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史大綱第十二篇古代哲學的終局第三章古代哲學之中絕(2)

第十二篇古代哲學的終局第三章古代哲學之中絕(2)

　　現今且問：中國古代哲學的中道斷絕究竟是為了什麼緣故呢？依我的愚見看來，約有四種真原因：

　　（一）是懷疑主義的名學，
　　（二）是狹義的功用主義，
　　（三）是專制的一尊主義，
　　（四）是方士派的迷信。我且分說這四層如下：

　　§第一，懷疑的名學

　　在哲學史上，「懷疑主義」乃是指那種不認真理為可知，不認是非為可辯的態度。中國古代的哲學莫盛於「別墨」時代。看《墨辯》諸篇所載的界說，可想見當時科學方法和科學問題的範圍。無論當時所造詣的深淺如何，只看那些人所用的方法和所研究的範圍，便可推想這一支學派，若繼續研究下去，有人繼長增高，應該可以發生很高深的科學和一種「科學的哲學」。

　　不料這支學派發達得不多年，便受一次根本上的打擊。這種根本上的打擊就是莊子一派的懷疑主義。因為科學與哲學發達的第一個條件，就是一種信仰知識的精神：以為真理是可知的，是非是可辯的，利害嫌疑治亂都是可以知識解決的。故「別墨」論「辯」以為天下的真理都只有一個是非真偽，故說：「佊，不可兩不可也。」又說：「辯也者，或謂之是，或謂之非，當者勝也。」這就是信仰知識的精神（看第八篇第三章）。

　　到了莊子，忽生一種反動。莊子以為天下本沒有一定的是非，「彼出於是，是亦因彼」；「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因此他便走入極端的懷疑主義，以為人生有限而知識無窮，用有限的人生去求無窮的真理，乃是最愚的事。況且萬物無時不變，無時不移，此刻的是，停一刻已變為不是；古人的是，今人又以為不是了；今人的是，將來或者又變為不是了。所以莊子說，我又如何知道我所知的當真不是「不知」呢？又如何知道我所不知的或者倒是真「知」呢？這就是懷疑的名學。

　　有了這種態度，便可把那種信仰知識的精神一齊都打消了。再加上老子傳下來的「使民無知無欲」的學說，和莊子同時的慎到、田駢一派的「莫之是，莫之非」的學說，自然更容易養成一種對於知識學問的消極態度。因此，莊子以後，中國的名學簡直毫無進步。名學便是哲學的方法。方法不進步，哲學科學自然不會有進步了。所以我說中國古代哲學中絕的第一個真原因，就是莊子的《齊物論》。自從這種懷疑主義出世以後，人人以「不譴是非」為高尚，如何還有研究真理的科學與哲學呢？

　　§第二，狹義的功用主義

　　莊子的懷疑主義出世之後，哲學界又生出兩種反動：一是功用主義，一是一尊主義。這兩種都帶有救正懷疑主義的意味。他們的宗旨都在於尋出一種標準，可作為是非的準則。如今且先說功用主義。

　　我從前論墨子的應用主義時，曾引墨子自己的話，下應用主義的界說，如下：

　　言足以遷行者，常之。不足以遷行者，勿常。不足以遷行而常之，是蕩口也。（《貴義》篇、《耕柱》篇）

　　這是說，凡理論學說須要能改良人生的行為，始可推尚。這是墨家的應用主義。後來科學漸漸發達，學理的研究越進越高深，於是有堅白同異的研究，有時間空間的研究。這些問題，在平常人眼裡，覺得是最沒有實用的詭辯。所以後來發生的功用主義，一方面是要挽救懷疑哲學的消極態度，一方面竟是攻擊當時的科學家與哲學家。如《荀子·儒效篇》說：

　　凡事行，有益於理者，立之；無益於理者，廢之。……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施通移），堅白同異之分隔也，是聰耳之所不能聽也，明目之所不能見也……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僂指也。不知無害為君子，知之無損為小人。

　　這種學說，以「有益於理」「無益於理」作標準。一切科學家的學說如「充虛之相施易」（充是實體，虛是虛空。物動時只是從這個地位，換到那個地位，故說充虛之相移易。《墨辯》釋動為「域徙也」，可以參看），如「堅白同異之分隔」，依儒家的眼光看來，都是「無益於理」。《荀子·解蔽篇》也說：

