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第七章(2)

第七章(2)

　　章炳麟論韻文，也是一個極端的復古派。他說古今韻文的變遷，頗有歷史的眼光。他說：

　　吟詠情性，古今所同，而聲律調度異焉。魏文侯聽今樂則不知倦，古樂則臥。故知數極而遷，雖才士弗能以為美。（《國故論衡》中，《辨詩》，頁九九）

　　這是很不錯的歷史見解。根據於這個「數極而遷」的觀念，他指出《三百篇》為四言詩的極盛時期；到了漢以下，「四言之勢盡矣」，故束皙等的四言詩都做不好，到了唐朝，「五言之勢又盡，杜甫以下辟旋以入七言」；到了「宋世，詩勢已盡，故其吟詠情性，多在燕樂（詞）」。他論近代的詩，也很不錯：

　　今詞又失其聲律，而詩尨奇愈甚。考征之士，睹一器，說一事，則紀之五言，陳數首尾，比于馬醫歌括。及曾國藩自以為功，誦法江西諸家，矜其奇詭。天下騖逐，古詩多詰屈不可誦，近體乃與杯珓讖辭相等。江湖之士豔而稱之，以為至美。蓋自《商頌》以來，歌詩失紀，未有如今日者也。

　　這種議論的自然結果應該是一種很激烈的文學革命了。誰知他下文一轉便道：

　　物極則變，今宜取近體一切斷之（自注：唐以後詩但以參考史事，存之可也。其語則不足誦），古詩斷自簡文以上，唐有陳（子昂），張（九齡），李（白），杜（甫）之徒，稍稍刪取其要，足以繼風雅，盡正變矣。

　　這種極端的復古論，和他的文學史觀，實在是互相矛盾的。如果四言詩之勢已盡於漢末而五言詩之勢已盡于唐初，如果詩之勢已盡于宋世，那就如他自己說的「雖才士弗能以為美」了，難道他們還能復興於今日嗎？那「數極而遷」的文學，難道還可以恢復嗎？

　　但他不顧這個矛盾，還想恢復那「數極而遷，雖才士弗能以為美」的詩體。他的韻文（《文錄》二，頁八六以下）全是復古的文學。內中也有幾首可讀的，如《東夷詩》的第三四首：

　　客從海西來，上堂結羅襪。長跪箸席上，對語忘時日。仰見玉衡移，握手言離別。下堂尋革鞮，革鞮忽已失。回頭問主人，主人甫驚絕。乞君一兩靴，便向籠間掇。籠間何所有？四顧吐長舌。

　　甲第夫如何？繩蔑相鉤帶。虎落穿方空，空小門不大。按項出門去，恣情逐岩瀨。三步複五步，京市亦迢遰。時複得町畦，雲中聞犬吠。策杖尋其聲，耆獻方高會。「陛下千萬歲！世世從台隸！」

　　這種詩的剪裁力確是比黃遵憲的《番客篇》等詩高的多，又加上一種刻畫的嘲諷意味，故創造的部分還可以勉強抵銷那模仿的部分。此外如《艾如張》，如《董逃歌》，若沒有那篇長序，便真是「與杯珓讖辭相等」了。最惡劣的假古董莫如他的《丹橘》與《上留田》諸篇。《丹橘》凡「七章，二章章四句，五章章八句」，我猜想了五年，近來方才敢猜這詩大概是為劉師培作的。我引第五六章作例：

　　天道無遠，讒夫既喪。何以漱浣？其痍其壯。越畹望之，度畦鄉之。不見廣陵，蓬萊障之。

　　檴之麇矣，不宿乾鵲。民之睪矣，如狙如玃。知我之好，匪伊朝夕。爾雖我刲，我心則懌。

　　這種詩使我們聯想到《易林》，《易林》是漢朝的一種「杯珓讖辭」。其實一千幾百年前的「杯珓讖辭」未必就遠勝一千幾百年後的「杯珓讖辭」。

　　章炳麟在文學上的成績與失敗，都給我們一個教訓。他的成績使我們知道古文學須有學問與論理做底子，他的失敗使我們知道中國文學的改革須向前進，不可回頭去；他的失敗使我們知道文學「數極而遷，雖才士弗能以為美」，使我們知道那「取千年朽蠹之餘，反之正則」的盛業是永永不可能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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