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海上花列傳》(3)|劉半農

讀《海上花列傳》(3)

　　第三段：說這書的壞處。

　　一部書做得無論怎樣好，總不免有些毛病，因為作者的精神，總不免有疏懈的時候，識力也總不免有彀不到的地方。但假使只有些局部的小毛病，那就完全算不了一回事；假使毛病不是限於局部而是有關全書大局的，那就不可以輕輕放過了。

　　本書所有的不能寬宥的毛病，不在上半部而在下半部。自從高亞白尹癡鴛兩個狗頭名士上了場，書便大大的減色；自從齊韻叟那老飯桶上了場，書更大大大大的減色。原來狗頭名士，在本書中斷斷用不著。即使要用一個湊湊趣，有了方蓬壺也就夠極了（書中寫蓬壺，著實寫得好）。不料作者把蓬壺看做了倒夜壺的坯料（回三三），卻把亞白癡鴛兩個倒馬桶的坯料捧倒什麼似的，這真令人莫名其妙了。老飯桶，在書中也實在用不著。要用來湊趣，前面有了一個黎篆鴻，配上了一個老怪物屠明珠，也就熱鬧得可以了。不料後文又大吹大擂請出一個齊韻叟來，又大吹大擂的把書中人大半拉倒了此老門下去。於是一部書頓由趣味濃郁的境界，轉入單調的境界，轉入無聊的境界：這是不得不替作者萬分可惜的。

　　作者為什麼要這樣呢？有人說：他所記的是事實；有這樣的事實，就不得不這樣記。這句話是不能成立的，因為小說家不比新聞記者與歷史家，即使所記是事實，也盡該剪裁斟酌，決不能拖泥帶水照直寫上。又有人說；他是因為前而寫了許許多多的堂子經絡，不免人家看了討厭，所以後面轉出一番名園景物，名士風流來，使閱者眼光一變。這句話說得近了些了，然而還是不對。因為名園景物，名士風流，根本上就是些死東西，是寫不出色的。作者果為別翻花樣，以新耳目起見，他為什麼不換一個方向，拋開了上等堂子，轉將下等堂子，如野雞，花煙間，私門頭，鹹肉莊之類，好好的描寫一番呢？這本是他擅長的事，他為什麼不走這路，卻走到一條死路上去呢？

　　我想來想去，想出了他所以要走這一條路的理由來了。一層是他想把他的理想人物（英雄）表出，二層是他要設法把許多零零碎碎，他自己以為得意的文學作品，插入書中。

　　他的理想人物，當然就是高亞白。他說他能文能武，而且能醫病。這真有些《野叟曝言》中文素臣的臭味了，你看討厭不討厭！幸而李漱芳的病，終於是死的，若說自經高亞白一醫，便霍然而愈，那就更要糟得不可言喻了！

　　他所得意的文學作品，我們也領教著了！高亞白的詞（回三三），很平常；《帳銘》（回四○），很平常；尹癡鴛的《穢史》（回五一），文筆也很平常；「雞」「魚」「肉」「酒」的酒令（回三九，四○），不成東西；平上去入的酒令（回四四），更不成東西；求其略略像樣的，只有一聯詠桃花的詩：

　　一笑去年曾此日，再來前度複何人？（回四○，頁八）

　　和一聯詠殘柳的詩：

　　借問當年誰得似？可憐如此更何堪！（同上，頁九）

　　至於小贊的一首《賦得還來就菊花》（回六一），真是全無好處（即用做「試帖」的眼光去看，也不過如此），作者卻把它恭維得天上有，地下無：這就可以見出作者在詩文上面的見解的謬陋了。

　　人的知識本不是能向著各方面平均進展，平均發達的；所以作者能有得一枝做寫實文章的妙筆，而對於做小品詩文的觀念，竟如此其謬陋，原不是件離奇的事。所可惜者，他這樣一來，把一部很好的書弄糟了。他把很好的篇幅，割出許多來給這些無聊的東西占了去，使人看到了就是討厭，頭痛，這是何苦！他甚至於有時將他所最得意的特別筆法也忘去了：例如從三十八回起，至四十回止，一徑寫一笠園中的事，中間除放焰火一段略略有趣外，其餘完全是平鋪直敘，全無精采，叫看的人看到此處，疑心自己已換看別書，不復看《海上花》，因《海上花》中是處處有波瀾，處處有變化，決不是這樣單調的。同時他因為要實寫齊韻叟的「風流廣大教主」的頭銜，就不得添上許多呆事，如姊妹花拜把，公祭李漱芳之類：將這類事也混進了書中，書又如之何而不糟！

