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十七年的回顧

十七年的回顧

　　我於前清光緒三十年的二月間從徽州到上海求那當時所謂「新學」。我進梅溪學堂後不到兩個月，《時報》便出版了。那時正當日俄戰爭初起的時候，全國的人心大震動。但是當時的幾家老報紙仍舊做那長篇的古文論說，仍舊保守那遺傳下來的老格式與老辦法，故不能供給當時的需要。就是那比較稍新的《中外日報》也不能滿足許多人的期望。《時報》應此時勢而產生。他的內容與辦法也確然能夠打破上海報界的許多老習慣，能夠開闢許多新法門，能夠引起許多新興趣。因此《時報》出世之後不久就成了中國智識階級的一個寵兒。幾年之後《時報》與學校幾乎成了不可分離的伴侶了。

　　我那年只有十四歲，求知的欲望正盛，又頗有一點文學的興趣，因此我當時對於《時報》的感情比對於別報都更好些。我在上海住了六年，幾乎沒有一天不看《時報》的。我記得有一次《時報》徵求報上登的一部小說的全份，似乎是《火裡罪人》，我也是送去應徵的許多人中的一個。我當時把《時報》上的許多小說詩話筆記長篇的專著都剪下來分粘成小冊子，若有一天的報遺失了，我心裡便不快樂，總想設法把他補起來。

　　我現在回想當時我們那些少年人何以這樣愛戀《時報》呢？我想有兩個大原因：第一，《時報》的短評在當日是一種創體，做的人也聚精會神的大膽說話，故能引起許多人的注意，故能在讀者腦筋裡發生有力的影響。我記得《時報》產生的第一年裡有幾件大案子：一件是周生有案，一件是大鬧會審公堂案。《時報》對於這幾件事都有很明決的主張，每日不但有「冷」的短評，有時還有幾個人的簽名短評，同時登出。這種短評在現在已成了日報的常套了，在當時卻是一種文體的革新。用簡短的詞句，用冷雋明利的口吻，幾乎逐句分段，使讀者一目了然，不消費工夫去點句分段，不消費工夫去尋思考索。

　　當日看報人的程度還在幼稚時代，這種明快冷刻的短評正合當時的需要。我還記得當周生有案快結束的時候，我受了《時報》短評的影響，痛恨上海道袁樹勳的喪失國權，曾和兩個同學寫了一封長信去痛駡他。這也可見《時報》當日對於一般少年人的影響之大。這確是《時報》的一大貢獻。我們試看這種短評，在這十七年來，逐漸變成了中國報界的公用文體，這就可見他們的用處與他們的魔力了。

　　第二，《時報》在當日確能引起一般少年人的文學興趣。中國報紙登載小說大概最早的要算徐家匯的《彙報》。那時我還沒有出世呢。但《彙報》登的小說一大部分後來匯刻為《蘭苕館外史》，都是《聊齋》式的怪異小說，沒有什麼影響。戊戌以後，雜誌裡時時有譯著的小說出現。專提倡小說的雜誌也有了幾種，例如《新小說》及《繡像小說》（商務）。日報之中只有《繁華報》（一種「花報」），逐日登載李伯元的小說。那些「大報」好像還不屑做這種事業（這一點我不敢斷定，我那時年紀太小了。看的報又不多，不知《時報》以前的「大報」有沒有登小說的）。

　　那時的幾個大報大概都是很乾燥枯寂的，他們至多不過能做一兩篇合於古文義法的長篇論說罷了。《時報》出世以後每日登載「冷」或「笑」譯著的小說，有時每日有兩種冷血先生的白話小說，在當時譯界中確要算很好的譯筆。他有時自己也做一兩篇短篇小說，如福爾摩斯來華偵探案等，也是中國人做新體短篇小說最早的一段歷史。《時報》登的許多小說之中，雙淚碑最風行。但依我看來，還應該推那些白話譯本為最好。這些譯本如《銷金窟》之類，用很暢達的文筆，作很自由的翻譯，在當時最為適用。倘《幾道山恩仇記》（Count of monte cristo）全書都能像《銷金窟》（此乃《恩仇記》的一部分）這樣的譯出，這部名著在中國一定也會成了一部「家喻戶曉」的小說了。《時報》當日還有《平等閣詩話》一欄，對於現代詩人的紹介，選擇很精。詩話雖不如小說之風行，也很能引起許多人的文學興趣。我關於現代中國詩的知識差不多都是先從這部詩話裡引起的。

