儘量傾吐其理由，而反復商榷之。苟其說之信有合於真理也，將以辯析而愈昭著；若其違也，亦足以反證其弊，使人得非以察是，存之不惟無妨，而且有益焉。蓋心性之重討論，固與結斷無殊也。且即憲法制定之後，反對之主張亦非能禁其流行。美國當Philadelphia會議[69]之際，其議員中亦有二種相反之主張，即一則欲創一堅牢統一之共和國體，一則欲使加入聯邦組織，而由其州主權取一定之權力歸於中央政府之各州，無所損其獨立也。此種激烈之討論，不僅盛騰於此會議中，雖在憲法確定之後，亦常為論爭之燒點。直至今日，殆彌漫於美國歷史之全部，而其二大政黨率以是為基礎，名雖屢易，質則無殊，全美之人不入於此，則加於彼，決無中立之希望，且亦無此能力焉。竊謂吾國政黨不造則已，造則必求其根據。此等根據宜求之於政制之主張，不宜求之於人物之依附。果能利此機會，藉此二種相反之主張以為號召，其他人物之臧否、感情之向背，悉屏除之，而奠二大政黨之基礎，以統一目前棼泯之各小政團，廓清政界陰霾黯淡之象，則國運于以康寧，党幟於以鮮明矣！愚不禁於八政團協商之結果，為國家祝，為憲法祝，為政黨祝！（五、十一、九）

　　署名：李大釗

　　《憲法公言》第4期

　　1916年11月10日

　　【注釋】

　　[1]省中　宮禁之中。漢蔡邕《獨斷》：「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禦者不得入，故曰禁中。孝元皇后父大司馬陽平侯名禁，當時避之，故曰省中」。

　　[2]玩其文義，有尊崇之意　《漢書·昭帝紀》中帝姊「長公主，共養省中」一句後，顏師古注：「省，察也，言入此中，皆當察視，不可妄也。」本文此二句當本此義。

　　[3]「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語出《虞書·舜典》。意謂協調天子巡狩四嶽、會盟各諸侯國（部落）的時月，「時」謂四時，「月」謂月之大小。時月之差，由積日而成，所以要「正日」。度量衡本於十二種樂器的長短大小，所以要「同律度量衡。」

　　[4]懲秦之弊　懲，鑒戒。宋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書》：「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懲秦之弊」，意謂從秦的「夷封建為郡縣」得到教訓。

　　[5]文帝　指漢文帝劉恒（前202—前157），漢高祖劉邦之子，公元前180—前157年在位，曾採取措施削弱諸侯王勢力，加強中央集權。

　　[6]賈生之議　賈生指賈誼（前220—前168），20歲即被漢文帝召為博士，接著又升為太中大夫，後被大臣周勃等排擠，貶為長沙王太傅。他曾撰《上疏陳政事》，向文帝建議：「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使「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以便將諸侯勢力化大為小，從而達到國家長治久安的目的。參見《政治對抗力之養成》注29。

　　[7]晁錯　（前200—前154），西漢潁川（今河南禹縣）人。漢景帝劉啟即位時，被任命為御史大夫。公元前154年，他提出「重本抑末」政策，建議削奪諸侯王國部分封地，被漢景帝採納。不久，吳、楚等七國以「請誅晁錯以清君側」為名，發動叛亂，漢景帝聽信讒言，將他處死。

　　[8]六條規令　漢設刺史，以六條問事。《漢書·百官公卿表》顏師古注引《漢官典職儀》：「一條，強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強淩弱，以眾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奸。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淫賞，煩擾刻暴，剝截黎元，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托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正令。」刺史即按此監督郡守。

　　[9]唐世……分天下為十道　貞觀元年（627年），唐太宗李世民根據山川地勢，將全國劃分為十道：關內道、河南道、河東道、河北道、山南道、隴右道、淮南道、匯南道、劍南道、嶺南道。後隨著疆域的擴大，曾做過一些調整。開元二十一年（733年），唐玄宗對十道進行了較大調整，將山南、江南兩道劃分為山南東道、山南西道和江南東道、江南西道，又增設了黔中道及京畿道、都畿道。這種15道的劃分基本延續到唐亡。

