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14)

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14)

　　民國九年十年（1920—1921），白話公然叫做國語了。反對的聲浪雖然不曾完全消滅，但始終沒有一種「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反對論。今年（1922）南京出了一種《學衡》雜誌，登出幾個留學生的反對論，也只能謾駡一場，說不出什麼理由來。如梅光迪說的：

　　彼等非思想家，乃詭辯家也。……夫古文與八股何涉？而必並為一談。吾國文學，漢魏六朝則駢體盛行，至唐宋則古文大昌，宋、元以來又有白話體之小說戲曲。彼等乃謂文學隨時代而變遷，以為今人當興文學革命，廢文言而用白話。夫革命者，以新代舊，以此易彼之謂。若古文之遞興，乃文學體裁之增加，實非完全變遷，尤非革命也。誠如彼等所雲，則古文之後，當無駢體；白話之後，當無古文。而何以唐、宋以來文學正宗與專門名家皆為作古文或駢體之人？此吾國文學史上事實，豈可否認以圓其私說者乎？……

　　這種議論真是無的放矢。正為古文之後還有那背時的駢文，白話已興之後還有那背時的駢文古文，所以有革命的必要。若「古文之後無駢體，白話之後無古文」，那就用不著誰來提倡有意的革命了。又如胡先驌說的：

　　胡君（胡適）……以過去之文字為死文字，現在白話中所用之字為活文字；……而以希臘、拉丁文以比中國古文，以英、德、法文以比中國白話。（比字上兩個以字，皆依原文）……以不相類之事，相提並論，以圖眩世欺人而自圓其說，予誠無法以諒胡君之過矣。希臘、拉丁文之于英、德、法，外國文也。苟非國家完全為人所克服，人民完全與他人所同化，（與字所字皆依原文）自無不用本國文字以作文學之理。至義大利之用塔斯干方言為（原作之）國語之故，亦由於羅馬分崩已久，政治中心已有轉移，而塔斯干方言已占重要之位置，而有立為國語之必要也。希臘、拉丁文之于英、德、法文，恰如漢文與日本文之關係。今日人提倡以日本文作文學，其誰能指其非？胡君可謂廢棄古文而用白話文，等於日人之廢棄漢文而用日本文乎？吾知其不然也。……

　　其實胡適的答案應該是「正是如此」。中國人用古文作文學，與四百年前歐洲人用拉丁文著書作文，與日本人做漢文，同是一樣的錯誤，同是活人用死文字作文學。至於外國文與非外國文之說，並不成問題。瑞士人，比利時人，美國人，都可以說是用外國文字作本國的文學；但他們用的是活文字，故與用拉丁文不同，與日本人用漢文也不同。

　　《學衡》的議論，大概是反對文學革命的尾聲了。我可以大膽說，文學革命已過了議論的時期，反對黨已破產了。從此以後，完全是新文學的創造時期。

　　至於這五年以來白話文學的成績，因為時間過近，我們還不便一一的下評判。但是我們從大勢上看來，也可以指出幾個要點：第一，白話詩可以算是上了成功的路了。詩體初解放時，工具還不伏手，技術還不精熟，故還免不了過渡時代的缺點。但最近兩年的新詩，無論是有韻詩，是無韻詩，或是新興的「短詩」，都很有許多成熟的作品。我可以預料十年之內的中國詩界定有大放光明的一個時期。第二，短篇小說也漸漸的成立了。

　　這一年多（1921以後）的《小說月報》已成了一個提倡「創作」的小說的重要機關，內中也有幾篇很好的創作。但成績最大的卻是一位託名「魯迅」的。他的短篇小說，從四年前的《狂人日記》到最近的《阿Q正傳》，雖然不多，差不多沒有不好的。第三，白話散文很進步了。長篇議論文的進步，那是顯而易見的，可以不論。這幾年來，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發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這一類的小品，用平淡的談話，包藏著深刻的意味；有時很像笨拙，其實卻是滑稽。

　　這一類的作品的成功，就可徹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話」的迷信了。第四，戲劇與長篇小說的成績最壞。戲劇還有人試做；長篇小說不但沒有人做，幾乎連譯本都沒有了！這也是很自然的現象。現在試作新文學的人，或是等著稿費買米下鍋，或是天天和粉筆黑板做朋友；他們的時間只夠做幾件零碎的小作品，如詩，如短篇小說。他們的時間不許他們做長篇的創作。這是一個原因。況且我們近來覺悟從前那種沒有結構沒有組織的小說體——或是《儒林外史》式，或是《水滸》式，已不能使人滿意了，所以不知不覺的格外慎重起來。這個慎重的現象，是暫時的，也許是很好的。平心而論，與其多出幾集無窮無盡的《官場現形記》一類的小說，倒不如現在這樣完全缺貨的好了。

　　以上略述文學革命的歷史和新文學的大概。至於詳細的舉例、詳細的評判，我們只好等到申報六十周年紀念時再補罷。

　　十一，三，三

　　（收入1923年2月《申報》五十周年紀念刊《最近之五十年》，1924年3月《申報》出版此文之單行本）

　　附錄　日本譯《中國五十年來之文學》序

　　這部書是為上海《申報》五十周年紀念冊作的。我的目的只是要記載這五十年新舊文學過渡時期的短歷史，以備一個時代的掌故，算不得什麼著作。橋川先生竟把他譯成日本文了，實在使我很慚愧。我只好借這個機會，指出一兩處應補充之點。

　　第一，這五十年的詞，雖然沒有很高明的作品，然而王鵬運（臨桂人）、朱祖謀（湖州人）一班人提倡詞學，翻刻宋、元詞集，卻是很有功的。王氏的《四印齋所刻詞》，朱氏的《疆邨所刻詞》，吳氏的《雙照樓詞》，都是極可寶貴的材料。從前清初詞人所渴想而不易得見的詞集，現在都成了通行本了。

　　第二，近人對於元人的曲子和戲曲，明清人的雜劇傳奇，也都有相當的賞鑒與提倡。最大的成績自然是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和《曲錄》等書。此外，如商務印書館影印的《元曲選》，如日本京都大學文科印行的元槧雜劇三十種，如劉世珩的《暖紅室匯刻傳奇》，如董康刻的《盛明雜劇》，都可算是這幾十年中的重要供獻。

　　第三，小說向來受文士的蔑視，但這幾十年中也漸漸得著了相當的承認。古小說的發現，尤為這個時期的特色。《宣和遺事》的翻印，《五代史平話》殘本的刻行，《唐三藏取經詩話》的來自日本，南宋《京本通俗小說》的印行，都可給文學史家許多材料。近年我們提倡用新式標點符號翻印古小說，如《水滸傳》，《紅樓夢》之類，加上歷史的考證，文學的批評，這也可算是這個時期一種小貢獻。

　　以上不過是補充原本的遺漏，略表我對於譯者的謝意和對於讀者的歉意。

　　中華民國十二年三月七日　胡適序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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