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貞操問題(2)

貞操問題(2)

　　第二，烈婦殉夫問題

　　寡婦守節最正當的理由是夫婦間的愛情。婦人殉夫最正當的理由也是夫婦間的愛情。愛情深了，生離尚且不能堪，何況死別？再加以宗教的迷信，以為死後可以夫婦團圓。因此有許多婦人，夫死之後，情願殺身從夫於地下。這個不屬貞操問題。但我以為無論如何，這也是個人恩愛問題，應由個人自由意志去決定。無論如何，法律總不該正式褒揚婦人自殺殉夫的舉動。一來呢，殉夫既由於個人的恩愛，何須用法律來褒揚鼓勵？二來呢，殉夫若由於死後團圓的迷信，更不該有法律的褒揚了。三來呢，若用法律來褒揚殉夫的烈婦，有一些好名的婦人，便要借此博一個「青史留名」；是法律的褒揚反發生一種沽名釣譽，作偽不誠的行為了！

　　第三，貞女烈女問題

　　未嫁而夫死的女子，守貞不嫁的，是「貞女」；殺身殉夫的，是「烈女」。我上文說過，夫婦之間若沒有恩愛，即沒有貞操可說。依此看來，那未嫁的女子，對於他丈夫有何恩愛？既無恩愛，更有何貞操可守？我說到這裡，有個朋友駁我道，「這話別人說了還可，胡適之可不該說這話。為什麼呢？你自己曾做過一首詩，詩裡有一段道：

　　我不認得他，他不認得我，我卻常念他，這是為什麼？
　　豈不因我們，分定常相親？由分生情意，所以非路人。
　　海外土生子，生不識故里，終有故鄉情，其理亦如此。

　　依你這詩的理論看來，豈不是已訂婚而未嫁娶的男女因為名分已定，也會有一種情意。既有了情意，自然發生貞操問題。你於今又說未婚嫁的男女沒有恩愛，故也沒有貞操可說，可不是自相矛盾嗎？」

　　我聽了這番駁論，幾乎開口不得。想了一想，我才回答道：我那首詩所說名分上發生的情意，自然是有的；若沒有那種名分上的情意，中國的舊式婚姻決不能存在。如舊日女子聽人說他未婚夫的事，即面紅害羞，即留神注意，可見他對他未婚夫實有這種名分上所發生的情誼。但這種情誼完全屬理想的。這種理想的情誼往往因實際上的反證，遂完全消滅。如女子懸想一個可愛的丈夫，及到嫁時，只見一個極下流不堪的男子，他如何能堅持那從前理想中的情誼呢？

　　我承認名分可以發生一種情誼，我並且希望一切名分都能發生相當的情誼。但這種理想的情誼，依我看來實在不夠發生終身不嫁的貞操，更不夠發生殺身殉夫的節烈。即使我更讓一步，承認中國有些女子，例如吳研人《恨海》裡那個浪子的聘妻，深中了聖賢經傳的毒，由名分上真能生出極濃摯的情誼，無論他未婚夫如何淫蕩，人格如何墮落，依舊貞一不變。試問我們在這個文明時代，是否應該贊成提倡這種盲從的貞操？這種盲從的貞操，只值得一句「其愚不可及也」的評論，卻不值得法律的褒揚。法律既許未嫁的女子夫死再嫁，便不該褒揚處女守貞。至於法律褒揚無辜女子自殺以殉不曾見面的丈夫，那更是男子專制時代的風俗，不該存在于現今的世界。

　　總而言之，我對於中國人的貞操問題，有三層意見。

　　第一，這個問題，從前的人都看作「天經地義」，一味盲從，全不研究「貞操」兩字究竟有何意義。我們生在今日，無論提倡何種道德，總該想想那種道德的真意義是什麼。《墨子》說得好：

　　子墨子問於儒者曰，「何故為樂？」曰，「樂以為樂也」。子墨子曰，「子未我應也。今我問曰，『何故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為男女之別也』，則子告我為室之故矣。今我問曰，『何故為樂？』曰，『樂以為樂也』。是猶曰，『何故為室？』曰，『室以為室也』」。（《公孟》篇）

　　今試問人「貞操是什麼？」或「為什麼你褒揚貞操？」他一定回答道，「貞操就是貞操。我因為這是貞操，故褒揚他」。這種「室以為室也」的論理，便是今日道德思想宣告破產的證據。故我做這篇文字的第一個主意只是要大家知道「貞操」這個問題並不是「天經地義」，是可以徹底研究，可以反復討論的。

　　第二，我以為貞操是男女相待的一種態度，乃是雙方交互的道德，不是偏於女子一方面的。由這個前提，便生出幾條引申的意見：（一）男子對於女子，丈夫對於妻子，也應有貞操的態度；（二）男子做不貞操的行為，如嫖妓娶妾之類，社會上應該用對待不貞婦女的態度來對待他；（三）婦女對於無貞操的丈夫，沒有守貞操的責任；（四）社會法律既不認嫖妓納妾為不道德，便不該褒揚女子的「節烈貞操」。

　　第三，我絕對的反對褒揚貞操的法律。我的理由是：

　　（一）貞操既是個人男女雙方對待的一種態度，誠意的貞操是完全自動的道德，不容有外部的干涉，不須有法律的提倡。

　　（二）若用法律的褒揚為提倡貞操的方法，勢必至造成許多沽名釣譽，不誠實，無意識的貞操舉動。

　　（三）在現代社會，許多貞操問題，如寡婦再嫁，處女守貞，等等問題的是非得失，卻都還有討論餘地，法律不當以武斷的態度制定褒貶的規條。

　　（四）法律既不獎勵男子的貞操，又不懲男子的不貞操，便不該單獨提倡女子的貞操。

　　（五）以近世人道主義的眼光看來，褒揚烈婦烈女殺身殉夫，都是野蠻殘忍的法律，這種法律，在今日沒有存在的地位。

　　民國七年七月

　　（原載1918年7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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