　　[10]宋世……分二十三路　宋代「路」一級行政建置，其數量和所轄區域前後有所變化。至道三年（997年），宋太宗將全國劃分為15路。到天聖年間（1023—1032），宋仁宗又將全國析為18路，而到慶歷年間（1041—1049），宋仁宗又進一步縮小各路所轄區域，將全國劃分為23路，即：京東東路、京東西路、京西南路、京西北路、河北東路、河北西路、永興路、秦鳳路、河東路、淮南東路、淮南西路、兩浙路、江南東路、江南西路、荊湖南路、荊湖北路、成都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福建路、廣南東路、廣南西路。到崇甯、大觀年間（1102—1111），宋徽宗又進行過調整，但總體變化不大。

　　[11]晚清督撫之權，且逾于聯邦之首長。庚子之變，元首蒙塵，而地方不至瓦解者　指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中，京、津失守，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西逃，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則與各國達成《東南保護約款》，共同「保護」東南地區。山東、廣東、廣西、浙江、福建等省的督撫也先後參加了這一「互保」。除東南互保之外，東北、西北各省督撫、將軍也先後與俄國等達成了類似的「互保」協議。

　　[12]光、宣之交　指光緒末年、宣統初年之間，即1908—1909年前後。

　　[13]右集權者　右，尊崇、崇尚。《新唐書·元稹傳》：「然稹素無檢，望輕，不為公議所右。」「右集權者」，即崇尚、贊同集權的人。前人文中，亦有以「右」字表偏袒意。

　　[14]班孟堅　即班固（32—92），東漢著名歷史學家，扶風安陵（今陝西咸陽東）人，著有《漢書》等。本文言「班氏生當西漢，值中衰之運…」，「西」當為「東」之誤。

　　[15]「介人惟藩，大師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翰。懷德惟甯，宗子惟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　見《詩經·大雅·板》。全詩大意是：以善人為藩籬，以大師為垣牆。大邦以為屏蔽，大宗以為楨幹。能和其德則天下安寧，分建宗子則列城堅固。城不可使隳壞，宗不可使單獨。單獨、隳壞，則畏懼至矣。

　　[16]周、召相其治　周指周公旦，召（音shào）指召公奭。周成王時，他們共同輔政，分陝而治，皆有美政。相，助也。《周易·經上》：「輔相天地之宜。」這裡是說周公、召公幫助成王治理天下。

　　[17]刑錯　亦作「刑措」、「刑厝」，指置刑法而不用。《史記·周本紀》：「故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裴駰集解引應劭：「錯，置也。民不犯法，無所置刑」。

　　[18]陸士衡　即陸機（261—303），吳郡吳縣華亭（今上海松江縣）人，三國吳名將陸遜之孫、陸抗之子。吳滅亡後，與其弟陸雲同赴洛陽，時人稱為「二陸」。曾任平原內史等官，封關中侯。成都王司馬穎討長沙王司馬義時，他被任命為後將軍、河北大都督，兵敗後與其弟陸雲、從弟陸耽同時被殺。著作有《晉記》四卷、《洛陽記》一卷、《陸機集》四十七卷。

　　[19]官方庸能　官方，設官府，立常官。《國語·晉語四》：「舉善援能，官方定物。」韋昭注：「方，常也。物，事也。立其長官，以定百事。」庸能：庸，用、任用。《尚書·舜典》：「舜生三十征庸」（舜三十歲時受徵召、任用）。」全句意為，按照事務需要設官府，立長官，選用能者任職。

　　[20]後王　猶言君王。《禮記·內則》：「後王命塚宰，降德於眾兆民。」清龔自珍《農宗》：「古者未有後王君公，始有之而人不駭者何？」

　　[21]曹元首　即曹囧（音jiǒnɡ），三國魏人，齊王曹芳族祖，官弘農太守。

　　[22]曹爽　三國時魏將，譙（今安徽亳縣）人，曹操侄孫。魏明帝時，任武威將軍。齊王曹芳即位，他同司馬懿受遺詔輔政，後與司馬懿爭權，失敗被殺。

　　[23]「昔夏、殷、周……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曹元首《六代論》。據《全三國文》卷二十，李大釗所引兩段文字基本相同，只「兼併路塞」，《全三國文》作「並兼路塞」。

　　[24]柳子厚　即柳宗元（773—819），河東（今山西永濟）人。曾參予提倡改革，失敗後被貶柳州。撰《封建論》，對中國歷史上的治亂得失原因進行探討。李大釗下文所引即是柳氏該文之大意。