　　我們可以說《時報》的第二個大貢獻是為中國日報界開闢一種帶文學興趣的「附張」。自從《時報》出世以來，這種文學附張的需要也漸漸的成為日報界公認的了。

　　這兩件都是比較最大的貢獻。此外如專電及要聞，分別輕重，參用大小字，如專電的加多等等，在當日都是日報界的革新事業，在今日也都成為習慣，不覺得新鮮了。我們若回頭去研究這許多習慣的由來，自不能不承認《時報》在中國日報史上的大功勞。簡單說來，《時報》的貢獻是在十七年前發起了幾件重要的新改革。這幾件新改革因為適合時代的需要，故後來的報紙也不能不儘量採用，就漸漸的變成中國日報不可少的制度了。

　　我是同《時報》做了六年好朋友的人，庚戌去國以後，雖然不能有從前的親密，但也時常相見；現在看見《時報》長大成了一個十七歲的少年，我自然很歡喜。我回想我從前十四歲到十九歲的六年之中——一個人最重要最容易感化的時期——受了《時報》的許多好影響，故很高興的把我少年時對於《時報》的關係寫出來，指出他對於當時讀者和對於中國報界的貢獻，作為《時報》的一段小史，並且表示我感謝他祝賀他的微意。

　　但是我們當此慶賀的紀念，與其追念過去的成功，遠不如懸想將來的進步。過去的成績只應該鼓勵現在的人努力造一個更大更好的將來，這是「時」字的教訓。倘若過去的光榮只使後來的人增加自滿的心，不再求進步，那就像一個辛苦積錢的人成了家私之後天天捧著元寶玩弄，豈不成了一個守錢虜了嗎？

　　我們都知道時代是常常變遷的，往往前一時代的需要，到了後一時代便不適用了。《時報》當日應時勢的需要，為日報界開了許多法門，但當日所謂「新」的，現在已成舊習慣了，當日所謂「時」的，現在早已過時了。《時報》在當日是報界的先鋒，但十七年來舊報都改新了，新報也出了不少了，當日的先鋒在今日竟同著大隊按步徐行了。大隊今日之趕上先鋒，自然未必不是先鋒的功勞，但做先鋒的人還應該努力向前爭這個「先鋒」的位置。

　　我今年在上海時曾和《時報》的一位先生談話，他說：「日報不當做先鋒，因為日報是要給大多數人看的。」這位先生也是當日做先鋒的人，這句話未免使我大失望。我以為日報因為是給大多數人看的，故最應該做先鋒，故最適宜于做先鋒。何以最適宜呢？因為日報能普及許多人，又可用「旦旦而伐之」的死工夫，故日報的勢力最難抵抗，最易發生效果。何以最應該呢？因為日報既是這樣有力的一種社會工具，若不肯做先鋒，若自甘隨著大隊同行，豈不是放棄了一種大責任？豈不是錯過了一個好機會？豈不是孤負了一種大委託嗎？

　　即如《時報》早年的歷史，便是一個明顯的例。《時報》在當日為什麼不跟著大家做長篇的古文論說呢？為什麼要改作短評呢？為什麼要加添文學的附錄呢？《時報》倡出這種種制度之後，十幾年之中，全國的日報都跟著變了，全國的看報人也不知不覺的變了。那幾十萬的讀者，十幾年來，從沒有一個人出來反對某報某報體例的變更的。這就可見那大多數看報的人雖然不免有點天然的惰性，究竟抵不住「旦旦而伐之」的提倡力。假使《申報》今天忽然大變政策，大談社會主義，難道那看《申報》的人明天就會不看《申報》了嗎？又假使《新聞報》明天忽然大變政策，一律改用白話，難道那看《新聞報》的人後天就會不看《新聞報》了嗎？我可以說：「決不會的。」

　　看報人的守舊性乃是主筆先生的疑心暗鬼。主筆先生自己喪失了「先鋒」的銳氣，故覺得社會上多數人都不願他努力向前。譬如戴綠眼鏡的人看著一切東西都變綠了，如果他要知道荷花是紅的，金子是黃的，他須得把這副綠眼鏡除下來試試看。今天是《時報》新屋落成的紀念，也是他除舊佈新的一個轉機，我這個同《時報》一塊長大的小時朋友，對他的祝詞，只是：「《時報》是做個先鋒的，是一個立過大功的先鋒，我希望他不必拋棄了先鋒的地位，我希望他發憤向前努力替社會開先路，正如他在十七年前替中國報界開了許多先路！」

　　十，十，三　北京

　　（原載1921年10月10日《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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