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問題與主義(3)

問題與主義(3)

　　胡君說主義有危險。依吾的意見，主義的自身並沒有什麼危險。所謂危險，都在貫徹主義的實行方法。何以故呢？因為凡是主義，必定含著一種未來的理想。在尚未實現的時候，如何能判定他危險不危險呢？若指他試驗中間所發生的種種惡現象而言，則凡屬試驗的事物，必須經過種種錯誤，才能成功，所謂錯誤，也只方法上的錯誤，不獨主義為然。況且主義不過是一種標準趨向態度，並非實行方法。在同一主義之下，可以有種種不同或是相反的方法。危險不危險，全看選擇的精確不精確。擇術不精，才有危險，如何能怪及主義呢？譬如羅盤針雖是航海的趨向標準；但同一方向的海路，本不只一條，海中間所有的危險，也不只一途；你自測量不精，走錯了路，如何能怪及羅盤針指示的方向不對呢？故說主義危險，實是因果倒置。……

　　照吾以上說法，問題與主義，並不是相反而不能並立的東西。現在且把問題主義方法三種相連的關係，歸結到下列五點。

　　（一）一種問題的實行方法，本有種種條款，有重要的，有不重要的，有聯屬的，有矛盾的。若無一貫的精神把他整齊貫串，如何能實行有效呢？這種一貫的精神，就是主義。故說主義是方法的標準趨向和態度。

　　（二）問題愈大，性質愈複雜。一個問題，往往含有無數相反的可能性。其中自有最重要而為問題的中心一點。這最重要而為中心一點，在問題自身，原為解決方法的標準，抽象出來，推行到他部分或是他種問題去，即是主義。

　　（三）問題的抽象性，涵蓋性，很有與主義相類的地方。往往同一事件，從受動這方面去看，是個問題，從能動這方面去看，就是主義。換一句話講，問題有一貫的中心，是問題之中有主義；主義常待研究解決，是主義之中有問題：二者自不能截然區別的。

　　（四）社會的環境不同，主義和問題的關係，也就不能一樣。在文化運動進步不息的社會，主義常由問題而產生。因為在這種社會，一切事物，都屬能動性，常跟時代前進。偶有那不進的食物，立刻便引起一般人的注意，成為問題。有問題，便發生各種運動。從這運動中，便產生了若干主義，拿來做解決方法的實行標準。若是在那文化不進步的社會，一切事物，都成了固定性的習慣，則新問題的發生，須待主義的鼓吹成功，才能引人注意。因為這種社會，問題的發生，極不容易。非有一種強有力的主義鼓吹成熟，征服了舊習慣，則無論何種事物，都有一個天經地義的因襲勢力支配在那裡。有敢挾絲毫疑義的人，便是大逆不道。如何能拿來當一個問題，去講求解決方法呢？故在不進步的社會，問題是全靠主義製造成的。

　　（五）不論何種社會，凡是進到何種程度，文化必定漸漸化為固定性，發生停滯的現象。故必常常有少數天才有識的人，起來鼓吹新理想，促進社會的文化；這種新理想，在一般人漸漸首肯之時，即成為主義。由此主義，發生種種問題，試驗又試驗，常懸為未來的進行方針。而在舊習慣所支配的社會，自身不能發生新理想，則往往由他國輸入富於新理想的主義，開拓出一個改革的基礎來。

　　以上五點，即是吾上文所說的結論。胡君對於主義，于吾上文所說外，尚抱有幾個疑點。現請就這幾點上討論。

　　（一）空談主義，是很容易的事，解決問題是很難的事。難易本來是比較的話，沒有絕對的標準。……譬如主義，讀一二小冊子，便可亂談，看起來似乎很易。但是要把一種主義的內容和意義，明白得十分透徹，鼓吹到社會上去，使社會的若干部分，成為信徒，發生主義的運動，這事恐怕就很難。又如解決實際問題，往往費盡力量，不得一個圓滿的結果，看起來似乎很難。但若不問結果，只要糊裡糊塗了結，那了結的方法，正容易呢！可見主義的易不易在主義本身，而在隨便亂談；問題的難，不難在解決方法，而難在解決後的好結果。再進一步言：解決的結果何以有好壞，好結果何以很難，這不可不有一判別的標準。這個標準，就是一種主義……胡君不說應當從主義上做工夫，卻教吾們去想實際解決的方法，那自然是難極的了。

　　（二）胡君說空談外來進口的主義，是沒有什麼用處的。胡君的意思，以為一切主義，都不過是某時某地一種具體方法轉變來的，和吾們實際的需要未必能符；各有各的需要，各有各的方法；故說外來的主義是無用的。這話果然也很有道理。但是在今日世界，文化交通的時代，各社會的需要，漸漸日即日進，一地方有效的主義，在他地也未必無效。吾們只能問主義之有效與否，不必問他是外來的或是自生的。況且所謂實際需要，也得有個解說。在因襲勢力支配的舊社會，他的需要和那文化進步的社會，都是大不相同的。……中國今日所有的新需要，新問題，那一件不是外來的思想主義所產生出來的麼？

　　如果胡君的話是專指不合現時用的那些極端主義而言，命題果然正確的多；但是亦有未盡然的地方。因為一切主義，都含有幾種理想，其中有現時可適用的，有現時不可適用的；甲地可適用的，乙地不可適用的；極端的如是，溫和的亦複如是：這是選擇應用上的問題，和輸入外來的主義無關。即如過激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等等，其中不適合的地方，果然很多，有益處的地方也並非絕無。取長去短，以補他種主義之不足，亦未嘗無效力可言。要在能否運行。研究他亦正不妨。若是概括以空談外來主義為無用，未免有幾分獨斷。

　　（三）胡君說偏向紙上的主義，有為無恥政客用來做害人的危險。胡君這種憂慮是大可不必有的。因為主義進於鼓吹，已不限於紙上的了。人家受他的鼓吹，信奉他的主義，必定要問這種主義的內容和他的影響結果。無恥政客，決不能用來欺人的。……王揖唐講社會主義，依然還是一個王揖唐主義，絕沒有人去上他當的。至於假借名目，用來做陷害人的器具，那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在沒有這些主義的時候，他們何嘗少害了人呢？橫豎吾們是他們眼中釘，有主義也罷，無主義也罷，總有一天拔去了他們才痛快。倒是吾們現時在研究商酌之中，不能自己確立一種最信奉的主義，標明旗幟，和他們短兵相接，是一件最抱憾的事罷。

　　吾現在再簡單總括幾句話：吾們因為要解決從人力車夫的生計，到大總統的權限；從賣淫到賣官賣國；從解散安福部到加入國際聯盟；從女子解放到男子解放等等問題；所以要研究種種主義。主義的研究和鼓吹，是解決問題的最重要最切實的第一步。……

　　（原載1919年8月3日《每週評論》第3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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