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

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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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歐洲學術史的人知道科學方法不是專講方法論的哲學家所發明的，是實驗室裡的科學家所發明的，不是亞裡士多德（Aristotle），倍根（Bacon），彌兒（Mill）一般人提倡出來的，是格利賴（Galileo），牛敦（Newton），勃裡斯來（Priestley）一般人實地試行出來的。即如世人所推為歸納論理的始祖的倍根，他不過曾提倡知識的實用和事實的重要，故略帶著科學的精神。其實他所主張的方法，實行起來，全不能適用，決不能當「科學方法」的尊號。後來科學大發達，科學的方法已經成了一切實驗室的公用品，故彌兒能把那時科學家所用的方法編理出來，稱為歸納法的五種細則。

　　但是彌兒的區分，依科學家的眼光看來，仍舊不是科學用來發明真理解釋自然的方法的全部。彌兒和倍根都把演繹法看得太輕了，以為只有歸納法是科學方法。近來的科學家和哲學家漸漸的懂得假設和證驗都是科學方法所不可少的主要分子，漸漸的明白科學方法不單是歸納法，是演繹和歸納互相為用的，忽而歸納，忽而演繹，忽而又歸納；時而由個體事物到全稱的通則，時而由全稱的假設到個體的事實，都是不可少的。我們試看古今來多少科學的大發明，便可明白這個道理。更淺一點，我們走進化學實驗室裡去做完一小盒材料的定性分析，也就可以明白科學的方法不單是歸納一項了。

　　歐洲科學發達了二三百年，直到於今方才有比較的圓滿的科學方法論。這都是因為高談方法的哲學家和發明方法的科學家向來不很接近，所以高談方法的人至多不過能得到一點科學的精神和科學的趨勢；所以創造科學方法和實用科學方法的人，也只顧他自己研究試驗的應用，不能用哲學綜合的眼光把科學方法的各方面詳細表示出來，使人瞭解。哲學家沒有科學的經驗，決不能講圓滿的科學方法論。科學家沒有哲學的興趣，也決不能講圓滿的科學方法論。

　　不但歐洲學術史可以證明我這兩句話，中國的學術史也可以引來作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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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印度系的哲學盛行之後，中國系的哲學復興之初，第一個重要問題就是方法論，就是一種邏輯。那個時候，程子到朱子的時候，禪宗盛行，一個「禪」字幾乎可以代表佛學。佛學中最講究邏輯的幾個宗派，如三論宗和法相宗都很不容易研究，經不起少許政府的摧殘，就很衰微了。只有那「明心見性，不立文字」的禪宗，仍舊風行一世。但是禪宗的方法完全是主觀的頓悟，決不是多數人「自悟悟他」的方法。宋儒最初有幾個人曾採用道士派關起門來虛造宇宙論的方法，如周濂溪、邵康節一班人。但是他們只造出幾種道士氣的宇宙觀，並不曾留下什麼方法論。直到後來宋儒把《禮記》裡面一篇一千七百五十個字的《大學》提出來，方才算是尋得了中國近世哲學的方法論。自此以後，直到明代和清代，這篇一千七百五十個字的小書仍舊是各家哲學爭論的焦點。程、朱、陸、王之爭，不用說了。直到二十多年前康有為的《長興學記》裡還爭論「格物」兩個字究竟怎樣解說呢！

　　《大學》的方法論，最重要的是「致知在格物」五個字。程子、朱子一派的解說是：

　　所謂「致如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裡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朱子補《大學》第五章）

　　這一種「格物」說便是程、朱一派的方法論。這裡面有幾點很可注意。（1）他們把「格」字作「至」字解，朱子用的「即」字，也是「到」的意思。「即物而窮其理」是自己去到事物上尋出物的道理來。這便是歸納的精神。（2）「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這是很偉大的希望。科學的目的，也不過如此。小程子也說，「語莫大至天地之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倘宋代的學者真能抱著這個目的做去，也許做出一些科學的成績。

　　但是這種方法何以沒有科學的成績呢？這也有種種原因。（1）科學的工具器械不夠用。（2）沒有科學應用的需要。科學雖不專為實用，但實用是科學發展的一個絕大原因。小程子臨死時說，「道著用，便不是。」這種絕對非功用說，如何能使科學有發達的動機？（3）他們既不講實用，又不能有純粹的愛真理的態度。他們口說「致知」，但他們所希望的，並不是這個物的理和那個物的理，乃是一種最後的絕對真理。小程子說，「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又說，「自一身之中，至萬物之理，但理會得多，自然豁然有覺悟處」。朱子上文說的「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裡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這都可證宋儒雖然說「今日格一事，明日格一事』，但他們的目的並不在今日明日格的這一事。他們所希望的是那「一旦豁然貫通」的絕對的智慧。這是科學的反面。科學所求的知識正是這物那物的道理，並不妄想那最後的無上智慧。丟了具體的物理，去求那「一旦豁然貫通」的大徹大悟，決沒有科學。

　　再論這方法本身也有一個大缺點。科學方法的兩個重要部分，一是假設，一是實驗。沒有假設，便用不著實驗。宋儒講格物全不注重假設。如小程子說，「致知在格物，物來則知起。物各付物，不役其知，則意誠不動」。天下那有「不役其知」的格物？這是受了《樂記》和《淮南子》所說「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那種知識論的毒。「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動的觀察，沒有假設的解釋，也不用實驗的證明。這種格物如何能有科學的發明？

　　但是我們平心而論，宋儒的格物說，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點歸納的精神。「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其真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一句話裡，的確含有科學的基礎。朱子一生有時頗能做一點實地的觀察。我且舉朱子《語錄》裡的兩個例：

　　（1）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為波浪之狀，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麼事凝了。

　　（2）嘗見高山有螺蚌殼，或生石中。此石即舊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卻變而為高，柔者卻變而為剛。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驗者。

　　這兩條都可見朱子頗能實行格物。他這種觀察，斷案雖不正確，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質學者，觀察同類的現狀，加上膽大的假設，作為有系統的研究，便成了歷史的地質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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