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實說了」的結束|劉半農

「老實說了」的結束

　　關於《老實說了》的文章，登到昨天已登了十八篇了。剩下的稿子雖然還有三五篇，卻因內容大致是相同的，不打算發表了。（只有杜棠君的一篇《為老實說了罷注釋》，說我之所以要做「老實說了罷」，由於《幻洲》第六期中潘某罵我之不根據事實，意想似乎別致些。其實這個揣想是不盡真確的。潘某之罵人，並不必到了第六期中才沒有根據事實。他說我的《揚鞭集》用中國裝訂是釘徐志摩的梢，早就大錯。新書用舊裝，起於我的《中國文法通論》。這書出版於民國八年。並不象宋板元板那樣渺茫，而潘某竟沒有看見，是誠不勝遺憾之至！）

　　登了這麼些的文章，要說的話似乎都已給人家說盡，我要再說幾句，的確很難。但不說幾句又不好，無可如何，只能找幾句人家沒有說過的話說一說。

　　我說：這回的討論，結果是當然不會有的。但結果盡可以沒有，而能借此對於青年們的意志作一番測驗工夫，也就不能說不上算。

　　於是，我就不得不對於乾脆老實的蔣緝安先生大表敬意了。他痛痛快快的說：書不必讀，更不要說整本整本；要做文藝創作家，舍堆砌辭頭而外無他法；描寫或記載事物，態度不必誠實。這種的話，要是「青年」們早就大書特書的宣佈出來，我們也早就把他們認清了。不幸他們沒有，直到我的文章出現了才由蔣先生明白說出，雖然遲了一點，究竟還是我們的運氣。

　　不過，在這一點上，我對於我的老朋友豈明先生不免要不敬一下。他以為我的話是老生常談，同吃飯必須嚼碎一樣普通；他看見了蔣先生的話，不要自認為常識不夠嗎？

　　在隱名於「太乙老人」的人的一篇文章（見《每日評論》）裡，我們發現了「真天足」「假天足」兩個名詞。這盡可以不必加以辯正，因為名與實，究竟是兩件事：你盡可以自己題上個好名，再給別人加上個惡名，這種名稱適合與否，自有事實在那裡說話。

　　同在這一篇文章裡，我們看見了「來，教訓你」這一句話。果然，我在這一篇文章裡，以及他的同黨諸君的文章裡，得到了不少的教訓。

　　第一，便是豈明所說的，不捧且不可，何況是罵。所以我們應當注意，現在的青年們，比前清的皇帝還要凶得多。

　　第二，因為要罵魯迅，所以連廚川白村也就倒了黴；因為要罵我，所以連《茶花女》一書也就打在「一類的東西」裡算賬。皇帝時代的株連，「三族」也罷，「九族」也罷，總只限於親族，此刻卻要連累到所譯的書，或所譯的書的作者。最好我們還是不譯書罷，因為我們譯了書而帶累原作者挨駡，未免罪過。

　　第三，我說的是「功是不肯用的」，這分明與肯用功而景況不能用功者無關。但是，人家偏沒有看見「肯」字，偏要說：「俺同情於那般要求知識而得不著知識的青年」，偏要說：「有多少青年已經衣不蔽體，饑不得食，這就是你所罵的青年們。」這就是「真天足」的青年們的辯論上的戰略！

　　而況，現在中國的環境，真已惡得絕對不能讀書了麼？這話我也有些懷疑。我只覺得肯讀書的人，環境壞了，只是少讀些便了，決不至於完全不讀；不肯讀書的人，環境壞時固然可以咒駡著環境而說不能讀，到環境好時可以贊詠著環境而說不必讀，真所謂：

　　春天不是讀書天，
　　夏日炎炎正好眠，
　　秋有蚊蟲冬有雪，
　　收拾書包好過年。

　　與其這樣忸怩說出許多理由來，還不如蔣緝安先生大刀闊斧的說聲不要讀，倒還真有些青年的精神。

　　第四，現在的博士與大學教授兩個名詞，大約已經希臭不可當的了。所以，做文章稱別人為博士，為教授，也不失為一種武器。所可異者，博士和教授都是大學裡生產出來的。他一方面在咒駡博士教授之要不得，一方面又並不說大學之要不得，反在說「北京大學成了個什麼模樣」。但是，這有什麼要緊呢，說話本來就是自由的！

　　第五，蔣緝安先生既已說了不要讀書，卻沒有替青年們的一本一本的文藝創作加上一條。但是，似乎是個小小的缺漏。因為，若說這一本一本的不是給人家讀的，請問出了有什麼用；若說是給人家讀的，讀的人就首先破了青年們的讀書戒，這不是進退兩難麼？

　　第六，蔣先生要我證明林肯之有偉大成績，由於多讀書。這當然是做不到的，因為林肯讀的書，的確不多。可惜蔣先生不贊成讀書，我不敢請他翻書；世間若有贊成讀書的「妄人」，只須把《英國百科全書》第十六卷第七〇三頁翻一翻，就可以看見林肯如何在困苦艱難之中要想讀書，他那時書本如何缺少，教員如何缺少——他那時的環境，才真可以說是沒法讀書的環境——而他到底因為要讀書的緣故，雖然讀得不多，終還讀了幾本，而且讀的很好。但是，「文藝家啊，不是書記官」，這種的事實也盡可以不管。

　　聽見說到林肯的名字，自然應當歡喜讚歎的。美國只有一個林肯，已替全美國人吐氣不少。現在我國有了一群群一隊隊的林肯，加之以一群群一隊隊的尼采，這是何等值得恭喜的事啊！

　　第七，我七八年前名字是不是叫「伴」儂，似乎並不像洪荒以前的事一樣難考。第一次人家硬派我叫伴儂，我說：這是事實麼？不料他第二次還是橫一聲伴農，豎一聲伴儂，而且說我已經承認了。在這一點小事上，也就可以看得出青年們在論辯上所用的特別方法。若說他頭腦不清，當然不是；許是喝了「葡萄酒」有點「微醺」罷。

　　第八，「《新青年》在中國思想史上曾佔據了一個時期」這一句話，《新青年》同人萬萬當不起。看他把「紙冠」硬戴在人家頭上，而隨即襯托出自吹自打的文章來，技術何等高妙；可惜究竟不大樸素，不如把「真天足」的青年運動倒填年月，使「假天足」的人消滅於無形，這就分外有聲有色了。

　　夠了，「教訓」受夠了。

　　我這篇東西發表以後，憑他們再有什麼「教訓」，我一概敬謹領受。若是他們不用文字而用圖畫，如已經畫過的拉屎在人頭上及拉屎在書面上之類，我也一概尊而重之，決不把它看作牆壁上所畫的烏龜，或所寫的「王三是我面子」。

　　附言

　　有許多人不滿意於我第二篇的《為免除誤會起見》，說我被他們一罵而害怕。其實我第二篇文章登出之後他們還在罵。如果我怕，為什麼不「再為免除誤會起見」「三為免除誤會起見」呢？我的意思，只是恐怕感情話人家聽不進，不如平心靜氣說一說。平心靜氣說了，人家還是聽不進，那我還要說什麼？我不但要將第二篇文章取消，便連第一篇也要取消，因為對於這等人無話可說。「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我沒有孔老先生「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美德，所以最後只能拿出我的「作揖主義」來了。

　　（十六年一月二十八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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