　　若夫非分是非，非治曲直，非辨治亂，非治人道，雖能之，無益於人；不能，無損於人。案（乃也）直將治怪說，玩奇辭，以相撓滑也。……此亂世奸人之說也。

　　墨家論辯的目的有六種：

　　（一）明是非，
　　（二）審治亂，
　　（三）明同異之處，
　　（四）察名實之理，
　　（五）處利害，
　　（六）決嫌疑見（《小取篇》）。

　　《荀子》所說只有（一）（二）兩種，故把學問知識的範圍更狹小了。因此，我們可說荀子這一種學說為「狹義的功用主義」，以別于墨家的應用主義（墨子亦有甚狹處，說見第六篇）。

　　這種主義到韓非時，更激烈了，更褊狹了。韓非說：

　　夫言行者，以功用為之的彀者也。……今聽言觀行，不以功用為之的彀，言雖至察，行雖至堅，則妄發之說也。是以亂世之聽言也，以難知為察，以博文為辯。其觀行也，以離群為賢，以犯上為抗。……是以儒服帶劍者眾，而耕戰之士寡；堅白無厚之辭章，而憲令之法息。（《問辯》篇）

　　這種學說，把「功用」兩字解作富國強兵立刻見效的功用。因此，一切「堅白無厚之辭」（此亦指當時的科學家。《墨辯》屢言「無厚」，見《經說上》，惠施也有「無厚不可積也」之語），同一切「上智之論，微妙之言」，都是沒有用的，都是該禁止的（參觀上章論韓非一段）。後來秦始皇說：「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便是這種狹義的功用主義的自然結果。

　　其實這種短見的功用主義乃是科學與哲學思想發達的最大阻力。科學與哲學雖然都是應用的，但科學家與哲學家卻須要能夠超出眼前的速效小利，方才能夠從根本上著力，打下高深學問的基礎，預備將來更大更廣的應用。若哲學界有了一種短見的功用主義，學術思想自然不會有進步，正用不著焚書坑儒的摧殘手段了。所以我說古代哲學中絕的第二個真原因，便是荀子、韓非一派的狹義的功用主義。

　　§第三，專制的一尊主義

　　上文說懷疑主義之後，中國哲學界生出兩條挽救的方法：一條是把「功用」定是非，上文已說過了；還有一條是專制的一尊主義。懷疑派的人說道：

　　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其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莊子·秋水》篇）

　　這是智識上的悲觀主義。當時的哲學家聽了這種議論，覺得很有道理。如荀子也說：

　　凡〔可〕以知，人之性也。可知，物之理也。以可以知之性，求可知之理，而無所疑止之（疑，定也。說詳第九篇第一章。參看第十一篇第三章引此段下之校語），則
沒世窮年不能遍也。其所以貫理焉，雖億萬已，不足以浹萬物之變，與愚者若一。學，老身長子而與愚者若一，猶不知錯，夫是之謂妄人。

　　這種議論同莊子的懷疑主義有何分別？但荀子又轉一句，說道：

　　故學也者，固學止之也。

　　這九個字便是古學滅亡的死刑宣言書！學問無止境，如今說學問的目的在於尋一個止境：從此以後還有學術思想發展的希望嗎？荀子接著說道：

　　惡乎止之？曰：至諸至足。曷謂至足？曰：聖王也。聖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兩盡者，足以為天下極矣。故學者以聖王為師，案（荀子用案字，或作乃解，或作而解。古音案、而、乃等字，皆在泥紐，故相通）以聖王之制為法。（《解蔽》）

　　這便是我所說的「專制的一尊主義」。在荀子的心裡，這不過是挽救懷疑態度的一個方法，不料這種主張便是科學的封門政策，便是哲學的自殺政策。荀子的正名主義全是這種專制手段。後來他的弟子韓非、李斯和他的「私淑弟子」董仲舒（董仲舒作書美荀卿，見劉向《荀卿書序》），都是實行這種師訓的人。《韓非子·問辯》篇說：

　　明主之國，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故言行而不軌於法令者，必禁。

　　這就是李斯後來所實行「別黑白而定一尊」的政策。哲學的發達全靠「異端」群起，百川競流（端，古訓一點。引申為長物的兩頭。異端不過是一種不同的觀點。譬如一根手杖，你拿這端，我拿那端。你未必是，我來必非）。一到了「別黑白而定一尊」的時候，一家專制，罷黜百家；名為「尊」這一家，其實這一家少了四圍的敵手與批評家，就如同刀子少了磨刀石，不久就要鏽了，不久就要鈍了。故我說中國古代哲學滅亡的第三個真原因，就是荀子、韓非、李斯一系的專制的一尊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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