　　[25]私法　指保護私人利益的法律，如民法、商法等。

　　[26]公權　指公法所賦予的權利，公民權。孫中山《大總統通令開放蛋戶惰民等許其一體享有公權私權事》：「……凡以上所述各種人民，對於國家社會之一切權利公權……切許一體享有，毋稍歧異，以重人權，而彰公理。」

　　[27]私土　指個人所有的土地或封地。《公羊傳》成公十二年：「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自其私土而出也」。何休注：「私土者，謂其國也」。

　　[28]河汾王通　王通（580—617，一作584—618），隋河東郡龍門人，字仲淹，門人私諡「文中子」。相傳曾在河汾間招徒講學，仿古作《六經》，又作《中說》以擬《論語》，唐初開國功臣如薛收、魏征、房玄齡等多出其門下。但《隋書》及舊、新《唐書》均無王通傳。故自宋代以來，歷代均有學者對歷史上是否真有王通其人提出懷疑，認為此人是唐人虛構出來的，《中說》等也是後人托王通之名所作。因此，王通成為中國思想史上最有爭議又最富傳奇性的人物之一。李大釗文中說王通為比其晚一個多世紀的劉秩《政典》作序雖不知何所據，但因王通是如此的歷史人物，因而似也不足為奇。

　　[29]劉秩　唐彭城（今江蘇徐州）人，字祚卿，劉知幾子。唐開元末（730—740年前後），任左監門衛錄事參軍事、憲部員外郎。肅宗時升任給事中、尚書右丞等職。著作有《政典》等，對自黃帝至唐天寶年間（742—755）制度沿革史有所論議。

　　[30]微子尹東夏　微子，周代宋國的始祖，名啟，商紂的庶兄，封于微（今山東梁山西北），因見商代將亡，數次向紂王進諫，紂王不聽，遂出走。周滅商後，他被封于宋。《尚書·微子之命》（見古文經，今文經無）：「庸建爾於上公，尹茲東夏。」即周成王封微子為宋公，治宋亳之地。尹，即治，宋亳在東，故名東夏。「尹茲東夏」，即領有與治理宋亳（東夏）之地。

　　[31]蔡仲君蔡邦　蔡仲，名胡，周代人，下文所提的蔡叔之子。蔡叔發動叛亂被鎮壓後，蔡仲一反其父的所作所為，「率德馴善」，於是，周公向周成王建議，重新封他于蔡國。

　　[32]管、蔡為僇　管指管叔，周初三監之一，名鮮，周武王之弟，封于管（今河南鄭州）；蔡指蔡叔，亦為周初三監之一，名度，周武王之弟，封于蔡（今河南上蔡）。武王去世後，繼位的成王年幼，由周公旦攝政，他們不服，和武庚一起發動叛亂，被周公平定，管叔被殺，蔡叔被放逐。

　　[33]若濞、若長之徒　濞指劉濞，西漢諸侯王，沛縣人，劉邦侄，封吳王，曾在其封國內大量鑄錢、煮鹽，減輕賦役，招納人才，擴張勢力，後來景帝採納晁錯建議，削奪諸王國封地，他以誅晁錯為名，聯合楚、趙等七國發動叛亂，不久失敗，逃往東越時被人所殺。長指劉長，劉邦第六子，封淮南王，常以各種方式與中央對抗，後被廢，絕食而死。

　　[34]方伯　一方諸侯之長。《禮記·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史記·周紀》：「平王之時，周室衰微，諸侯強並弱，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後來泛稱地方長官為方伯。

　　[35]連率　亦作「連帥」。古十國諸侯之長名連帥。《禮記·王制》：「十國以為連，連有帥。」西漢末王莽建新朝，改郡守為連率。後泛稱地方長官為連率。

　　[36]必賜圭瓚然後鬯　圭瓚，古代用玉石做的酒器，形狀如勺，以圭為柄。鬯（音chànɡ），古代祭祀用的一種酒。《禮記·王制》：「賜圭瓚，然後為鬯。」

　　[37]有慶有讓　慶，賞賜、褒美。《孟子·告子下》：「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趙岐注：「慶，賞也。」讓，責備、責問。《左傳》桓公八年：「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黃隨不會。使□章讓黃。」《南史·劉劭傳》：「多有過失，屢為上所讓，憂懼，乃與劭共為巫蠱」。

　　[38]五嶽四瀆　五嶽，指嵩山（中嶽）、泰山（東嶽）、華山（西嶽）、衡山（南嶽）、恒山（北嶽）。四瀆，指江、淮、河、濟。《史記·封禪書》：「四瀆者，江、河、淮、濟也。」瀆（音dú），本指溝渠，泛指河川。

