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情|李大釗_學達書庫

國情

　　（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十日）

　　自《臨時約法》為集矢之的，而世之談國情者眾。夫衡憲典于國情，甯匪可尚者，而以客卿[1]論國情，則扞格[2]之處恒多。縱其宅心立言，力辟國拘，而欲以誠摯自貢，慮其所謂國情者，究屬皮相之見，不葉於實象，所向愈切，所去愈遙。況邦國之際，利害相反者有之，使其人而褊塞陰狠者，忠於己不必忠於人，則其標為治安之制者，安可信賴。蓋國情之不可與客卿謀也久矣。

　　今國人信為足與謀國情者，為日人有賀長雄[3]與美人古德諾[4]。二氏學詣之所造，吾不敢知。但知古德諾氏之論國情也，必宗於美，否亦美洲人目中之中國國情，非吾之純確國情也。有賀氏之論國情也，必比於日，否亦日本人目中之中國國情，亦非吾之純確國情也。幸而與謀國情者僅一美人一日人耳，而新約法之毛顏已斑雜二種。設更得黃金百萬，開館築台，延納列國博士，相與辯析天口[5]，文擅雕龍[6]，抵［扺］掌而論吾國情，時勢潮流之所推移，群眾狂暴之所釀煽，一人意志之所專恣，所能容與斟酌於國情者之量幾何？將亦為天下挾策幹時之士[7]裂矣。夫非築室道謀[8]之類乎？

　　往者有賀氏倡為總統內閣制之說，以迎當道，而憲法之風潮以起，吾儕已驚其立言之異趣矣。而新約法頒佈之頃，古德諾氏複有《新約法論》[9]刊於北京各報，所論是否諧理，姑不置辯，以新約法為物，無吾儕管窺法理之餘地，獨其所謂國情者，不能無疑焉。

　　氏之論國情也，要謂吾民俗重視家族，淡於政治，自昔無選舉制度，似謂國情如此，行代議政治有所未安者。吾嘗思之，中國自唐虞之世[10]，敷教明倫[11]，親九族[12]以協萬邦，家族之基，於以確立，聚族為村，有禮俗以相維繫，國家權力之及於民者，微乎渺矣。百年而上，尚純以放任為治，征賦折獄而外，人民幾與國家無涉，國權之及於民也輕，故民意之向於政治也淡。然歷代君人者，必以省刑罰、薄稅斂為戒，其民始相安於無事，否則揭竿四起矣。尤以宅國大陸之中，閉關自守，曆有年所，初無外力之激迫感［撼］動，而家族制度之鞏固，亦足以遠卻國家之權力，故此狀保持獨久，民情亦因之稍異，斯誠近似。而今則何如者？近世國家政務日繁，財政用途亦日增，人民負擔之重，已非昔比。於是「不出代議士，不納租稅」之聲愈高，而爭獲參政之柄者，亦不惜犧牲身命以求之。稽近世政變之由來，直可謂為因賦稅之加重而起也。中國海通而後，亦競立于列國之林，財政用途之擴張，不惟不能獨異，而以屢逢創挫，國力益微，養兵賠款，窮索編氓，維新以來，負擔益重。夫前之漠然於政治者，以國家權力之及乎其身者輕耳，今則賦重於山矣，法密于毛矣，民之一舉一動，莫不與國家相接矣！縱懸厲禁以閼之，民亦將進索政權而不顧，乃謂其不習于代表政治，退抑之使仍聽命于行政者意旨之下，此實逆乎國情之論也。苟能返吾民於上古榛莽之域，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帝力何有於我者[13]，雖無國家可也。即不然，取於民者有限，法令不如今之繁，賦斂不如今之重，使民不聞政猶可也。奈世無茲大力者堪與時勢抗耳。抑氏不雲乎：「官吏誅求過苛，民不堪命，故群起而抗之，然人民對於政治之權力，舍此固無他術也。」夫然，當此負擔加重之時，吾儕乃謀所以避其反抗之道，欲以代議政治行于吾國，以免於禍亂，而氏必欲保吾已往之國情，必欲使吾民舍群起反抗無他術焉。吾不識制憲法衡國情者，將以求治乎，抑以蓄亂乎？

