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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芷章《腔調考原》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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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山王石渠君積多時研究之結果,寫成《腔調考原》一書,將出版,以倫哲如先生之介紹,要求我替他做一篇序。序是我不大會做的,只能說,我既然僥倖得於此書出版之前即有閱讀的機會,自然應當在讀完之後,把自己的意見寫出一些,以答謝王君的盛意。 就我所知道的說,朋友中研究中國戲曲史很努力,而已有相當的成功的,要算齊如山、周志輔、馬隅卿、趙斐雲、孫子書諸先生。齊先生注意于技術上的記載,周先生注意于梨園掌故,馬趙孫三先生注意于劇本之搜集,從而探討其情節上或詞句上的流變:這些都是中國戲曲史中很重要的部分,他們諸位分道揚鑣,窮年累月的做去,比到已往或現在的所謂談劇家的輕描淡寫的工作,情形大不相同了。現在王石渠君所做的《腔調考原》,雖然只有小小一本,我卻認為可以列于齊周諸先生著作之林而獨樹一幟。因為,研究腔調的流變,就性質說來,是戲曲史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戲曲中所重者唱與做,而唱尤重於做。所謂腔調,拆穿了說就是唱法,就是歌唱時用的譜子。要是研究戲曲史而把這一件事忽略了,那我敢膽大的說,這一部戲曲史是永遠不能完成的。正如要替某甲畫一個肖像,把他的衣冠姿態、手足髮膚都畫了,卻留著面上是白白的一塊,沒有給畫上耳目口鼻。 但是,這一部分工作實在不容易做。假如已往的戲劇,都有詳細的曲譜流傳下來,那是只需費一點比較的功夫就好了。無如事實上,我們所能看見的,只有昆腔的曲譜是詳細的,其餘諸腔調,或者是全無曲譜,或者是雖然有一點,實際還等於沒有。因此,要在這上面用功夫,決然不能得到成篇成段的有系統的材料,而只能就已往的記載之中,零零碎碎的找到一些影子。但已往的記載,即前文所說的輕描淡寫的劇談之類,又往往不十分可靠。因為這些記載的作者,並不全是有學問的,即使有一兩人有學問,也只是為一般的賞鑒心理或好奇心理所驅使,甚而至於是為卑劣的捧角心理所驅使,隨隨便便的寫一些;他們既沒有把自己的記載當作一種正經著作,自然也就不肯用什麼考據功夫:他們所說的話,也盡有是以意為之,完全不足依據的;也盡有是捕風捉影,彼此抄襲,陳陳相因,粗一看好像是諸家共主一說,已可認為定論,仔細一推求,卻還立足不穩的。要在這種的記載裡找材料,必須具有披沙煉金的功夫。然而我們所能有的沙就不很多,再要在沙裡去淘出金來,自然更少,甚而至於可以說,能不能得到一點,還在不可知之數。向來有志研究中國戲曲史者之未能著力於腔調問題,其故即在於此。而王君偏能不怕難,偏能正對著這難的方向走去,無論他現在已走到了什麼程度,無論他已得到的結果將來是否再有搖動的可能,他那種不怕難的精神與勇氣,已值得我們欽佩,同時也做了他將來能于得到圓滿結果的保障。 王君證明二黃調曾有兩度入京,一在乾隆五十五年,一在道光十八年;又證明這兩種二黃調的唱法不同。就我個人的意思說,這是全書中最精確、最有價值的一點;亦許將來王君還能在這上面推闡得更詳細、更進步,但根本上是決不會搖動的。不過當初的二黃是否必須從竹而作「簧」字,後來的二黃之名,是否由於「湖廣」二字切合而為「黃」字,我多少還有一點懷疑。