　　[39]景、武　指漢景帝劉啟（前188—前141）和漢武帝劉徹（前156—前87）。

　　[40]作佐官之律，嚴附益之法　漢武帝劉徹（前156—前87）為限制諸侯王的權力而頒佈的兩部法律。這些法律規定：仕于諸侯者為左官，其地位比中央政府官員地位為低，且諸侯王不得私自任用，必須由中央政府任免；阿媚（附益）王侯者，用重法懲治。由於這些法律的頒佈實施，諸侯王「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無力與中央政府相抗衡。

　　[41]歐陽永叔　即歐陽修（1007—1072），宋吉州廬陵（今江西吉安）人。參見《風俗》注38。

　　[42]蘇子由　即蘇轍（1039—1112），宋眉州眉山（今屬四川）人，與父蘇洵、兄蘇軾合稱「三蘇」。著作有《欒城集》、《春秋集解》、《詩集傳》等。

　　[43]羅泌　宋吉州廬陵（今江西吉安）人，字長源，生於宋孝宗乾道間（1165—1173年左右）。因鑒於史書言遠古者極少，遂發憤采各種典籍乃至緯書，會通著成《路史》47卷，自遠古迄兩漢，為研究上古史之參考資料。

　　[44]張橫渠　即張載（1020—1078），宋鳳翔郿縣（今陝西眉縣）橫渠鎮人，字子厚，曾任雲岩縣令，後為崇文院秘書，晚年任職同知太常禮院，不滿一年退職，歸家途中病死於臨潼。曾長期在關中講學，故也稱其學派為「關學」。著作有《正蒙》、《橫渠易說》、《經學理窟》、《張子語錄》等，後人編為《張子全書》、《張載集》。李大釗文中所引段落出自《經學理窟·周禮》一章。

　　[45]馬貴與　馬端臨（約1254—1323），字貴與，號竹洲，宋、元之際史學家，樂平（今屬江西）人。曾用20餘年著成《文獻通考》，為記述歷代典章制度的重要著作。

　　[46]溫公　即司馬光（1019—1086），宋陝州夏縣（今屬山西）人，字君實，封溫國公。是宋代著名的政治家，曾堅決反對王安石變法，並在主持朝政後廢除新法，罷黜新黨。著作有《通志》、《資治通鑒》、《溫國文正公文集》、《稽古錄》等。

　　[47]綰　指王綰，秦始皇時曾任丞相，曾向秦始皇建議在燕、齊、荊等地封建諸侯王。

　　[48]李百藥　（565—648），唐初史學家，字重規，安平（今屬河北）人。曾任隋建安郡丞，入唐後任中書舍人等職。貞觀元年（627年）奉詔撰《齊書》，經10年，成50卷，今稱《北齊書》。

　　[49]斯　指李斯（？—前208），秦代政治家，楚國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戰國末入秦，被秦王政任為客卿，不久又被升為廷尉。他建議對六國採取各個擊破的政策，對秦始皇統一中國起了很大作用。秦統一後，任丞相，反對分封制，主張焚《詩》、《書》，禁私學，以加強中央集權。秦始皇死後，為趙高所忌，被殺。著作有《諫逐客書》、《倉頡篇》等。

　　[50]梨洲　參見《覆景君函》注3。

　　[51]顏習齋　即顏元（1635—1704），清代博野人，字易直，習齋是其號，生平最重「習」字，故把自己所住之處稱為「習齋」。順治中主講肥鄉漳南書院，門人中最著名者有李塨等。他們提倡實學，時稱顏、李。著作有《存學、存性、存治、存人四編》及《四書正誤》、《習齋記餘》等。

　　[52]侯非湯、武，王之難　王字此處用作動詞，意思是「作帝王」。全句意思是說：如果不是像湯、武那樣（得民心）的諸侯，要想做帝王是很困難的。

　　[53]炊人梁棟　用人家的梁棟來做飯。

　　[54]虎賁　原為官名。《周禮·夏官》有虎賁氏，掌王出入儀衛之事。虎賁，指如猛虎之奔跑，比喻勇猛。漢代設虎賁郎，置中郎將，主管宿衛，多至千人。後即以此通稱勇士。

　　[55]九域　九州。《詩經·商頌·玄鳥》：「方命厥後，奄有九有」。也泛指全國。《文選》晉應吉甫（貞）《晉武帝華林園集詩》：「六府孔修，九有斯靖」。

　　[56]祖龍　指秦始皇。《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六年「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遺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禦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集解》：「蘇林曰：『祖，始也；龍，人君象。謂始皇也』。」