　　氏論最奇者，莫如「人民生計至艱，無參究政治之能力」，及「其人民既不習于代表之政治，而又有服從命令與夫反抗苛虐之積習，一旦改數千年專制之政體，一變而為共和，欲其晏然無事，苟非其政府有維持秩序之能力，蓋必不可得之數矣」。吾之國民生計，日瀕艱窘，無可掩諱，然遽謂其至於無參政能力之度，吾未之敢信。蓋所謂生計艱者，比較之辭，非絕對之語，較之歐美，誠得雲然，較之日本，尚稱富裕，胡以日人有參政能力，而我獨無也？此則大惑不解者矣。共和國民之精神，不外服從法令與反抗苛虐二者。蓋共和國之所由建造，大抵為反抗苛虐之結果，而其所以能安于共和政治之下者，則必有服從法令之精神。今氏指斯二者為吾之國情民性，虞其不能晏然于共和之下者，抑又何也？且國無間東西，政無分共和、專制，政府要宜具有維持秩序之能力，此政府之通性也。共和國既不能獨異，亦非特因吾之國情而需乎此者，氏以忠於國情過篤，竟忘其為政府之通性，何其率也！

　　言國情者，必與歷史並舉，抑知國情與歷史之本質無殊，所異者，時間之今昔耳。昔日之國情，即今日之歷史；來日之歷史，尤今日之國情。談憲法者，徒顧國情於往者，而遺國情於近今，可怪也。吾以為近今之國情，較往昔之國情為尤要，蓋憲法為近今之國情所孕育，風雲變色，五彩旗翻，曾幾何時？漢江之血潮未幹[14]，盟誓之墨痕宛在[15]，共和政治之真義，尚未就湮，人且棄之若遺。如古德諾氏者，至不惜掘發歐洲古代之文辭故事於亡國荒塚之中，以章飾新約法，謂國家即帝國其質，元首即終身其任，亦無妨于共和之修名，惜氏所知者僅於Republic[16]之一字耳。使更有人以周人逐厲[17]之事相告，則論共和先例者，當更添一奇觀矣。傷時之士，見有賀氏議論，怦然心動，至謂以地勢相連，遂成今果，無善法以彌此憾，惟深望識時之彥，常往來歐美。嗚呼！歐美人之言，豈盡可恃哉！求國情于外人，竊恐此憾終難彌耳。

　　署名：李大釗

　　《甲寅》雜誌第1卷第4號

　　1914年11月10日

　　附：

　　《甲寅》雜誌編者按語

　　按此篇著社已久，前期幅滿，為手民倉卒抽出，未及排入，深以為歉。然文中所含真理，歷久不渝，且古氏之論，惡果甚深，正賴有人隨時匡救。作者或不以出版之遲速為意也。編者識。

　　[1]客卿　指下文中提到的「日人有賀長雄與美人古德諾」。

　　[2]扞格　扞，衛也，亦作捍。扞格，牴牾不相入也。

　　[3]有賀長雄　（1860—1921），日本國際法學者。1912年，被袁世凱聘為法律顧問。1915年，積極慫恿袁世凱全部接受日本向中國提出的「二十一條」。1916年，袁世凱登基稱帝時，他首先上表稱臣。

　　[4]古德諾　Frank Johnson Goodnow（1859—1939），美國政治學家。曾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行政法教授、美國政治學院代理院長，著有《比較行政法》（1893）、《政治與行政》（1900）、《美國行政法原理》（1905）等。1913年被袁世凱聘為總統府顧問。次年回國，任霍浦金斯大學校長。同年11月在紐約發表《中國新約法論》的演說，認為中國的《臨時約法》不合國情，而袁世凱指使搞的《中華民國約法》更合中國的歷史習慣。1915年8月10日，他又在《亞細亞日報》發表《共和與君主論》，說中國是「民智低下之國，其人民平日未嘗與知政事，絕無政治之智慧，則率行共和制，斷無善果」。並鼓吹「中國如用君主制，較共和制為宜。」

　　[5]辯析天口　天口：形容人能言善辯。《文選·任昉〈宣德皇后令〉》：「辯析天口，而似不能言」。李善注引《七略》：「齊田駢好談論，故齊人為語曰天口駢。天口者，言田駢子不可窮，其口若事天。」

　　[6]文擅雕龍　雕龍，雕鏤龍紋。比喻善於修飾文辭或刻意雕琢文字。語出《史記·孟子荀卿列傳》：「鄒衍之術迂大而閎辯；（鄒）奭也文具難施；淳於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裴駰集解引劉向《制錄》：「鄒奭修衍之文，飾若雕鏤龍紋，故曰『雕龍』」。

　　[7]挾策幹時之士　挾策，亦作「挾筴」，胸懷計謀、策略。宋濂《〈桂氏家乘〉序》：「週末有季楨者，與其弟眭挾策以幹諸侯。」幹時：求合於當時。《管子·小匡》：「寡人欲修政以幹時於天下，其可乎？」