王君以為西皮調不出於湖北而出於甘肅,我也覺得還有研究的餘地,因為,就現在通行的西皮二黃而論,音樂色彩是很相近的,所以在一戲之中,西皮二黃同用者甚多;若說二黃出於湖北,西皮出於甘肅,地域相差得如此之遠,恐怕事實上不容易有這樣相近的音樂色彩,除非我們能從歷史上或地理上找出特殊的理由來。王君對於秦腔、勾腔、昆腔、弋腔及其他各腔,也都有相當的考證和論斷,可惜我這幾天正是忙不開交,而且行色匆匆,不日就要到察哈爾綏遠一帶去調查方言,只能略略一讀,詳細的研究,請俟異日。 讀完了王君的書,忽然想起了我近數年來對於中國舊劇上所有的兩種見解,不妨借此說一說。 第一點,有人說,古時的歌唱,都是一字一音,到近代才變成一字多音。這句話亦許未必絕對真確,但至少我們總可以說,古人歌唱之中,即使不全是一字一音,也決沒有現在皮黃之中之所謂「翻腔」,把一個字翻到幾十個音的。這種的翻腔,就美的立場說,當然不得不承認是一種進步。但翻腔的功用,只能助美;假使我們只能在翻腔上取勝,而不能從大處著墨,不能在歌曲的全部骨幹上組織上求進步,那就等於文章做不好,卻把詞頭兒堆砌得滿紙,雖是取媚於俗人,終必見嗤于大雅。現在的皮黃,是不是已經走上了這一條路呢? 第二點,皮黃中的「板」,實在有限得很。此所謂板,實際是皮黃中所包含的種種不同的曲調,據王君書中所列西皮調二黃調兩表,通共只有十幾種。要把這十幾種的板,配合人類中千變萬化種種不同的情感,那是無論如何都做不到的。因此,我同許多人說過,此後的中國歌劇,應當不以專唱某一派的曲調為限,應當放開門戶,把中國所有的曲調完全容納:無論是皮、黃、昆、弋,以至於各地的民間歌曲,都可以採用於一劇之中;只要看某一段劇情,應當採用哪一種曲調,就採用哪一種曲調。若是沒有現成的舊曲,就應當自製新曲。在必要時,也不妨採用西洋樂曲。 藝術本無國界,皮黃所用的胡琴,既名曰胡,不分明是外國來的麼?昆曲所用的笛,即所謂羌笛,不分明也是外國來的麼?中國的音樂歌曲,自漢朝以後即深受外國的影響,隋唐以後更不必言。現在之所謂國樂國劇,血管中正有不少的外國成分,何一是道地的國貨?我們的祖宗並沒有關了大門拒絕外國歌樂,而我們做子孫的,不但要關大門,還要把大門以內的各重小門,也關得緊緊,彼此不通音問,究是何苦?王君書中指出「《三拜樓藏曲》有《盤絲洞》劇本兩種:一種為[弦索]與[昆曲]合者,鹹同以來,內庭梨園皆採用之;一為前有[二黃倒板]而後有[點絳唇]、[新水令]、[折桂令]……十支[昆曲],則嘉道間所用之本也」。此可見古人的心懷,原不如今人之狹窄;或者可以說,古時伶人,「昆亂俱妙」,不若現在之低能;因低能而關門塞狗洞,原是情理中事! 我提出以上兩點,當然不免要為舊派伶人和所謂劇談家也者加以反對,而罵我為不懂舊劇。 不差,我的確不懂。但我的懂不懂有什麼關係呢?我只覺得以皮黃為正宗的所謂中國舊劇,現在已到了萬分危險的時候:一方面是話劇的提倡與進步,一方面是西洋音樂之輸入,有留聲機、無線電、有聲電影為之傳播,日積月累的把一般青年閑著唱戲的興趣,轉而唱西洋歌。這兩大宗勢力是不可輕視的,將來都有奪取中國舊劇地位的可能。你們從事舊劇或提倡舊劇的人,若不放大眼光,自求可以奮鬥可以生存之道,卻一味抱殘守缺,不肯改良,忘卻了世界是進步的,不是停頓在一點上面的,那我就不妨老實告訴你們:到你們的殘抱不住了,缺守不住了的時候,接著就是兩個可怕的字:滅亡! 廿三年六月八日,劉複敬序 (原載1934年8月5日《人間世》半月刊第1卷第9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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