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讀梁漱冥先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4)

讀梁漱冥先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4)

　　但思想的方法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備的。往往積了千萬年的經驗，到了一個成人時期，又被外來的阻力摧折毀壞了，重複陷入幼稚的時期。印度自吠陀時代以至玄奘西游之時，幾千年繼續磨練的結果，遂使印度學術界有近于科學的因明論理與唯識心理。這個時代，梁先生也承認是「嚴刻的理智態度，走科學的路」。但回教不久征服印度了，佛教不久就絕跡於印度，而這條「科學的路」遂已開而複塞了。中國方面，也是如此。自上古以至東周，銖積寸累的結果，使戰國時代呈現一個燦爛的哲學科學的時期。這個時代的學派之中，如墨家的成績，梁先生也不能不認為「西洋適例」（頁一七四）。

　　然而久長的戰禍，第一個統一帝國的摧殘，第二個統一帝國的兵禍與專制，遂又使個成熟的時期的思想方法逐漸退化，陷入讖緯符命的黑暗時代。東漢以後，王充以至王弼，多少才士的反抗，終久抵不住外族的大亂與佛教（迷信的佛教，這時候還沒有因明唯識呢）的混入中國！一千年的黑暗時代逐漸過去之後，方才有兩宋的中興。宋學是從中古宗教裡滾出來的，程頤、朱熹一派認定格物致知的基本方法。大膽的疑古，小心的考證，十分明顯的表示一種「嚴刻的理智態度，走科學的路」，這個風氣一開，中間雖有陸、王的反科學的有力運動，終不能阻止這個科學的路重現而大盛於最近的三百年。這三百年的學術，自顧炎武、閻若璩以至戴震、崔述、王念孫、王引之，以至孫詒讓、章炳麟，我們決不能不說是「嚴刻的理智態度，走科學的路」。

　　然而梁先生何以閉眼不見呢？只因為他的成見太深，凡不合於他的成見的，他都視為「化外」。故孔、墨先後並起，而梁先生忍心害理的說「孔子代表中國，而墨子則西洋適例！」（頁一七四）故近世八百年的學術史上，他只認「晚明泰州王氏父子心齋先生東崖先生為最合我意」，而那影響近代思想最大最深的朱熹竟一字不提！他對於朱學與清朝考據學，完全閉眼不見，所以他能說：

　　科學方法在中國簡直沒有。（頁八六）

　　究竟是真沒有呢？還是被梁先生驅為「化外」了呢？

　　我們承認那「有限的可能說」，所以對於各民族的文化不敢下攏統的公式。我們承認各民族在某一個時代的文化所表現的特徵，不過是環境與時間的關係，所以我們不敢拿「理智」、「直覺」等等簡單的抽象名詞來概括某種文化，我們拿歷史眼光去觀察文化，只看見各種民族都在那「生活本來的路」上走，不過因環境有難易，問題有緩急，所以走的路有遲速的不同，到的時候有先後的不同。歷史是一面照妖鏡，可以看出各種文化的原形；歷史又是一座孽鏡臺，可以照出各種文化的過去種種經過。

　　在歷史上，我們看出那現在科學化（實在還是很淺薄的科學化）的歐洲民族也曾經過一千年的黑暗時代，也曾十分迷信宗教，也曾有過寺院制度，也曾做過種種苦修的生活，也曾極力壓抑科學，也曾有過嚴厲的清淨教風，也曾為衛道的熱心燒死多少獨立思想的人。究竟民族的根本區分在什麼地方？至於歐洲文化今日的特色，科學與德謨克拉西，都可用歷史的事實來說明：我們只可以說歐洲民族在這三百年中，受了環境的逼迫，趕上了幾步，在征服環境的方面的成績比較其餘各民族確是大的多多。這也不是奇事：本來賽跑最怕趕上；趕上一步之後，先到的局面已成。但賽跑爭先，雖然只有一個人得第一，落後的人，雖不能搶第一，而慢慢走去終也有到目的地的時候。