　　但是書中雖然有了這許多的壞處，他的好處，卻並不因此而淹滅；因為究竟是好處多，壞處少。我們看書的，只須自己能分別他的好壞就是了。

　　最後一段：說方言文學。

　　這書中所用的語言有兩種：一種記事，用的是普通的白話；一種記言，用的是蘇白。在這上面，我們真不得不佩服作者的斟酌盡善。因為普通白話，在小說中及其他白話作品中，已經使用了好久；因其使用了好久，所以它所具的能力，在文句的構造上和在字與詞的運用上，總比較的發達；因其發達，我們拿來記事，自然很便利。但要說到記言，可又是一件事了。因為口白中所包有的，不但是意義，而且還有神味。這神味又可分作兩種：一種是邏輯的，一種是地域的。譬如這樣一句極簡單的話：

　　「我是沒有工夫去了，你去好不好？」

　　中間意義是有的，邏輯的神味也有的，說到地域的神味，可是偏於北方的；若把他譯作：

　　「我是無撥工夫去個哉，耐去阿好？」

　　就是在同樣的意義，同樣的邏輯的神味之下，完全換了個南方神味了，假使我們做一篇小說，把中間的北京人的口白，全用普通的白話寫，北京人看了一定要不滿意；若是全用蘇白寫，那就非但北京人，無論什麼人都要向我們提出抗議的。反之，若用普通白話或京話來記述南方人的聲口，可就連南方人也不見得說什麼。這是什麼緣故呢？這是被習慣迷混了。我們以為習慣上可以用普通白話或京話來做一切的文章，所以做了之後，即使把地域的神味犧牲了，自己還並不覺得。但假使有人能將此中重要細為指出，或有將同一篇文字，用兩種語言寫成，互相比較，則其優劣得失，便立時可以赤裸裸的表現出來了。我們應當知道各人的口白，必須用他自己所用的語言來直寫下來，方能傳達得真確，若要用別種語言來翻譯一過，無論如何總不免有相當的犧牲。所以文言不如白話，就是因為文言乃是一種翻譯品，它將白話中所有的地域神味完全消失了（文言可算得是全無地域神味的文字）；同樣，若用乙種方言去翻譯甲種方言，則地域神味完全錯亂，語言的功能，就至少也損失了十分之三四了。

　　我想我這一段簡單的話，已能將方言文學的可以存立而且必須提倡的理由，說得明明白白的了，但方言文學作品不能博到多數人的瞭解與賞鑒，也是事實。這一層，我卻以為無須顧慮，因為文學作品不比得香煙與滑頭藥，賞鑒的人多，固然很好，便是少些，也全不要緊。況且今後交通日趨便利，以一人而能懂得多種方言的人，必日見其多；而在語學上用工夫的人，也必能漸漸的做出許多方言文典與方言字典來，做一般讀者的幫助。

　　吳語文學的作品，我們已有的是許多的彈詞，小曲，和小說。但彈詞、小曲是韻文的，中間所含文言分子太多，不能將吳語的特長充分表現；至於小說，我們還沒有能找出比這一部《海上花》更好的。所以直算到今日為止，我們應當承認這書為吳語文學中的代表著作。這是就文學方面說。若就語學方面說，我們知道要研究某一種方言或語言，若單靠了幾句機械式的簡單例句，是不中用的；要研究得好，必須有一個很好的本文（Texte）做依據，然後才可以看得出這一種語言的活動力，究竟能活動到什麼一個地步。如今《海上花》既在文學方面有了代表著作的資格，當然在語學方面，也可算得個很好的本文：這就是我的一個簡單的結語了。

　　此以外，我們還可以在書中找出許許多多有關係的史料。例如明園華眾會之類，是上海「洋場」史中的好材料。一碗面二十八文，四個人的房飯每天八百文，是經濟史中的好材料。又如民國六年，我初到北京，有一位老者慨乎言之的向我說：「現在是老爺和太太也同坐馬車了；在民國以前，誰也不見這樣的怪事！」他這話大約是不錯的，因為在二十二三年以前，我初到蘇州，還只看見嫖客與婊子同坐馬車，沒有看見過老爺與太太。今看書中，知道當時便是嫖客與婊子，有時還要分坐兩車。這種風會的轉移，不又是民俗史中的好材料麼？

　　（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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