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胡適 > 胡適文存二集 | 上頁 下頁
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14)


  民國九年十年(1920—1921),白話公然叫做國語了。反對的聲浪雖然不曾完全消滅,但始終沒有一種「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反對論。今年(1922)南京出了一種《學衡》雜誌,登出幾個留學生的反對論,也只能謾駡一場,說不出什麼理由來。如梅光迪說的:

  彼等非思想家,乃詭辯家也。……夫古文與八股何涉?而必並為一談。吾國文學,漢魏六朝則駢體盛行,至唐宋則古文大昌,宋、元以來又有白話體之小說戲曲。彼等乃謂文學隨時代而變遷,以為今人當興文學革命,廢文言而用白話。夫革命者,以新代舊,以此易彼之謂。若古文之遞興,乃文學體裁之增加,實非完全變遷,尤非革命也。誠如彼等所雲,則古文之後,當無駢體;白話之後,當無古文。而何以唐、宋以來文學正宗與專門名家皆為作古文或駢體之人?此吾國文學史上事實,豈可否認以圓其私說者乎?……

  這種議論真是無的放矢。正為古文之後還有那背時的駢文,白話已興之後還有那背時的駢文古文,所以有革命的必要。若「古文之後無駢體,白話之後無古文」,那就用不著誰來提倡有意的革命了。又如胡先驌說的:

  胡君(胡適)……以過去之文字為死文字,現在白話中所用之字為活文字;……而以希臘、拉丁文以比中國古文,以英、德、法文以比中國白話。(比字上兩個以字,皆依原文)……以不相類之事,相提並論,以圖眩世欺人而自圓其說,予誠無法以諒胡君之過矣。希臘、拉丁文之于英、德、法,外國文也。苟非國家完全為人所克服,人民完全與他人所同化,(與字所字皆依原文)自無不用本國文字以作文學之理。至義大利之用塔斯干方言為(原作之)國語之故,亦由於羅馬分崩已久,政治中心已有轉移,而塔斯干方言已占重要之位置,而有立為國語之必要也。希臘、拉丁文之于英、德、法文,恰如漢文與日本文之關係。今日人提倡以日本文作文學,其誰能指其非?胡君可謂廢棄古文而用白話文,等於日人之廢棄漢文而用日本文乎?吾知其不然也。……

  其實胡適的答案應該是「正是如此」。中國人用古文作文學,與四百年前歐洲人用拉丁文著書作文,與日本人做漢文,同是一樣的錯誤,同是活人用死文字作文學。至於外國文與非外國文之說,並不成問題。瑞士人,比利時人,美國人,都可以說是用外國文字作本國的文學;但他們用的是活文字,故與用拉丁文不同,與日本人用漢文也不同。

  《學衡》的議論,大概是反對文學革命的尾聲了。我可以大膽說,文學革命已過了議論的時期,反對黨已破產了。從此以後,完全是新文學的創造時期。

  至於這五年以來白話文學的成績,因為時間過近,我們還不便一一的下評判。但是我們從大勢上看來,也可以指出幾個要點:第一,白話詩可以算是上了成功的路了。詩體初解放時,工具還不伏手,技術還不精熟,故還免不了過渡時代的缺點。但最近兩年的新詩,無論是有韻詩,是無韻詩,或是新興的「短詩」,都很有許多成熟的作品。我可以預料十年之內的中國詩界定有大放光明的一個時期。第二,短篇小說也漸漸的成立了。

  這一年多(1921以後)的《小說月報》已成了一個提倡「創作」的小說的重要機關,內中也有幾篇很好的創作。但成績最大的卻是一位託名「魯迅」的。他的短篇小說,從四年前的《狂人日記》到最近的《阿Q正傳》,雖然不多,差不多沒有不好的。第三,白話散文很進步了。長篇議論文的進步,那是顯而易見的,可以不論。這幾年來,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發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這一類的小品,用平淡的談話,包藏著深刻的意味;有時很像笨拙,其實卻是滑稽。

  這一類的作品的成功,就可徹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話」的迷信了。第四,戲劇與長篇小說的成績最壞。戲劇還有人試做;長篇小說不但沒有人做,幾乎連譯本都沒有了!這也是很自然的現象。現在試作新文學的人,或是等著稿費買米下鍋,或是天天和粉筆黑板做朋友;他們的時間只夠做幾件零碎的小作品,如詩,如短篇小說。他們的時間不許他們做長篇的創作。這是一個原因。況且我們近來覺悟從前那種沒有結構沒有組織的小說體——或是《儒林外史》式,或是《水滸》式,已不能使人滿意了,所以不知不覺的格外慎重起來。這個慎重的現象,是暫時的,也許是很好的。平心而論,與其多出幾集無窮無盡的《官場現形記》一類的小說,倒不如現在這樣完全缺貨的好了。

  以上略述文學革命的歷史和新文學的大概。至於詳細的舉例、詳細的評判,我們只好等到申報六十周年紀念時再補罷。

  十一,三,三

  (收入1923年2月《申報》五十周年紀念刊《最近之五十年》,1924年3月《申報》出版此文之單行本)

  附錄 日本譯《中國五十年來之文學》序

  這部書是為上海《申報》五十周年紀念冊作的。我的目的只是要記載這五十年新舊文學過渡時期的短歷史,以備一個時代的掌故,算不得什麼著作。橋川先生竟把他譯成日本文了,實在使我很慚愧。我只好借這個機會,指出一兩處應補充之點。

  第一,這五十年的詞,雖然沒有很高明的作品,然而王鵬運(臨桂人)、朱祖謀(湖州人)一班人提倡詞學,翻刻宋、元詞集,卻是很有功的。王氏的《四印齋所刻詞》,朱氏的《疆邨所刻詞》,吳氏的《雙照樓詞》,都是極可寶貴的材料。從前清初詞人所渴想而不易得見的詞集,現在都成了通行本了。

  第二,近人對於元人的曲子和戲曲,明清人的雜劇傳奇,也都有相當的賞鑒與提倡。最大的成績自然是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和《曲錄》等書。此外,如商務印書館影印的《元曲選》,如日本京都大學文科印行的元槧雜劇三十種,如劉世珩的《暖紅室匯刻傳奇》,如董康刻的《盛明雜劇》,都可算是這幾十年中的重要供獻。

  第三,小說向來受文士的蔑視,但這幾十年中也漸漸得著了相當的承認。古小說的發現,尤為這個時期的特色。《宣和遺事》的翻印,《五代史平話》殘本的刻行,《唐三藏取經詩話》的來自日本,南宋《京本通俗小說》的印行,都可給文學史家許多材料。近年我們提倡用新式標點符號翻印古小說,如《水滸傳》,《紅樓夢》之類,加上歷史的考證,文學的批評,這也可算是這個時期一種小貢獻。

  以上不過是補充原本的遺漏,略表我對於譯者的謝意和對於讀者的歉意。

  中華民國十二年三月七日 胡適序於北京


學達書庫(xuoda.com)
上一頁 回目錄 回首頁 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