　　現在全世界大通了，當初鞭策歐洲人的環境和問題現在又來鞭策我們了。將來中國和印度的科學化與民治化，是無可疑的。他們的落後，也不過是因為缺乏那些逼迫和鞭策的環境與問題，並不是因為他們的生活方式上有什麼持中和向後的根本毛病，也並不是因為他們的生活上有直覺和現量的根本區別。民族的生活沒有不用智慧的。但在和緩的境地之下，智慧稍模糊一點，還不會出大岔子；久而久之，便養成疏懶的智慧習慣了。直到環境逼人而來，懶不下去了，方才感發興起，磨練智慧，以免淘汰。幼稚的民族，根行淺薄，往往當不起環境的逼迫，往往成為環境的犧牲。至於向來有偉大歷史的民族，只要有急起直追的決心，終還有生存自立的機會。自然雖然殘酷，但他還有最慈愛的一點：就是後天的變態大部分不致遺傳下去。一千年的纏足，一旦放了，仍然可以恢復天足！這是使我們對於前途最可樂觀的。

　　梁先生和我們大不相同的地方，只是我們認各種民族都向「生活本來的路」走，而梁先生卻認中國、印度另走兩條路。梁先生說：

　　中國人不是同西方人走一條路線，因為走的慢，比人家慢了幾十裡路。若是同一路線而少走些路，那麼，慢慢的走，終究有一天趕的上。若是各自走到別的路線上去，別一方向上去，那麼，無論走好久，也不會走到那西方人所達到的地點上去的！（頁八四）

　　若照這樣說法，我們只好絕望了。然而梁先生卻又相信中國人同西洋人接觸之後，也可以科學化，也可以民治化。他並且預言全世界西方化之後，還可以中國化，還可以印度化。如此說來，文化的變化豈不還是環境的關係嗎？又何嘗有什麼「抽象的樣法」的根本不同呢？他既不能不拿環境的變遷來說明將來的文化，他何不老實用同樣的原因來說明現在的文化的偶然不同呢？

　　這篇文章，為篇幅所限，只能指出原書的缺陷，而不及指出他的許多好處（如他說中國人現在應該「排斥印度的態度，絲毫不能容留」一節），實在是我們很抱歉的。

　　十二，三，二十八

　　（原載1923年4月1日《讀書雜誌》第8期）

　　附錄：答梁漱冥先生來書

　　漱冥先生：

　　頃奉手書，有雲，「尊文間或語近刻薄，頗失難度；原無嫌怨，曷為如此？」

　　「嫌怨」一語，未免言重，使人當不起。至於刻薄之教，則深中適作文之病。然亦非有意為刻薄也。適每謂吾國散文中最缺乏詼諧風味，而最多板板面孔說規矩話。因此，適作文往往喜歡在極莊重的題目上說一兩句滑稽話，有時不覺流為輕薄，有時流為刻薄。在辯論之文中，雖有時亦因此而增加效力，然亦往往因此挑起反感。如此文自信對於先生毫無惡意，而筆鋒所至，竟蹈刻薄之習，至惹起先生「嫌怨」之疑，敢不自省乎？

　　得來示後，又複檢此文，疑先生所謂刻薄，大概是指「一條線」「閉眼」等等字樣。此等處皆摭拾大著中語，隨手用來為反駁之具，誠近於刻薄。然此等處實亦關於吾二人性情上之不同。適頗近於玩世，而先生則屢自言凡事「認真」。以凡事「認真」之人，讀玩世滑稽之言，宜其扞格不入者多矣。如此文中，「宋學是從中古宗教裡滾出來的」一個「滾」字，在我則為行文時之偶然玩意不恭，而在先生，必視為輕薄矣。又如文中兩次用「化外」，此在我不過是隨手拈來的一個Pun，未嘗不可涉筆成趣，而在「認真」如先生者，或竟以為有意刻薄矣。

　　輕薄與刻薄固非雅度，然凡事太認真亦非汪汪雅度也。如那年第三院之送別會，在將散會之際，先生忽發「東方文化是什麼」之問，此一例也。後來先生竟把孟和先生一時戲言筆之於書，以為此足證大家喜歡說虛偽的話。此又一例也。玩世的態度固可以流入刻薄；而認真太過，武斷太過，亦往往可以流入刻薄。先生「東西文化」書中，此種因自信太過，或武斷太過，而不覺流為刻薄的論調，亦複不少。頁一六，頁一六四即是我個人身受的兩個例。此非反唇相稽也。承先生不棄，懇切相規，故敢以此為報，亦他山之錯，朋友之誼應爾耳。先生想不以為罪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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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敬上　十二，四，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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