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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的回顧


  我於前清光緒三十年的二月間從徽州到上海求那當時所謂「新學」。我進梅溪學堂後不到兩個月,《時報》便出版了。那時正當日俄戰爭初起的時候,全國的人心大震動。但是當時的幾家老報紙仍舊做那長篇的古文論說,仍舊保守那遺傳下來的老格式與老辦法,故不能供給當時的需要。就是那比較稍新的《中外日報》也不能滿足許多人的期望。《時報》應此時勢而產生。他的內容與辦法也確然能夠打破上海報界的許多老習慣,能夠開闢許多新法門,能夠引起許多新興趣。因此《時報》出世之後不久就成了中國智識階級的一個寵兒。幾年之後《時報》與學校幾乎成了不可分離的伴侶了。

  我那年只有十四歲,求知的欲望正盛,又頗有一點文學的興趣,因此我當時對於《時報》的感情比對於別報都更好些。我在上海住了六年,幾乎沒有一天不看《時報》的。我記得有一次《時報》徵求報上登的一部小說的全份,似乎是《火裡罪人》,我也是送去應徵的許多人中的一個。我當時把《時報》上的許多小說詩話筆記長篇的專著都剪下來分粘成小冊子,若有一天的報遺失了,我心裡便不快樂,總想設法把他補起來。

  我現在回想當時我們那些少年人何以這樣愛戀《時報》呢?我想有兩個大原因:第一,《時報》的短評在當日是一種創體,做的人也聚精會神的大膽說話,故能引起許多人的注意,故能在讀者腦筋裡發生有力的影響。我記得《時報》產生的第一年裡有幾件大案子:一件是周生有案,一件是大鬧會審公堂案。《時報》對於這幾件事都有很明決的主張,每日不但有「冷」的短評,有時還有幾個人的簽名短評,同時登出。這種短評在現在已成了日報的常套了,在當時卻是一種文體的革新。用簡短的詞句,用冷雋明利的口吻,幾乎逐句分段,使讀者一目了然,不消費工夫去點句分段,不消費工夫去尋思考索。

  當日看報人的程度還在幼稚時代,這種明快冷刻的短評正合當時的需要。我還記得當周生有案快結束的時候,我受了《時報》短評的影響,痛恨上海道袁樹勳的喪失國權,曾和兩個同學寫了一封長信去痛駡他。這也可見《時報》當日對於一般少年人的影響之大。這確是《時報》的一大貢獻。我們試看這種短評,在這十七年來,逐漸變成了中國報界的公用文體,這就可見他們的用處與他們的魔力了。

  第二,《時報》在當日確能引起一般少年人的文學興趣。中國報紙登載小說大概最早的要算徐家匯的《彙報》。那時我還沒有出世呢。但《彙報》登的小說一大部分後來匯刻為《蘭苕館外史》,都是《聊齋》式的怪異小說,沒有什麼影響。戊戌以後,雜誌裡時時有譯著的小說出現。專提倡小說的雜誌也有了幾種,例如《新小說》及《繡像小說》(商務)。日報之中只有《繁華報》(一種「花報」),逐日登載李伯元的小說。那些「大報」好像還不屑做這種事業(這一點我不敢斷定,我那時年紀太小了。看的報又不多,不知《時報》以前的「大報」有沒有登小說的)。

  那時的幾個大報大概都是很乾燥枯寂的,他們至多不過能做一兩篇合於古文義法的長篇論說罷了。《時報》出世以後每日登載「冷」或「笑」譯著的小說,有時每日有兩種冷血先生的白話小說,在當時譯界中確要算很好的譯筆。他有時自己也做一兩篇短篇小說,如福爾摩斯來華偵探案等,也是中國人做新體短篇小說最早的一段歷史。《時報》登的許多小說之中,雙淚碑最風行。但依我看來,還應該推那些白話譯本為最好。這些譯本如《銷金窟》之類,用很暢達的文筆,作很自由的翻譯,在當時最為適用。倘《幾道山恩仇記》(Count of monte cristo)全書都能像《銷金窟》(此乃《恩仇記》的一部分)這樣的譯出,這部名著在中國一定也會成了一部「家喻戶曉」的小說了。《時報》當日還有《平等閣詩話》一欄,對於現代詩人的紹介,選擇很精。詩話雖不如小說之風行,也很能引起許多人的文學興趣。我關於現代中國詩的知識差不多都是先從這部詩話裡引起的。

