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我的歧路(2)

我的歧路(2)

　　我等候了兩年零八個月，實在忍不住了。我現在出來談政治，雖是國內的腐敗政治激出來的，其實大部分是這幾年的「高談主義而不研究問題」的「新輿論界」把我激出來的。我現在的談政治，只是實行我那「多研究問題，少談主義」的主張。我自信這是和我的思想一致的。梅迪生說我談政治「較之談白話文與實驗主義勝萬萬矣」，他可錯了；我談政治只是實行我的實驗主義，正如我談白話文也只是實行我的實驗主義。

　　實驗主義自然也是一種主義，但實驗主義只是一個方法，只是一個研究問題的方法。他的方法是：細心搜求事實，大膽提出假設，再細心求實證。一切主義，一切學理，都只是參考的材料，暗示的材料，待證的假設，絕不是天經地義的信條。實驗主義注重在具體的事實與問題，故不承認根本的解決。他只承認那一點一滴做到的進步，步步有智慧的指導，步步有自動的實驗，才是真進化。

　　我這幾年的言論文字，只是這一種實驗主義的態度在各方面的應用。我的唯一目的是要提倡一種新的思想方法，要提倡一種注重事實，服從證驗的思想方法。古文學的推翻，白話文學的提倡，哲學史的研究，《水滸》、《紅樓夢》的考證，一個「了」字或「們」字的歷史，都只是這一個目的。我現在談政治，也希望在政論界提倡這一種「注重事實，尊崇證驗」的方法。

　　我的朋友們，我不曾「變節」；我的態度是如故的，只是我的材料與實例變了。

　　孫伏廬說他想把那被政治史奪去的我，替文化史奪回來。我很感謝他的厚意。但我要加一句：沒有不在政治史上發生影響的文化；如果把政治劃出文化之外，那就又成了躲懶的，出世的，非人生的文化了。

　　至於我精神不能貫注在政治上的原因，也是很容易明白的。哲學是我的職業，文學是我的娛樂，政治只是我的一種忍不住的新努力。我家中政治的書比其餘的書，只成一與五千的比例；我七天之中，至多只能費一天在《努力週報》上；我做一段二百字的短評，遠不如做一萬字《李覯學說》的便利愉快。我只希望提倡這一點「多研究問題，少談主義」的政論態度，我最希望國內愛談政治又能談政治的學者來霸佔這個《週報》。以後我七天之中，分出一天來替他們編輯整理，其餘六天仍舊去研究我的哲學與文學，那就是我的幸福了。

　　我很承認常燕生的責備，但我不能承認他責備的理由。他說：

　　至於思想文藝等事，先生們這幾年提倡的效果也可見了，難道還期望他尚能再有進步嗎？

　　他下文又說「現在到了山頂以後，便應當往下走了。」這些話我不大懂得。燕生決不會承認現在的思想文藝已到了山頂，不能「再有進步」了。我對於現今的思想文藝，是很不滿意的。孔丘、朱熹的奴隸減少了，卻添上了班馬克思、克洛泡特金的奴隸；陳腐的古典主義打倒了，卻換上了種種淺薄的新典主義。我們「提倡有心，創造無力」的罪名是不能避免的。這也是我在這歧路上遲回瞻顧的一個原因了。

　　十一，六，十六

　　（原載1922年6月18日《努力週報》第7期）

　　附錄：答伯秋與傅斯棱兩先生

　　兩位先生的忠告，我們都很感謝。但他們兩位有一條相同的責備，使我們不能不有一度的聲明。他們兩位都盼望我們專力談政治而不願我們談文學或新文學。他們都怪我的《跋紅樓夢考證》」，這話我不願駁回。但伯秋先生竟不要我發表關於「新文學」等等的主張，傅先生竟說我們不應該管「什麼耶穌教的地位如何，什麼美國的新聞紙如何」。這種主張，我們便不能心服了。

　　我們這個報並不是「專」談政治的。政治不過是我們努力的一個方向。我們的希望是：討論活的問題，提倡活的思想，介紹活的文學。基督教的問題近來在國中頗引起一番熱鬧的注意，豈不值得討論？至於美國新聞紙的經過，這也是我們做輿論事業的人應該借鑒的。我們應該知道：政治不單是官吏與法制，也不單是裁兵與理財。我們這幾年所以不談政治，和許多不談政治的人略有不同：我們當日不談政治，正是要想從思想文藝的方面替中國政治建築一個非政治的基礎。現在我們雖然因時勢的需要，不能不談政治問題，但我們本來的主張是仍舊不當拋棄的，我們仍舊要兼顧到思想與文藝的方面的。

　　我們至今還認定思想文藝的重要。現在國中最大的病根，並不是軍閥與惡官僚，乃是懶惰的心理，淺薄的思想，靠天吃飯的迷信，隔岸觀火的態度。這些東西是我們的真仇敵！他們是政治的祖宗父母。我們現在因為他們的小孫子——惡政治——太壞了，忍不住先打擊他。但我們決不可忘記這二千年思想文藝造成的惡果。

　　打倒今日之惡政治，固然要大家努力；然而打倒惡政治的祖宗父母——二千年思想文藝裡的「群鬼」更要大家努力！

　　十一，五，二七　適

　　（原載1922年5月28日《努力週報》第4號）

　　1.

　　編者注：《努力週報》第4期後登有一則啟事：「除了以上的討論之外，我們還收到許多文章，但因為他們多是贊成的意思，很少討論，我們為節省篇幅起見，只好暫時不發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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