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12)

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12)

　　這五個時期的白話文學之中，最重要的是這五百年中的白話小說。這五百年之中，流行最廣，勢力最大，影響最深的書，並不是《四書五經》，也不是性理的語錄，乃是那幾部「言之無文行之最遠」的《水滸》、《三國》、《西遊》、《紅樓》。這些小說的流行便是白話的傳播；多賣得一部小說，便添得一個白話教員。所以這幾百年來，白話的知識與技術都傳播的很遠，超出平常所謂「官話疆域」之外。試看清朝末年南方作白話小說的人，如李伯元是常州人，吳沃堯是廣東人，便可以想見白話傳播之遠了。但丁（Dante）鮑高嘉（Boccacio）的文學，規定了義大利的國語；嘉叟（Chaucer）衛克烈夫（Wycliff）的文學，規定了英吉利的國語；十四五世紀的法蘭西文學，規定了法蘭西的國語。中國國語的寫定與傳播兩方面的大功臣，我們不能不公推這幾部偉大的白話小說了。

　　中國的國語早已寫定了，又早已傳播的很遠了，又早已產生了許多第一流的活文學了，然而國語還不曾得全國的公認，國語的文學也還不曾得大家的公認：這是因為什麼緣故呢？這裡面有兩個大原因：一是科舉沒有廢止，一是沒有一種有意的國語主張。

　　科舉一日不廢，古文的尊嚴一日不倒。在科舉制度之下，居然能有那無數的白話作品出現，功名富貴的引誘居然買不動施耐庵、曹雪芹、吳敬梓，政府的權威居然壓不住《水滸》、《西遊》、《紅樓》的產生與流傳：這已經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徼幸又最光榮的事了。但科舉的制度究竟能使一般文人鑽在那墨卷古文堆裡過日子，永遠不知道時文古文之外還有什麼活的文學。倘使科舉制度至今還存在，白話文學的運動決不會有這樣容易的勝利。

　　1904年以後，科舉廢止了。但是還沒有人出來明明白白的主張白話文學。二十多年以來，有提倡白話報的，有提倡白話書的，有提倡官話字母的，有提倡簡字字母的：這些人難道不能稱為「有意的主張」嗎？這些人可以說是「有意的主張白話」，但不可以說是「有意的主張白話文學」。他們的最大缺點是把社會分作兩部分：一邊是「他們」，一邊是「我們」。一邊是應該用白話的「他們」，一邊是應該做古文古詩的「我們」。我們不妨仍舊吃肉，但他們下等社會不配吃肉，只好拋塊骨頭給他們吃去罷。這種態度是不行的。

　　1916年以來的文學革命運動，方才是有意的主張白話文學。這個運動有兩個要點與那些白話報或字母的運動絕不相同。第一，這個運動沒有「他們」、「我們」的區別。白話並不單是「開通民智」的工具，白話乃是創造中國文學的唯一工具。白話不是只配拋給狗吃的一塊骨頭，乃是我們全國人都該賞識的一件好寶貝。第二，這個運動老老實實的攻擊古文的權威，認他做「死文學」。從前那些白話報的運動和字母的運動，雖然承認古文難懂，但他們總覺得「我們上等社會的人是不怕難的：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這些「人上人」大發慈悲心，哀念小百姓無知無識，故降格做點通俗文章給他們看。但這些「人上人」自己仍舊應該努力模仿漢、魏、唐、宋的文章。這個文學革命便不同了；他們說，古文死了二千年了，他的不孝子孫瞞住大家，不肯替他發喪舉哀；現在我們來替他正式發訃文，報告天下「古文死了！死了兩千年了！你們愛舉衷的，請舉哀罷！愛慶祝的，也請慶祝罷！」

　　這個「古文死了兩千年」的訃文出去之後，起初大家還不相信；不久，就有人紛紛議論了；不久，就有人號啕痛哭了。那號啕痛哭的人，有些哭過一兩場，也就止哀了；有些一頭哭，一頭痛駡那些發訃文的人，怪他們不應該做這種「大傷孝子之心」的惡事；有些從外國奔喪回來，雖然素同死者沒有多大交情，但他們聽見哭聲，也忍不住跟著哭一場，聽見罵聲，也忍不住跟著罵一場。所以這種哭聲罵聲至今還不曾完全停止。但是這個死信是不能再瞞的了，倒不如爽爽快快說穿了，叫大家痛痛快快哭幾天，不久他們就會「節哀盡禮」的；即使有幾個「終身孺慕」的孝子，那究竟是極少數人，也顧不得了。