  我們可以說《時報》的第二個大貢獻是為中國日報界開闢一種帶文學興趣的「附張」。自從《時報》出世以來,這種文學附張的需要也漸漸的成為日報界公認的了。

  這兩件都是比較最大的貢獻。此外如專電及要聞,分別輕重,參用大小字,如專電的加多等等,在當日都是日報界的革新事業,在今日也都成為習慣,不覺得新鮮了。我們若回頭去研究這許多習慣的由來,自不能不承認《時報》在中國日報史上的大功勞。簡單說來,《時報》的貢獻是在十七年前發起了幾件重要的新改革。這幾件新改革因為適合時代的需要,故後來的報紙也不能不儘量採用,就漸漸的變成中國日報不可少的制度了。

  我是同《時報》做了六年好朋友的人,庚戌去國以後,雖然不能有從前的親密,但也時常相見;現在看見《時報》長大成了一個十七歲的少年,我自然很歡喜。我回想我從前十四歲到十九歲的六年之中——一個人最重要最容易感化的時期——受了《時報》的許多好影響,故很高興的把我少年時對於《時報》的關係寫出來,指出他對於當時讀者和對於中國報界的貢獻,作為《時報》的一段小史,並且表示我感謝他祝賀他的微意。

  但是我們當此慶賀的紀念,與其追念過去的成功,遠不如懸想將來的進步。過去的成績只應該鼓勵現在的人努力造一個更大更好的將來,這是「時」字的教訓。倘若過去的光榮只使後來的人增加自滿的心,不再求進步,那就像一個辛苦積錢的人成了家私之後天天捧著元寶玩弄,豈不成了一個守錢虜了嗎?

  我們都知道時代是常常變遷的,往往前一時代的需要,到了後一時代便不適用了。《時報》當日應時勢的需要,為日報界開了許多法門,但當日所謂「新」的,現在已成舊習慣了,當日所謂「時」的,現在早已過時了。《時報》在當日是報界的先鋒,但十七年來舊報都改新了,新報也出了不少了,當日的先鋒在今日竟同著大隊按步徐行了。大隊今日之趕上先鋒,自然未必不是先鋒的功勞,但做先鋒的人還應該努力向前爭這個「先鋒」的位置。

  我今年在上海時曾和《時報》的一位先生談話,他說:「日報不當做先鋒,因為日報是要給大多數人看的。」這位先生也是當日做先鋒的人,這句話未免使我大失望。我以為日報因為是給大多數人看的,故最應該做先鋒,故最適宜于做先鋒。何以最適宜呢?因為日報能普及許多人,又可用「旦旦而伐之」的死工夫,故日報的勢力最難抵抗,最易發生效果。何以最應該呢?因為日報既是這樣有力的一種社會工具,若不肯做先鋒,若自甘隨著大隊同行,豈不是放棄了一種大責任?豈不是錯過了一個好機會?豈不是孤負了一種大委託嗎?

  即如《時報》早年的歷史,便是一個明顯的例。《時報》在當日為什麼不跟著大家做長篇的古文論說呢?為什麼要改作短評呢?為什麼要加添文學的附錄呢?《時報》倡出這種種制度之後,十幾年之中,全國的日報都跟著變了,全國的看報人也不知不覺的變了。那幾十萬的讀者,十幾年來,從沒有一個人出來反對某報某報體例的變更的。這就可見那大多數看報的人雖然不免有點天然的惰性,究竟抵不住「旦旦而伐之」的提倡力。假使《申報》今天忽然大變政策,大談社會主義,難道那看《申報》的人明天就會不看《申報》了嗎?又假使《新聞報》明天忽然大變政策,一律改用白話,難道那看《新聞報》的人後天就會不看《新聞報》了嗎?我可以說:「決不會的。」

  看報人的守舊性乃是主筆先生的疑心暗鬼。主筆先生自己喪失了「先鋒」的銳氣,故覺得社會上多數人都不願他努力向前。譬如戴綠眼鏡的人看著一切東西都變綠了,如果他要知道荷花是紅的,金子是黃的,他須得把這副綠眼鏡除下來試試看。今天是《時報》新屋落成的紀念,也是他除舊佈新的一個轉機,我這個同《時報》一塊長大的小時朋友,對他的祝詞,只是:「《時報》是做個先鋒的,是一個立過大功的先鋒,我希望他不必拋棄了先鋒的地位,我希望他發憤向前努力替社會開先路,正如他在十七年前替中國報界開了許多先路!」

  十,十,三 北京

  (原載1921年10月10日《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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