　　[57]周官　《尚書》篇名。《尚書·周官》：「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篇中敘述周設官分職和用人之法。

　　[58]五等　古代爵位的五個等級。說法不一。《禮記·王制》：「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又《孟子·萬章》下：「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疏》：「蓋以《孟子》所言則周制，而《王制》所言，則夏商之制也。」民國初年袁世凱洪憲帝制時曾試圖恢復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制，不久隨袁之敗亡而廢。

　　[59]孫寶琦　（1867—1931），浙江杭州人，字慕韓，1911年初任山東巡撫。辛亥革命時，曾一度宣佈山東「獨立」，不久即取消。1913—1914年間曾任外交總長、國務總理等職。

　　[60]《獨立週報》　1912年9月在上海創刊，英文名稱The Independent，由獨立週報社編輯發行。編輯人章行嚴（秋桐），發行人王旡生。李大釗在《物價與貨幣購買力》一文中曾稱：「僕向者喜讀《獨立週報》……」。參見《彈劾用語之解紛》注2。

　　[61]《中華》　（Ch′un Hua），1913年7月在北京創刊，半月刊，中華雜誌社編輯發行。

　　[62]《民國》　（Min Koh），1914年5月在日本東京創刊，月刊，由民國社發行，編輯及發行人東辟（即居正）。

　　[63]《新中華》　1915年10月在上海出版，英文名稱：The New China Magazine，月刊，由新中華雜誌社編輯發行，1916年6月停刊，共出六期，曾發表過大量有關聯邦論的論、譯之作。

　　[64]相驚以伯有　伯有，春秋鄭國大夫良霄的字。他主持國政時，和貴族駟帶發生爭執，被殺。傳說他死後變為厲鬼，出沒無常，人們因之常懷恐懼而杯弓蛇影般地互相驚擾。後來，把自我幻覺出來的驚恐稱作「相驚伯有」或「相驚以伯」。

　　[65]乙卯　指1915年（乙卯年）護國戰爭。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凱發佈授受帝位申令，引起社會各界反對。原雲南都督蔡鍔和國民黨人李烈鈞等奔赴昆明，聯絡雲南督軍唐繼堯於25日通電反袁，宣佈雲南獨立，成立護國軍。次年，蔡鍔率一軍入川，與袁軍戰於敘州（今宜賓）、瀘州等地。貴州、兩廣、浙江、陝西、四川等地也相繼宣佈獨立。1916年3月，袁世凱被迫宣佈取消帝制。6月，袁死，乙卯之役結束。

　　[66]《雲南宣言》　據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和雲南省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叢刊：護國運動》，李大釗文中所引「四事」出自1915年12月31日《唐繼堯蔡鍔等再次聲討袁世凱帝制自為罪行通電》，而在此前所發各宣言、通電中均無此內容。另：前述《通電》中所列「四事」與李文中所列「四事」，內容相同，文字略有出入。李文中「一曰與全國國民」，《通電》稿中為「一曰與全國民」，少一「國」字；李文中「三曰建設名實相副之立憲政治」，《通電》中為「三曰建設名實相副之立憲政府」（見《護國運動》，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90頁）。

　　[67]習慣　指習慣法，即：社會習慣、風尚經國家、社會確認，具有法律效力，但又無明確條文規定。亦稱「不成文法」。李大釗在《民彝與政治》、《制定憲法之注意》等多篇文章中都使用、論述過這一概念。

　　[68]八政團　指憲法研究會、憲法商榷會、憲法討論會、韜園、憲法協議會、平社、益友社、丙辰俱樂部。1916年10—11月間，上述八個政團圍繞著省制是否列入憲法問題展開討論，意見分歧較大。11月1日，八政團在憲法討論會倡議下聯合組織「政團憲法協商會」，並發表章程。此後，整個11月間，八政團圍繞省制問題連續舉行數次會議，在當時的憲法問題討論中產生相當影響。有關這些會議的內容、各方參加的代表、平社和益友社所提出的討論草案，見1916年11月2、5、11、14、26及29日等日的北京《晨報》。

　　[69]Philadelphia會議　參見《制定憲法之注意》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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