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我的歧路

我的歧路(1)

　　（一）《學衡》雜誌社梅光迪君來信

　　適之吾兄足下：

　　《努力週報》所刊政治主張及其他言論，多合弟意。兄談政治，不趨極端，不涉妄想，大可有功社會，較之談白話文與實驗主義勝萬萬矣。久不通訊，故特致數語，以見「老梅」寬大公允，毫無成見，毫無偏私也。耑此，即頌撰安。

　　弟光迪啟　五月三十一

　　（二）《晨報副刊》孫伏廬君來信

　　適之先生：

　　……我總有一種偏見，以為文化比政治尤其重要；從大多數沒有智識的人，決不能產生什麼好政治。從前許多拋了文化專談政治的人現在都碰了頭回過來了，為什麼先生一定也要去走一走這條不經濟的路子？大多數人所以敬仰先生，換言之，「胡適之」三個字之所以可貴，全在先生的革新方法能在思想方面下手，與從前許多革新家不同；換言之，全在先生能做他人所不能做的中國哲學史，能做他人所不能做的國語文學史，能考證他人所不能考證的《紅樓夢》，能提倡他人所不能提倡的白話文。現在先生拋棄（或者不完全拋棄，亦必拋棄一部分）這些可寶貴的事業，卻來做《政論家與政黨》一類文章，我知稍有識者必知其不值。我們要看《政論家與政黨》，什麼地方不可以去找？我實在為先生的光陰，先生的精神，先生的前途可惜。……先生呵，我是癡想竭我棉薄，將已被政治史奪了去的先生，替文化史爭回來，不知能邀先生的垂顧嗎？

　　6月8日　伏廬敬上

　　（三）常乃德君來信

　　適之先生：

　　讀第四期《努力週報》中伯秋、傅斯棱兩先生對於你們的週報的批評我也具有同感，先生的答詞我卻不敢同意。《紅樓夢考證》、《基督教在歐洲歷史上的位置》一類的東西，實在在這裡沒有登出的必要，勉強湊進去反令閱者失望。不是說這種東西沒價值，只是不應該在這種性質的出版物內出現罷了。先生的答詞似乎對於此點稍有含混。要知凡鼓吹一件事情不能不把全副精神集中到一點才能引起人的注意。思想文藝不是不要緊，但是你們不妨另外辦一種什麼東西來另外鼓吹，犯不著和政治問題攪在一處。我們現在所要求的不是包羅萬象的作品，只是要一個又直捷又爽快刀刀見血的東西；否則先生們的文章那一種出版物上不可登，又何必特地搖旗擊鼓來辦這個東西呢？伯秋先生勸你把這半年功夫全用在政治上，我很贊成。

　　我揣想你們的週刊所以不能期期都有精神者——第三期即很好——大約因沒有稿子的緣故。這事你不妨獨力擔任起來。說一句過火的話，即使此外一篇文章也沒有，你一個人打起精神來包辦一下也不是什麼難事。何況如高一涵、張慰慈諸先生也都是對政治有興味的人呢？至於思想文藝等事，先生們這幾年提倡的效果也可見了，難道還期望他尚能再有進步嗎？總之我認為民國六年的時代從政治鼓吹到思想文藝是很正當的，現在卻又應當轉過來從思想文藝鼓吹到政治才行。先生若能迎著這個趨勢首先領著大家往前走，已往的趨勢是上山的，從工藝到法政，從法政到思想文藝；現在到了山頂以後便應當往下走了。我們現在只能走這政治的一步，過了這一步再走到工藝的一步，只有科學工藝是康莊大道，但你非過了這政治的一關不成。——則《努力週報》的功勞必不在《新青年》之下。至於別人的造謠攻擊倒算不了什麼一回事。

　　常乃德上言　6月2日

　　（四）我的自述

　　以上三篇通信，梅先生是向來不贊成我談思想文學的，現在卻極贊成我談政治；孫先生是向來最贊成我談思想文學的，現在很懇摯的怪我不該談政治；常先生又不同了，他並非不贊成我談思想文學，他只希望我此時把全副精神用在政治上。——這真是我的歧路了！