　　文學革命的主張，起初只是幾個私人的討論，到民國六年（1917）一月方才正式在雜誌上發表。第一篇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還是很和平的討論。胡適對於文學的態度，始終只是一個歷史進化的態度。故他這一篇的要點是：

　　文學者，隨時代而變遷者也。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因時進化，不能自止。唐人不當作商周之詩，宋人不當作相如子雲之賦，即令作之，亦必不工。逆天背時，違進化之跡，故不能工也。……

　　以今世歷史進化的眼光觀之，則白話文學之為中國文學之正宗，又為將來文學必用之利器，可斷言也。

　　後來他的《歷史的文學觀念論》說的更詳細：

　　居今日而言文學改良，當注重「歷史的文學觀念」。一言以蔽之曰：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此時代與彼時代之間，雖皆有承前啟後之關係，而決不容完全抄襲；其完全抄襲者，決不成為真文學。愚惟深信此理，故以為古人已造古人之文學，今人當造今人之文學。……縱觀古今文學變遷之趨勢，……白話之文學，自宋以來，雖見屏於古文家，而終一線相承，至今不絕。……豈不以此為吾國文學趨勢自然如此，故不可禁遏而日以昌大耶？……吾輩之攻古文家，正以其不明文學之趨勢，而強欲作一千年二千年以上之文。此說不破，則白話之文學無有列為文學正宗之一日，而世之文人將猶鄙薄之，以為小道邪徑而不肯以全力經營造作之。……夫不以全副精神造文學而望文學之發生，此猶不耕而求獲，不食而求飽也，亦終不可得矣。施耐庵、曹雪芹諸人所以能有成者，正賴其有特別毅力，能以全力為之耳。

　　胡適自己常說他的歷史癖太深，故不配作革命的事業。文學革命的進行，最重要的急先鋒是他的朋友陳獨秀。陳獨秀接著《文學改良芻議》之後，發表了一篇《文學革命論》（六年二月），正式舉起「文學革命」的旗子。他說：

　　余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為吾友之聲援。

　　旗上大書吾革命軍三大主義：

　　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

　　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

　　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陳獨秀的特別性質是他的一往直前的定力。那時胡適遠在美洲，曾有信給獨秀說：

　　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願國中人士能平心靜氣與吾輩同力研究此問題。討論既熟，是非自明。吾輩已張革命之旗，雖不容退縮，然亦不敢以吾輩所主張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六年四月九日）

　　可見胡適當時承認文學革命還在討論的時期。他那時正在用白話作詩詞，想用實地試驗來證明白話可以作韻文的利器，故自取集名為《嘗試集》。他這種態度太和平了。若照他這個態度做去，文學革命至少還須經過十年的討論與嘗試。但陳獨秀的勇氣恰好補救這個太持重的缺點。獨秀答書說：

　　鄙意容納異議，自由討論，固為學術發達之原則；獨至放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文學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這種態度，在當日頗引起一般人的反對。但當日若沒有陳獨秀「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的精神，文學革命的運動決不能引起那樣大的注意。反對即是注意的表示。

　　民國六年的《新青年》裡有許多討論文學的通信，內中錢玄同的討論很多可以補正胡適的主張。民國七年一月，《新青年》重新出版，歸北京大學教授陳獨秀、錢玄同、沈尹默、李大釗、劉複、胡適六人輪流編輯。這一年的《新青年》（四卷五卷）完全用白話做文章。七年四月有胡適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大旨說：

　　我的「建設新文學論」的唯一宗旨只有十個大字：「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我們所提倡的文學革命只是要替中國創造一種國語的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方才可以有文學的國語。有了文學的國語，我們的國語方才算得真正國語。

　　這篇文章名為「建設的」，其實還是破壞的方面最有力。他說：

　　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學，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經死了的語言文字做的，死文字決不能產出活文學。……簡單說來，自從《三百篇》到於今，中國的文學凡是有一些兒價值有一些兒生命的，都是白話的，或是近於白話的。……中國若想有活文學，必須用白話，必須用國語，必須做國語的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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