　　[8]築室道謀　本謂自家蓋房子，卻同過路的人商量。喻己無主見，謀於不相干的人，必難成事。

　　[9]古德諾氏複有《新約法論》　1914年11月19日，古德諾在紐約法政學會舉辦的宴會上，發表題為《中國新約法論》的演說，指出：18世紀為天賦人權說的時代，美國獨立、法國革命即由此而起；而19世紀則為進化論、歷史法學派興起，證明天賦人權說並不科學，不符合人類歷史的實際。他認為，一個國家的制度並非取決於人民自覺的選擇，而是取決於實際生活的需要、歷史傳統、人民習慣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力量。而在中國，最具有實力的是袁世凱。但是，孫中山頒佈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予國會以大權，於政府則限制其權，是與中國國情不合；而袁世凱1914年5月頒佈的《中華民國約法》大增總統之權，使總統成為政權之中心點，則與中國歷史、習慣、國情更為相合。因而，他得出結論說，袁世凱將引導中國步于憲政軌道。

　　[10]唐虞之世　指上古之世。唐即唐堯，傳說中的上古五帝之一。帝嚳之子，姓伊祁，名放勳。初封于陶，又封于唐，號陶唐氏。後傳位於舜。虞即虞舜，上古五帝之一。姓姚，名重華，因其先國于虞，故稱虞舜。事見《史記·五帝本紀》。唐虞之世，意謂太平盛世。

　　[11]敷教明倫　敷教（音jiào），佈施教化。《尚書·舜典》：「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明倫：闡明人倫。《孟子·滕文公上》：「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

　　[12]九族　以自己為本位，上推至四世之高祖，下推至四世之玄孫為九族。《尚書·堯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孔傳：「以睦高祖、玄孫之親。」一說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為九族。《漢書·高帝紀上》：「置宗正官以序九族。」

　　[13]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帝力何有於我者　此二句引自古代《擊壤歌》。相傳唐堯時有老人擊壤而唱此歌。漢王充《論衡·藝增》：「傳曰：『有年五十擊壤于路者，觀者曰：『大哉，堯德乎！』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按：末句《群書治要》卷十一引作「帝力何有於我哉？」，《太平御覽》卷四八九引作「帝力于我何有哉？」

　　[14]漢江之血潮未幹　漢江之血潮，指1911年革命黨人發動的武昌起義。是年四月，四川、湖北、湖南、廣東人民為反對清政府將川漢、粵漢鐵路收歸「國有」，以及將築路權出賣給英、法、德、美四國銀行團，掀起保路運動。早已積蓄了力量的湖北革命團體文學社和共進會，於9月14日聯合組成準備起義的領導機關，推文學社領導人蔣翊武為湖北革命軍總指揮，共進會領導人孫武為參謀長，預定10月6日舉事，又改期9日發動。9日上午，孫武等試製炸彈，失事洩密，漢口、武昌起義機關被破壞，彭楚藩、劉複基、楊宏勝三人遇害，蔣翊武出走。10日上午，湖廣總督瑞澂下令搜捕革命黨，形勢緊迫。當晚，革命党人熊秉坤、金兆龍等首先發難，各營奮起，次日佔領武昌，成立軍政府，發表宣言，號召各省起義。湖南、陝西等省相繼響應，形成全國規模的辛亥革命。

　　[15]盟誓之墨痕宛在　盟誓，指袁世凱宣稱贊成共和、遵守《臨時約法》的誓言。1912年3月10日，袁世凱宣佈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職時宣誓說：「民國建設造端，百凡待治。世凱深願竭其能力，發揚共和之精神，滌蕩專制之瑕穢，謹守憲法，依國民之願望，蘄達國家于安全強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樂利。凡茲志願，率履勿渝。」（《南京臨時政府公報》第三十六號）。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凱就任正式大總統職，再次宣誓云：「余誓以至誠，謹守憲法，執行中華民國大總統之職務。」（《蒞任正式大總統宣言》）

　　[16]Republic　英文，意為「共和」。

　　[17]周人逐厲　厲，指周厲王。據《史記·周本紀》載，周厲王貪財暴虐，壟斷山林川澤的資源，又使衛巫監視國人，嚴禁議論政事。它的暴政，導致國人於公元前841年暴動，將周厲王趕出都城。厲王逃奔至彘（今山西霍縣），朝政由召公、周公臨時主持，號稱「共和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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