　　我在這三岔路口，也曾遲回了三年；我現在忍著心腸來談政治，一隻腳已踏上東街，一隻腳還踏在西街，我的頭還是回望著那原來的老路上！伏廬的怪我走錯了路，我也可以承認；燕生怪我精神不貫注，也是真的。我要我的朋友們知道我所以「變節」與「變節而又遲回」的原故，我不能不寫一段自述的文章。

　　我是一個注意政治的人。當我在大學時，政治經濟的工課占了我三分之一的時間。當1912至1916年，我一面為中國的民主辯護，一面注意世界的政治。我那時是世界學生會的會員，國際政策會的會員，聯校非兵會的幹事。1915年，我為了討論中日交涉的問題，幾乎成為眾矢之的。1916年，我的國際非攻論文曾得最高獎金。但我那時已在中國哲學史的研究上尋著我的終身事業了，同時又被一班討論文學問題的好朋友逼上文學革命的道路了。從此以後，哲學史成了我的職業，文學做了我的娛樂。

　　1917年7月我回國時，船到橫濱，便聽見張勳復辟的消息；到了上海，看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我方才知道張勳的復辟乃是極自然的現象，我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談政治的決心，要想在思想文藝上替中國政治建築一個革新的基礎。我這四年多以來，寫了八九十萬字的文章，內中只有一篇曾琦《國體與青年》的短序是談政治的，其餘的文字都是關於思想與文藝的。

　　1918年12月，我的朋友陳獨秀、李守常等發起《每週評論》。那是一個談政治的報，但我在《每週評論》做的文字總不過是小說文藝一類，不曾談過政治。直到1919年6月中，獨秀被捕，我接辦《每週評論》，方才有不能不談政治的感覺。那時正當安福部極盛的時代，上海的分贓和會還不曾散夥。然而國內的「新」分子閉口不談具體的政治問題，卻高談什麼無政府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我看不過了，忍不住了，因為我是一個實驗主義的信徒，於是發憤要想談政治。我在《每週評論》第三十一號裡提出我的政論的導言，叫做「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文存》卷二，頁一四七以下）。我那時說：

　　我們不去研究人力車夫的生計，卻去高談社會主義；……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問題如何解決，卻去高談無政府主義：我們還要得意揚揚的誇口道：「我們所談的是根本解決」。老實說罷，這是自欺欺人的夢話，這是中國思想界破產的鐵證，這是中國社會改良的死刑宣告！……

　　高談主義，不研究問題的人，只是畏難求易，只是懶！

　　但我的政論的「導言」雖然出來了，我始終沒有做到「本文」的機會！我的導言引起了無數的抗議：北方的社會主義者駁我，南方的無政府主義者痛駡我。我第三次替這篇導言辯護的文章剛排上版，《每週評論》就被封禁了；我的政論文章也就流產了。

　　《每週評論》是1919年8月30日被封的。這兩年零八個月之中，忙與病使我不能分出工夫來做輿論的事業。我心裡也覺得我的哲學文學事業格外重要，實在捨不得丟了我的舊戀來巴結我的新歡。況且幾年不談政治的人，實在不容易提起一股高興來作政論的文章，心裡總想國內有人起來於這種事業，何必要我來加一忙呢？

　　然而我等候了兩年零八個月，中國的輿論界仍然使我大失望。一班「新」分子天天高談基爾特社會主義與馬克思社會主義，高談「階級戰爭」與「贏餘價值」；內政腐敗到了極處，他們好像都不曾看見，他們索性把「社論」、「時評」都取消了，拿那馬克思——克洛泡特金——愛羅先珂的附張來做擋箭牌，掩眼法！外交的失敗，他們確然也還談談，因為罵日本是不犯禁的；然而華盛頓會議中，英、美調停，由中、日兩國代表開議，國內的報紙就加上一個「直接交涉」的名目。直接交涉是他們反對過的，現在這個莫名其妙的東西又叫做「直接交涉」了，所以他們不能不極力反對。然而他們爭的是什麼呢？怎樣才可以達到目的呢？是不是要日本無條件的屈伏呢？外交問題是不是可以不交涉而解決呢？這些問題就很少人過問了。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